庚戌之变，是指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蒙古大军打过长城围困北京达三天之久的一次战争，因战争发生在庚戌之年，故史家称之为“庚戌之变”。

明初以来，蒙古经济不断衰退，多次和明朝求贡，但都遭拒绝，于是俺答大举攻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汗率军犯大同市，大同总兵张达及其所部遭至全歼。八月，俺答汗发动了攻打北京的战役。长驱直入，大举进攻，攻破古北口，进占怀柔区、顺义区、通州区，围攻北京城，明廷上下一片恐慌，遣使至俺答汗大营，同意商谈“互市”，俺答汗退兵白羊口。八月二十五日，北京解严。二十八日，蒙古军全部撤至塞外，战争结束。

整个庚戌之变期间，“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京地区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直到隆庆五年（1571年），达成历史上有名的“隆庆和议”，实现了明朝与蒙古的和解，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局面，蒙古“通贡”“互市”的愿望最终实现。

明初以来，由于蒙古封建主之间的长年混战和明朝对蒙古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捣 巢”、“赶马”以及后来明朝对蒙古地区的经济封锁关闭了各镇的贸市，使蒙古高原，本来就比较落后的社会经济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摧残，更加残破的不堪。北方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之间的联系迫切地需要恢复，在这种情况下，俺答汗决定向明朝求贡。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主动派使者到大同阳和寨要求与明朝通贡互市，并保证今后互不相犯。但是以明世宗为首的一些顽固分子仍认为“虏情多诈”，“其请贡不可信”，不仅拒绝通贡，而且扣留使臣肯切。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复遣使石天爵、满受秃等至大同镇边堡恳切求贡，明廷不审是非，盲目地将石天爵及肯切斩于市。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又派堡尔塞等三人，带来了吉祥礼物，白骆驼九头，白马九匹，白牛九头，金银锅各一口，请求“封贡通市”。但俺答的屡次请求，均遭明廷拒绝，于是他率兵大举攻明，蒙古骑兵即由大同南下，一路烧杀抢掠。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俺答派兵至宣府镇外，将一封类似最后通牒的信射入明营，曰：“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否则秋后复入过关，抢京辅。”明廷获悉后，仍视此为“诡言”，毫不理睬。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率大军攻入长城，直逼京城，掀起了对明朝大规模的战争，史称“庚戌之变”。

俺答汗先降服了朵颜卫酋长影克等，称之为“辽阳军”。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五月，朵颜三卫就多次引蒙古侵犯广宁县、辽阳市，威胁白马关、黄花镇。六月，俺答汗率军攻打大同市。他用百余骑老弱士兵做前导引诱明军，而以精锐骑兵埋伏于沟壑之中。明军果然中计，大同总兵张达及其所部遭至全歼。

七月中旬，俺答、狼台吉等亲率数万鞑大兵，浩浩荡荡地向大同进犯。时因贿赂严嵩之子严世蕃而得任大同总兵的咸宁侯仇鸾惊慌失措，命其家丁时义、侯荣持重金“贿赂俺答汗，令移寇他塞，勿犯大同”。俺答收到仇鸾贿金后，引退离开，移兵东进，向京郊重镇蓟州进犯。八月十四日，俺答顺着潮河川南下到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领镇的军队抵抗。十六日，俺答佯装督兵去汇合蓟镇军队，却令遣精骑从间道黄榆沟破墙而入，兵锋所指，明军顿溃，丢盔卸甲逃窜到山谷中。俺答乘胜进军，当日即抵怀柔区、顺义区等县，大肆杀掠，并长驱直入，向北京进发。十七日，逼近通州区。依仗顺天巡按御史王忬统帅全城军民死守，通州城才幸免失陷。见通州难以在短期内攻陷，俺答遂扎营于通州潞河东岸，积极准备寇犯京城。朝野为之震动，紧急召集各营的兵力防守。年轻人都戍守边关，仅剩下四五万人，但大多年老体弱的。军队紧急向武库索要武器，武库宦官又按惯例要价，不按时发放武器，久久不能行军。

