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汉（1895。1。12—1986。9。28），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北京通县人，主要从事社会实地的调查与研究，曾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教授兼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问等职务。

1895年1月12日，李景汉生于北京东郊通县。1910年入通县专区潞河学校学习，1912年考入通县的协和学院。1917年留学美国，专攻社会学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先后在帕玛那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求学，获硕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24年归国后，任北京社会调查社干事，与人创办《中国社会学杂志》，并任干事。1926年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社会调查部主任，兼燕京大学讲师。1928年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1929年《北京郊外之乡村家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0年兼任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教授。1933年任河北省政研学院调查部主任，《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由北京星云书店出版，编写之《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1934年《定县经济调查--部分报告书》由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出版。1935年起，先后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云南省政府社会处编写《昆明志》顾问、《呈贡县志》主编。1937年《中国农民问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赴美，在美国国情普查局了解各种普查方法，实地参加美国农业人口普查，并到欧洲、南美洲、非洲等二十余国考察社会情况，搜集社会学研究资料。1949年以联合国专家身份在南京农业普查训练班讲授普查方法，任台湾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讲授社会调查研究方法。1953年任北京财经学院教授。1954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调查研究室主任。1960年任北京经济学院教授。1978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1979年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问。1981年《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为祝贺李景汉从事社会研究和教学60周年及90寿辰召开座谈会。1986年9月28日逝世，后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李景汉的功绩在于他是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典范实践者。他一生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运用普查法、个案法、抽样法等对中国的都市与乡村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在定县所做的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的典范之一，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实地调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一书为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农村社区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中国社会调查的典范。

李景汉于1924年自美国留学归来后，在北京开展各种社会调查。对李景汉而言，社会调查使他极大地改变了以前对中原地区社会的种种观念，对于社会调查本身的意义和技术，也有了根本的不同观点。

他获得的最深的体会，即理想是理想，事实是事实，有时理想与事实竟有不可思议的矛盾；而号称学者及谋国之士往往多靠理想，不顾事实，也是由于根本不知道事实。结果社会如何不乱，国事如何不糟。李景汉说："现在谈民治主义的人不算少，但是有几位曾到三万万农民里去实地调查的呢。讲社会主义的人也不算少，但是有几位曾经详细剖解民众内容，专心研究工人现状的呢?我以为若要彻底的补救社会，断不能凭借任何一种舶来品的什么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在乎赤条条的事实，在乎烦琐复杂的事实，在乎用长时间和忍耐心换来的事实的调查。我是信仰社会调查的。"

李景汉不但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为了能够了解北京市底层平民的生活情况，他选择了洋车夫作为调查对象，每日风雨无阻地混迹于车夫当中，在大街小巷与他们谈话。车夫休息场所，人力车厂，车夫家庭统统被他走遍了。看见这位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与车夫结了不解之缘，亲友们既是诧异，又是暗笑。友人借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句，送他一副对联："谈笑无鸿儒，往来有白丁。"

在调查中，李景汉先利用当时警厅的统计，搞清北京洋车的数目，出赁洋车的车厂的数目，以及制造洋车的铺子的数目。北京的洋车无论是营业的或自用的必须领买车牌，即执照，并且每月必须要上捐。1924年，自用人力1924车的车牌要铜元60枚，月捐40枚。他又访问了1300多位车夫，选其中可靠的1000份资料做统计，并调查了出赁洋车的200处车厂，以及100处人力车夫的家庭。据他调查的结果，洋车又称东洋车（或人力车），是1886年从日本传入中国天津市的，后又从天津传入北京。1898年北京街上便有人力车出雇。调查时，在北京城内20区署挂号的，有营业的洋车29000辆，自用的洋车7500辆，城外四郊地方挂号的洋车有7700辆，三数总计为44200辆北京当时有制造车铺75处，出赁车厂1200处。李景汉还详细了解车厂出赁，车夫生活及工作情况，如他们的籍贯，年龄，家庭情况，嗜好等。那些单身住在车厂的车夫，交钱与否，数目多少；睡觉是用炕还是木板，各自的数目；如何做饭；厕所状况等等。在他调查期间，北京恰于1924年12月17日举行电车开幕礼。李景汉提出，这对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无疑是件好事，但对那些本已在底层挣扎的洋车夫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社会调查对于中原地区的十大益处通过大量的实地研究，李景汉将自己在调查方法上的体会写成《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

