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鉴图说》是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亲自编撰，供当时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万历皇帝）阅读的教科书，由一个个小的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圣哲芳规”讲述了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狂愚覆辙”剖析了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本书还对张居正所诠释的帝王之道，以当代人的视角进行了独特评论。书中的插图是明代的木刻版画，线条简单，轮廓清晰，朴拙中带有几分稚趣，可爱又不失传神，兼具欣赏性和收藏性。

明朝中叶，明世宗朱厚因喜神仙老道之术，斋醮不断，政事荒废，致使权奸严嵩擅权达17年之久。一时弄得兵备废弛，帑藏耗竭，民不聊生，国势日衰。公元1566年，世宗崩驾，朱载垕朱载嗣位。朱载垕登基后，革除弊政，躬行节俭，任用大臣徐阶、张居正等，刷新朝政，可惜在位仅6年，便一病不起。朱载垕去世时，他的第三个儿子、年仅十岁的朱翊钧还是个不通世事的小孩子。这时候，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在宦官冯保的协助下，将内阁首辅、中极殿大学士高拱逐出朝廷，从而掌握了执掌中枢的大权。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沙市区)人。嘉靖年间，张居正以翰林院编修，领国子监司业，进裕王邸讲官。他进入仕途后，曾亲眼目睹朝廷腐败的种种黑暗，因而一旦身为内阁首辅大臣时，便一面主持政务，一面担负起了教导幼年皇帝朱翊钧的重任。

《帝鉴图说》收录的是由张居正编撰的传记。张居正，一代名相，明朝朱载垕、万历二代帝师。在古代，能够当上帝王师，是一种难得的荣耀，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就此而言，张居正荣耀至致。

明代托孤老臣，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专门为小皇帝朱钧编写的《帝鉴图说》，希望他以史为鉴，励精图治，做一个圣君。

书成于隆庆六年，取李世民“以古为鉴”之语名之曰《帝鉴图说》，书中所载，皆史册所有。时明神宗方在冲龄，语取易晓，实为古代帝王之启蒙读物。此清中期重刻本。内刻插图一百一十七幅，图绘、线条尚佳。

《帝鉴图说》分为上下两部--上部题名为《圣哲芳规》，编录上自尧舜；下止唐宋共23个古代帝王的“其善为可法者”事迹共81则；下部题名为《狂愚覆辙》，共录三代以下共20个帝王的“恶可为戒者”劣行共36则。《周易》称九为阳爻、六为阴爻，这上下两部书在选取事例时分别以九九八十一或六六三十六为数，用以区分善恶，暗合《周易风水》，可谓用心良苦。

对于所取事例，每一则还有一个标题，标题全部以四个字为限。如对汉高祖刘邦，就有“入关约法”“任用三杰”等；对李世民，则有“撤殿营居”、敬贤怀鹞”、“弘文开馆”、“面斥臣”等；对秦始皇秦始皇，即为“遣使求仙”、“坑儒焚书”、“大营宫室”；对宋徽宗赵，即为“应奉花石”、“任用六贼”等。每一则事例都有情节、有人物，内容皆出自史籍，“记载未详者，不敢采录”，除引录史籍之外，各篇还附有用当时的白话文写的讲释，有的篇目后面还间或有一些简短的评论文字。比如。在《圣哲芳规》第17则《却千里马》中，编撰者就在讲释刘恒为什么拒绝臣僚献千里马的动机时评论道：“夫千里马是良马也，文帝以为非天子所宜用，尚且不受，况其他珠玉宝贝、珍禽奇兽？不切于人主日用者，又岂足以动其心乎？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正文帝之谓也。”其评论文字之深入浅出，言简意深，由此可略见一斑。令人痛惜的是，朱翊钧对张居正的这些谆谆教诲根本没听进耳，而是当这位“少师兼太子太师”一死，他便全面推翻张居正倡行的新政，从此晏处深宫，荒疏朝政，并公然传索帑藏，成为明朝又一个昏庸透顶的帝王。

在《帝鉴图说》中，图画部分占有相当的份量，书中每一则事例都配着一幅画，每幅画都占一整幅页码。有明一朝，绘画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了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徵明之外，还出现了仇英、陈洪绶等著名人物画家。《帝鉴图说》的绘画者虽未署名，但以其为御用图书配画的资格论，想必为一时之选。画面上，以二维空间表现透视关系，线条流畅，造型生动，人物的表情、动态、服饰无不精心绘制，充分展示了当时绘画艺术的超卓技艺。

指导思想

张居正主持编撰这部书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即为“视其善者，取以为师”；“视其恶者，用以为戒”。其宗旨乃取李世民以古为鉴之意，“溯唐虞以迄汉、唐、宋理乱兴衰、得失可为劝戒者，条其事百余，各因事绘图，系之说”，故题名为《帝鉴图说》。由于它图文并茂，便于激发少年皇帝阅读的兴趣。因而朱翊钧一经观赏，便爱不释手，当时还吩咐史官，要把这件事载入史册。“以昭我君臣交修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