京城兵力之弱，官员、太监之腐败，几乎是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嘉靖被迫诏令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蒋傅分别提督朝中文武大臣各十三人，把守北京市九个城门。又另外调遣都御史商大节统帅朝中科道官，并紧急招募民间仓头义军共四万人，使其与坊甲保伍一道，分置诸门坚守。在实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明世宗甚至不得不将聚集于京师的应试武生也集中起来，并令其与京师军民一起，共同参与京城防御，抵抗俺答入侵。与此同时，明世宗还传谕九边重镇，令九边重镇驻守官兵火速进京勤王。八月十八日，仇鸾接到勤王檄后，即以大同市两万驻守官兵入援京师。保定市巡抚杨守谦则亲率五千保定守兵、游击将军徐仁也统帅延绥（今属陕西榆林市）三千守兵驰至京郊。接着，宣府（今河北宣化市）、山西省、辽阳市（今辽宁辽阳市）、河间市（今河北河间市）等地勤王之师都相继云集京城周围。此时，聚集在北京城外的勤王之师已达五万余众。明世宗亲任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负责总领诸镇勤王之师。八月十九日，俺答汗率兵自白河东渡潞水，向西北进发，沿途抢掠村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是日，俺答掠妇女，大饮于演武堂上，游骑往返京城六门外。仇鸾率领勤王诸兵龟缩城内，不敢主动出击、与敌作战，暗中却派家丁时义、侯荣与俺答议和。

二十日，俺答挥兵至东直门，俘获御马监太监八人以去。二十一日，俺答放回太监杨增等人，令其携俺答之“求贡”文书入见嘉靖。明世宗启封后，见文书多为侮辱谩骂之语，乃召严嵩与徐阶问以对策。两人意见分歧较大，徐阶认为，敌寇驻扎军队近郊，如果答应互贡，恐怕俺答将来要贪得无厌。明世宗认为，关乎国家安全，财宝珠玉不是重要的。

徐阶劝阻，如果俺答想要的不止财宝，不顺从又怎么办呢？明世宗听后悚然认为徐阶可谓远虑。徐阶奏请暂时答应俺答汗的求贡，让他们退兵至边外，等到四方援兵到达，我军就有了准备。明世宗对此建议颇为赞赏，命集廷臣讨论。二十二日，群臣拂晓入朝，到黄昏，嘉靖才到奉天殿，不发一词，只命令徐阶奉敕谕到午门，集聚群臣切实责备了一顿而已。明世宗恼怒群臣不胜任事情，特别恼怒丁汝夔。吏部因而请求起用停职在家的杨守礼、刘源清、史道、许论诸人。丁汝感到不安，请允许让他总督诸将出城作战，而让侍郎谢兰代理部事。明世宗责备他推诿，命丁汝夔居中如故。

俺答汗纵横八天，诸军不敢发一箭。俺答本就无意攻城，而且抢掠到的东西超出原来的估计，于是清理重，从容地趋向白羊座口而离去。事情正棘手时，嘉靖急促地催诸将迎战。丁汝夔去咨询严嵩。严嵩说：“边塞上战败或许可以掩盖，京城之下失利，明世宗没有不知道的，谁来担当这一责任？俺答抢掠充足后自然会离去的。”丁汝夔因此不敢主战，诸将也紧闭营门，俺答因此肆无忌惮地进行抢掠。

俺答于八月十八日引兵夺白羊口（今北京延庆西南）后，向西到边外，而留下余众在京城外。但到撤退之时，大雨倾盆，俺答认为白羊口过于狭窄，怕明军伏击，乃中途掉头，一半由高崖口、镇边城等处，一半由古北口旧路全部出边。在俺答汗北撤白羊口时，仇鸾尾随在敌后。企图袭击落伍的骑兵邀功；俺答突然朝东返回，仇鸾没有意料和防备，军队溃散，死伤一千多人，俺答便慢慢地从古北口出了要塞。各位明军将领把俺答留下的尸体收起来，把脑袋割下来，共八十多个，冒充胜利上报给嘉靖。