李景汉花了4年功夫,调查北京苦力及多种手艺工人的生活水平，对他们的贫穷生活做了细致的描述。按1926年巡警厅的划分，北京城内及四郊的住户共计254382户，其中贫户计66603户，占总户数的26%。贫户中极贫户为42983（17%）户，次贫户为22620户（9%）。其他为下等户120437户（47%），中等户或小康之家共56992户（22%），上等户或富裕之家共10350户（5%）。所谓极贫户，指毫无生活来源者；次贫户为收人极少，依赈济以维持最低生活；下等户为收入仅够维持每日生活，这三类合计187040户，占总户数的73%。

李景汉将这些穷人的生活状况按生活程度高低分为四种，做了细致的描述：

第一种为仅能生存或半生不死的生活程度，人数约计10万。其中无家可归，住在小店，俗称"火房子"的乞丐至少有1万人。这些形同活鬼的人们每日沿街讨要，活一天算一天，简直不如痛痛快快死了，其余有家的乞丐及指望慈善机关赈济的贫民，包括巡警厅所列为极贫的4万多家庭。家主的职业一般为老弱车夫，各种小贩及役工。一个月的工资少有超过10元的。全家所吃的米面大半是玉米面，番薯，次等小米，很少买得起青菜吃，仅有少许腌水疙瘩或咸萝卜下饭。除盐外少有别种调味。每日吃喝已是顾不过来，根本没有做衣服的钱。有时买些旧衣服，或得些施舍，补了又补的对付穿。全家只能在大杂院内租一间又旧又漏的屋子住。这每月五六角的房租也很难按时痛痛快快地付给房主。家中的老妇或小孩每日到肮脏的秽土中去拾没烧透的剩煤。全家全年的支出少有超过百元的。这种生活程度真是人类社会的羞耻与罪恶。

第二种为对付着过的生活程度。包括次贫户及下等户的1/3，计6万户。若按5口之家计算，全家全年的生活费在150～200元之间，平均约175元。他们最常吃的为玉米面和小米面，约占米面总重量的80%。小米面并非小米压成的面粉，乃是一种糜子面和豆面掺合的面粉，较玉米面好吃。吃不到肉，但能吃些青菜豆腐及调料。全年食品费约为117元。食品外最大的支出为燃料，主要烧以煤末2/3及黄土1/3混合摇成的煤球。多半是自己到井上去打水。全家住一间屋子，长约10尺，宽约8尺，高约8尺，每月房租1元。全家全年添衣服仅花费约10元,被褥费1元，一条被子可以用20年。此外别的用费极少。这些人的职业如普通车夫，仆役，无技粗工，巡警，铺店伙计等，每月工资约10～13元。他们家中其他成员也尽力挣钱，才能维持上述生活。第三种是北平工人认为知足的生活程度。为各类技术工人，电车的雇工，邮差及一部分的店铺雇员等，约6万户。第四种为北平市工人认为舒适的生活程度，包括下等户与中等户的一部分。这种家庭全年生活费在300～400元之间，平均约350元所用米面重量的一半是白面和白米，其余为玉米面，小米面和小米。每日有豆腐3块，每月有肉4斤，有若干种青菜，水果及调味。在衣着方面，工人自己的费用为全年15元，其他4口人共20元。工人有单，夹褂裤各两身，两身小棉袄裤，两件大棉袍，一顶棉帽，一顶草帽，一双棉鞋，四双夹鞋，四双袜子等。全家有大小被子5条，褥子5条。住两间屋。可有若干卫生应酬费用，儿童教育费用10元。一部分技术工人或商店中工薪较高的雇员方能享受这种比较安乐的生活水平。简言之，北平市总户数的3/4是包括在这4种生活程度之内。大多数工人的饭食所含的营养不足，也不很好吃,更谈不上在舒适的环境中吃。最好的衣服也不过是遮羞御寒，连有能更换的衣裳的人都很少，简直提不到美观。工人家庭中大约有8/10的人，一冬只有一条棉裤穿，从11月穿到次年3月才换下来。大多数的工人家庭是住在一间屋子，少有住两间的，离合乎健康的生活实在太远。

李景汉的主要著作包括《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1925）、《北京无产阶级的调查》（1926）、《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实地调查方法》（1933）、《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1981）等。

出版图书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