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局建立于1927年9月，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中国北方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后来，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

为适应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实现党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彻底转变，进一步加强北方地区党组织的领导，1935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为基础，重建中共中央北方局。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派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主持北方局工作。从此，北方和天津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1936年初春，位于天津法租界石教士路隆泰里(现和平区黑龙江路隆泰里)“惠兴德成衣铺”楼上，住进了一位正在养病的南开大学“周教授”。他就是刚刚从陕北地区长途跋涉2000公里抵达天津市的刘少奇。从这年的春天到1937年3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简称北方局)工作一直住在这里，并在此建立

刘少奇来津后，遵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对华北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工作，并向北方局及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阐明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以及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间，刘少奇先后以陶尚行、吕文、KV等笔名在党内外刊物上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白区职工运动的纲领》等一系列理论文章、报告及通讯，从政治、思想上廓清并清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全面总结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阐明了党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正确策略思想，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党内外的政治认识，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更加深入人心。

在开展党内思想教育的同时，刘少奇还从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进行华北地区各地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首先，对北方局进行了组织调整，把支持正确路线、熟悉北方党组织情况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及彭真调到北方局工作。同时，根据中央指示改组北方局，由刘少奇任书记，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长。改组后的北方局领导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绥远、河南省、内蒙垦区党的工作。此外，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派出黄敬等一批干部赴上海市、汉口、广州市、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其次，为一大批在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统治时期受到错误打击和处理的干部予以平反。1936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方局设法将王若飞、薄一波等一大批长期坚持斗争的党的领导骨干营救出狱。这些干部随即被派往华北地区各地领导革命斗争，从而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北方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据不完全统计，至1936年底，党员数量已发展到5000人左右。其中，天津市党员数量由年初的30人左右增加到400余人，在许多工厂、部分大中学校和一些群众团体中建立了党支部，为进一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随着北方党组织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加强，天津和整个北方地区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策略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在党的领导下，天津民众救国会、天津工人救国会、天津农   民救国会、天津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天津市各界救国会，形成了一个包括全市各阶级、各阶层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刘少奇的部署下，中共天津市委还发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五二八”反日示威大游行，并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在华北地区地方实力派中开展统战工作。刘少奇提出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成“拥护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以争取宋哲元、傅作义等中国国民党将领加入抗日的阵营，并在二十九军军官中进行统战工作，对推动宋哲元和二十九军抗日起了重要作用，为建立北方更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刘少奇在主持北方局工作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在北方端正党的政治路线，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当时党中央对刘少奇在天津市的这一段工作，曾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即刘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