朱厚熜事后杀了丁汝夔和杨守谦。俺答见通贡议和无望，遂撤兵退出京畿。八月二十五日，北京解严。八月二十八日，俺答兵马撤出古北口和张家口市。

整个庚戌之变期间，“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明世宗派遣户部侍郎骆颗赈济安抚被侵犯各县，掩埋尸体，安慰创伤。罢除京营提督太监高忠诚、成国公朱希忠、遂安伯陈钅惠。改十二团营为三大营，总三营为戎政府；修建北京外城；置蓟辽总督大臣，辖蓟州﹑保定市﹑辽东三镇，募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诸道兵岁集京师防秋，秋后散去，以为定制；又选各边镇锐卒入卫京师，以京营将分练边兵。明朝北部边防逐渐加强。

嘉靖三十年（1551年）三月，明廷被迫在大同五堡边外以及宣府、上谷郡、延绥、宁夏边外开“马市”，每年两次，发“马价银”十万两，令地方政府买绸缎等物做交换的准备。开市时，俺答戒律部下和民众要严格守约，不得饮酒滋事，须以良马进行交易，蒙方严格守约而明方则常常失约。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明世宗违背蒙明协议，以禁止“牛羊交换粮食”为借口，下诏“罢各边马市”，“复言马市者斩”。于是，为时一年半的马市便关闭了。俺答便又开始了不断的骚扰，同时又遣使到大同要求恢复互市，明世宗下令将来使斩杀。同年八月，仇鸾病死，他过去私通俺答事件被揭发出来，被以谋反罪处以戮尸之刑，传首长城各镇。此后，明朝与俺答又曾一度处于冲突之中。明廷为预防再次发生类似“庚戌之变”的事件，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兴工修建北京外城，至十月间完工，周围七十余里。明廷虽然决意同俺答打仗，但败多胜少，连年损兵折将，长城沿线地区百姓受害极大，纷纷逃散。军费开支激增，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嘉靖逝世，其子朱载坖继位，改元隆庆。在隆庆五年（1571年），达成历史上有名的“隆庆和议”，实现了明朝与蒙古的和解，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局面，蒙古“通贡”“互市”的愿望最终实现。

在俺答侵犯京畿的近半月时间里，京畿地区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虏杀我男妇六万，掳去四万，掠杂畜数百万，焚庐舍万区。通计男妇死且掠者，盖六十万”。明王朝为此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200万。”

“庚戌之战”作为一场战争，直接给蒙汉两族人民带来种种灾难和痛苦，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也有其客观的积极效果。俺答以武力威逼北京时，明廷举朝大震，百官张惶失措，经过反复廷议，决定议和。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蒙和议告成，明廷以银十万两购备了布、帛、绸、缎等物品，开放马市于大同、宣府等地，使中断了的互市关系又重新建立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庚戌之战”促进了互市的实现，具有某种客观的积极作用。

学者苗润华，杜华在《草原佛声蒙古地区黄教第一寺美岱召记》中认为：“北京‘庚戌之变’，是指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蒙古大军打过长城围困北京达三天之久的一次战争，因战争发生在庚戌之年，故史家称之为‘庚戌之变’。此役给明王朝以极大震孩，大明朝野常将之与发生在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刺部俘获朱祁镇的‘土木堡之变’相提并论。”

学者曹彦生在《浅评“庚戌之变”》中说到，“庚戌之变”，是明朝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政治统一的结果。战争是不符合各族人民心愿的，而隆庆和议是“庚戌之变”矛盾解决的必然结局。它有力地证明维护租加强蒙汉人民之间长久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以及相互间的传统友谊和平等互助，才能使蒙古族游牧为主的畜牧业经济同内地先进的农业经济结合起来，共同促进祖国繁荣。

学者许宏芝《土木之变与庚戌之变实质初探》中写道，庚戊之变的结局虽然没有使明蒙之间的贡市关系得以完全恢复，但也使双方的关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双方贡市贸易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