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生》是中国现代作家许地山于1922年创作的一篇叙事散文，起初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1927年收入散文集《空山灵雨》。

《落花生》全文围绕“种花生——收花生——吃花生——议花生”来写，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小时候的一次家庭活动和所受到的教育。散文描述了一家人收获花生的情景，通过谈论花生的好处，借物喻人，揭示了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品格。作者表达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的理念，强调了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性。

《落花生》的语言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在结构的编排上，《落花生》按照故事发生的自然顺序进行叙述，简洁干练，有条不紊，被誉为经典散文之作

“ 五四”时期是“人的自觉”和“个性解放”的时代，许地山在该思潮影响下，冷静地观察和思索着人生的真义，在这一时期许地山创作出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落花生》。

许地山在写作《落花生》之际，正是新文化运动之时，各种新的思潮冲击着处于裂变中的中国社会，在这之前，中国是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又逐渐的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这种封闭而又停滞的社会现实相匹配的是国人头脑中积淀日久的极为浓重的封建旧制度、旧文化的落后因子，这也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许多人的人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求取功名利禄、人前显贵、封妻荫子、出将人相的大有人在，这些追名逐利之徒祸国殃民者多，为民办事者少，尤其是许地山生活的年代，那种抛弃名位、名利而又实干有用的人更是少数。

中国的读书人，即便是在封建社会，历来就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和对理想的高远追求，也由此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读书人理想。如“自我道德完善”或是“不求闻达”或是“名利于我如浮云”等脱俗的情操和高洁的品质。他们更加注重和欣赏具有埋头苦干和默默奉献精神的人。这一理想长久积淀而逐渐形成中国读书人的文化心理势态和价值评判标尺，许地山在时代的影响下创作出了《落花生》。

在“五四”精神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中，许地山以其奇异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和神秘的宗教玄想独树一帜，自1919年初入文坛便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与骨干成员，许地山也将“五四”精神的光泽与其自身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哲学思考携入社群当中。

由于许地山的生活和学习、工作经历的原因，他的散文中充满了宗教意蕴，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广泛注意到。他同时代的作家沈从文就分析到“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教经典中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花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另外是周作人、徐志摩、废名诸人当另论)。这调和，所指的是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合在一处，毫无牵强地融成一片，许地山是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存在，其独特性不在于艺术性，而在于其非同寻常的宗教关怀。许地山的宗教关怀特性在于其“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宗教态度，并将这种宗教思想意识处处渗透于其文学创作中，使其各得其所，有机融合于浓郁的人间关怀之中。

1922年8月，许地山的《落花生》散文在《小说月报》第13卷第8号上发表，1925年，又被收录到许地山散文集《空山灵雨》之中。1932年，该散文被收入河北师范大学初级中学课本中，1939年又被收入《新编初中国文》，直到198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将其收录在《小学语文第十一册》中，成为了小学必选文章，同时，它也是台湾地区中小学教材中的经典课文。

《落花生》着重讲了一家人过收获节的情况,通过谈花生的好处,借物喻人。课文按事情发展的顺序写了种花生、收花生、吃花生、议花生四部分内容。

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施肥，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父亲也来尝尝我们的落花生，好不好？”母亲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还吩咐就在后园的茅草亭过这个节。

晚上天色不太好，可是父亲也来了，实在很难得。

父亲说：“你们爱吃花生么？”

我们争着答应：“爱！”

“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姐姐说：“花生的味儿美。”

哥哥说：“花生可以榨油。”

我说：“花生的价钱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

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

我们都说是，母亲也点点头。

父亲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一样，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父亲说：“对。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我们谈到深夜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亲的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参考资料

许地山在《落花生》的创作上，展现出了简洁朴实的行文风格，无论是在文章的遣词造句上，还是在结构的巧妙编排上，都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落花生》通过一粒小小的花生展现作者的人生理想，花生深埋土中不为人所识，以“牺牲”换取“有用”。文章借物喻理，通过周边的一些寻常小事带给读者人生启迪，花生踏实地扎根土壤，深埋于泥土中，不会发出声音，不会摆动身体，它安安静静地、不声不响地待在泥十里，沉淀于暗无天日的“黑色世界”里，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一点点地成长、发展，即使自己已经有了丰硕的果实，也不急着挤出土壤，钻出地面，而是做好了面对外界一切困难与挑战的准备，有着被人类挖掘、为人类社会贡献命、奉献价值的深刻觉悟，即使在真正获得收获之自订的时期十分煎熬、十分枯燥，花生也不会急于将自己暴露于阳光下，它时刻储蓄着力量面对未知，即使等待时间是漫长的，被发现的机会是不确定的，它仍然有着沉淀下来的耐心，保持着始终平和的态度。

