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后，黄河以北的国土大部分沦陷，东晋政权偏安江东一隅。古时称孙吴地区为“江东”或“江左”，这一带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当时驺摇司马越大权在握，谢鲲等名士在府中从事，也因此声名鹊起。后来，随着局势的发展，谢鲲于公元309年，到豫章王敦将军府任长史、幕僚。谢鲲南来后，与当世名士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胡毋辅之等人常在一起，淡看功名，凡事模棱两可，以避灾祸。他们轮流坐庄，饮酒放诞，大呼小叫，高谈阔论，张扬个性，时人称为“江左八达”。

有一次，谢鲲、阮放、毕卓、羊曼等人在胡毋辅之家中闭门纵酒，已经饮了好几天，酒兴犹浓，干脆亦身裸体，披头散发。此时恰巧光逸从北方来投奔胡毋辅之，他本是个酒鬼，也想加入，门卫却不放他入内。他一急之下，便脱下衣服，摘下帽子，从狗洞中探进头去大叫起来。胡毋辅之听到大惊说：“别人谁能如此，必定是光逸无疑了。”立即喊声“有请！”八个人于是酣饮如初。

所谓“达”就是在精神上达到庄老的玄远境界，在行为上纵情背礼，狂诞不羁，“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 ，“达”就是放荡。以放荡避世乱。永嘉之乱后，而阮孚也不得不随晋朝政权一同避乱江南。“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身处异乡的阮孚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生于斯，长于斯的北方故土。然而，东晋不思北伐的偏安心态，却彻底断绝了阮孚的回乡之路。思乡心切的羊曼后来对大将军王敦不思北伐，收复故土，却一心争权夺利，图谋篡位的行径感到撕心裂肺，痛不欲生。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羊曼与阮孚、谢鲲、毕卓、桓彝等八位北方老乡，只好在一起酣醉。那时，一群喝得滥醉的天涯沦落人手拉着手，用悲壮低沉的嗓音唱着北方的民俗音乐《陇头歌》，终日在江南的小桥流水边，披头散发，赤身裸体地晃悠。不知走到了哪里，他们喝醉了，就在路人指指点点的非议中，倒头裸睡下去。醒来后，他们揉揉眼睛，看清楚了周围的景色，不是黄土高原而是小桥流水，就又颓唐了，就又抱着酒坛子痛饮起来，就又继续漫无目的地裸奔。他们边喝边醉，边醉边睡，就是要在一片江南秀美的山水间，找到一丝泰山的壮丽，可是他们找不到，唯有江边春燕南北自在飞。于是，在一片游子思乡的茫然中，在一腔因东晋偏安政策而导致他们有家难回的悲愤下；阮孚等八人唯有用一杯一杯的烈酒，来放纵他们的身体，来麻醉他们的思想。他们抱着坛子酒，边走边喝，如此反复，常常在一起要大醉好几天。

“江左八达”的酗酒行为虽然荒诞不经，但是，经过了八王之乱，目睹堂堂皇室骨肉之亲互相戕杀，痛感朝廷倡导的“礼”的虚伪，在你争我夺的刀光剑影中，无所适从的文人名士纷纷成了刀下之鬼，他们又何尝不心怀恐惧，佯狂玩世，以求自保呢？他们那份断肠人在天涯的惆怅，以及蕴藏在这份惆怅背后的对自我人生深层次的思考，对身处那个时代的他们而言，却是会心玄远，追求自我的雅量展现。《晋书》说他们“相彼非礼，遵乎达里；秋水扬波，春云敛映。”称他们无视礼法，遵行庄子通达之旨；赞扬他们自由自在犹如水波，舒卷自如犹如云朵。他们冲破礼教束缚桎梏，慕竹林的狂放之风，继七贤之志，以超脱拔俗的精神，放达不羁的行为，越名任心的情性，发出个性解放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