《落花生》全文围绕“种花生——收花生——吃花生——议花生”来写，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小时候的一次家庭活动和所受到的教育。散文描述了一家人收获花生的情景，通过谈论花生的好处，借物喻人，揭示了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品格。作者表达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的理念，强调了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性。

“落花生”精神

从一粒花生映照出人生，揭示出“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用的人。”

在遣词造句上，《落花生》的语言是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文中几乎所有的语句都是日常生活中所经常运用的一些话语，没有刻意的修饰和提炼，保留有生活的本真亮色。这与新文学运动之初，白话文学创作语言普遍欧化的倾向有着极大的不同，它运用的是纯熟的现代汉语，其语句的本结构形态即便放进当下的语境中，也见不出丝毫的晦涩与艰深。这种言简意、内蕴深远的词句展示了许地山对白话语言高超的驾驭能力，也保证了散文真切自然的行文风格的存在。

在结构的编排上，《落花生》按照故事发生的自然顺序进行叙述，简洁干练，有条不紊。许地山通过选取落花生这一平凡事物，围绕全家聚会这件小事展开叙述，以小见大，继承并拓展了古代散文名篇如《爱莲说》《陋室铭》的行文方法；而对文章重心“收获节”聚会的描写，几乎全部是用朴实的对话串联起来，读来亲切感人，有如临其境之感。

《 落花生》虽属记叙散文，却也是托物言志的典范。 作者正是借“落花生”这个最常见，而又有益于人类的小植物，寄托了他“要做有用的人”的朴实又珍贵的志向，《 落花生》以意取胜，具有超越时空的象征意蕴。 它的象征和暗示，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唤起那种朴实无华而又优美崇高的思想情感，使人们能倍受其熏陶，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沈从文：许地山的作品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相融合，使散文发展成一个和谐的境界。

王天海：《落花生》平易、浅显、简洁，全文不过500多字，一望而知其寓意，但它并不浅薄。它那平易的话语，讲的是人人都懂的道理：“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毫无故弄玄虚，自作高深莫测之态。有的只是谆谆的教诲，切实的希望。然而就是这平易浅显的常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悟出它的真谛，并付诸自己行动。

沈庆力：许地山的创作并不是以激烈的揭露批判社会问题为特色，也不从政治和社会角度来“为人生”，他的“为人生”使命的完成，是以其特有的情怀，从人生的真谛、生活意义的角度来思考人生的存在问题，寻求生存对自我的意义，并获得了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与独立的精神个性。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台联副会长、重庆市台联会长许沛：四叔公许地山写《落花生》时，曾祖父许南英已经去世，但《落花生》里曾祖父希望子女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成为许家的传统，对于许沛而言，传承“落花生”精神就是做对推动两岸交流有益的事情。

许地山（1893—1941），名赞，字地山，笔名落华生、落花生，原籍福建龙溪，出生于台湾，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学者，1919年，许地山参与编辑青年读物《新社会旬刊》，才华初露，1920年，他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士学位，后转入宗教学院继续求学，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以“落华生”为笔名，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第一期上发表小说《命命鸟》，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此后又刊发了《商人妇》、《换巢鸾凤》、《黄昏后》等短篇小说，1922年，获得燕大宗教学士，1923年，留学美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修宗教史及宗教比较学，1924年，转入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1925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1926 年，在牛津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次年回国，执教于母校燕京大学，兼任《燕京学报》编委，1928年，荣任燕大文学院、宗教学院双聘副教授，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课，1929年，与周俟松女士结婚，并开始研究印度佛教史，同时译著《孟加拉民间故事》，1930年，晋升教授，同年出版论著《印度文学》。1933年，出版第二本小说集《解放者》，1934年，出版论著《道教史》，发表小说《春桃》。1935年，改任香港大学教授，1937年，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 年，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中华文化协进会”理事，1940年，撰写长篇论文《国粹与国学》，1941年8月4日，因过度劳累引发心脏病，许地山逝世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年仅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