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荣作(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日本首相)

佐藤荣作

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日本首相

佐藤荣作（原名：さとうえいさく，1901年3月27日—1975年6月3日），日本政治家，日本第61任、62任、63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

佐藤荣作毕业于东京大学。毕业后在铁道部工作，先后历任二目市站长、下关运输事务所营业主任、门司铁道局庶务课文书负责人。1938年，他两次被派往中国，开始筹划铁道公司，其间担任过监督局铁道科长、监督局长、监理局长、汽车局长、大阪铁道局长。日本战败后，他继续在铁道部门工作，升任铁道总局长官、运输省次官，开始了与池田勇人一起被喻为“铁道的佐藤、大藏的池田”的时代。1948年，佐藤荣作加入自由党，先后担任自由党政务调查会长、干事长、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1964年11月，经过池田提名，自由民主党一致推举佐藤荣作继任总裁，并在第44届国会上，当选首相。佐藤荣作直到1972年7月7日下台，共担任了3届首相，执政时间长达2798天。

佐藤荣作在执政期间提出了 “ 财政新时代 ” 的口号。大胆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扩大公债发行并大幅度减税，从而刺激经济迅猛发展。他执政间国民生产总值由1026亿美元增长到1977亿美元，实现了年均 11.7% 的增长率。世界排名由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他在执政期间将琉球王国施政权 “返还”作为其任期内重要外交议题，期间三次访美，与美国总统商讨该问题，逐步推动美国放弃施政权。1972年5月，在完全保留美国军队基地的情况下，美国放弃了琉球施政权。佐藤荣作执政时期的对华政策经历了执政之前的积极到执政后消极、再到配合美国亚洲战略的全面推行反华政策的整个过程。

1974年，佐藤荣作（Eissaku Sato）因推行稳定太平洋地区的和解政策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1901年3月27日，佐藤荣作生于本州岛西南部的山口县吉敖郡的山口村。佐藤荣作出生于政治世家，曾祖父佐藤信宽，曾担任过根岛县令，其父也曾在山口县政府任职。另外，佐藤的曾祖父之舅坪井九右卫门、母亲茂世、舅舅松介，都具备杰出的政治才能。可以说，从小就在政治氛围的熏陶下成长。因此，佐藤荣作能够走上政治之途，其成长环境是给了很大影响的。

佐藤荣作于192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院后，在铁道部门工作，先后历任二目市站长、下关运输事务所营业主任、门司铁道局庶务课文书负责人。1934年，以铁道部国外研究生名义被铁道部派往欧美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考察，回国后不久，即被调任铁道部监督局业务课，担任陆运管理官后，开始平步青云。1938年，他两次被派往中国，开始筹划铁道公司，其间担任过监督局铁道科长、监督局长、监理局长、汽车局长、大阪铁道局长。日本战败后，他继续在铁道部门工作，升任铁道总局长官、运输省次官，开始了与池田勇人一起被喻为“铁道的佐藤、大藏的池田”的时代。

1948年，佐藤荣作加入自由党，先后担任自由党政务调查会长、干事长、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另外，佐藤荣作在吉田内阁中历任官房长官、邮政相、建设相、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等职务。1957年，任党内总务长、选举对策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岸信介第二届内阁中，佐藤荣作担任了藏相。在池田内阁他先后担任了通产相、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科学技术厅长官和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这些经历，也为他后来能够成为池田的继承人奠定了基础，磨砺了政治资历。

佐藤荣作和岸信介生活在一个家庭中，作为兄长的岸信介对其弟弟的影响也最为深刻。两人在战后都担任过首相一职，这在战后日本的内阁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1956年11月，鸠山一郎在完成日苏复交使命后，功成名就声明引退。岸信介、石桥湛山、石并光次郎随即开始了自由民主党总裁和首相宝座的争夺战，佐藤荣作在此时，积极为自己的兄长出谋划策，为自己积累经验。在第二届岸内阁中，佐藤顺利入阁担任藏相，组成了“兄弟内阁”。并帮助岸信介与自民党内部各派系的联系，稳固岸信介的执政地位。作为第二届岸内阁的藏相，佐藤更是岸内阁各项政策的重要参与者与制定者。因此，岸信介的政治观点和岸内阁的政治举措在佐藤执政时期也均有所继承和体现。

执政经历

1964年10月25日，二次组阁的池田首相突然得了癌症一病不起，不得不辞去首相一职。于是，新一轮的首相即位争夺之战拉开。经党内各派协商之后，由池田首相提名佐藤荣作继任首相一职。1964年11月，经过池田提名，自由民主党一致推举佐藤荣作继任总裁，并在第44届国会上，当选首相。在池田首相，因病明确表明自己将辞去首相一职后，佐藤开始与河野一郎和藤山爱一郎角逐首相一职。佐藤荣作不仅是自民党中佐藤派的领导者，在池田内阁中也担任要职，为池田内阁立下汗马功劳，加之佐藤又是自民党内最大派系 ——佐藤派的领导人，另外佐藤还得到了财界的支持。11月9日，川岛和三木最终推荐了佐藤为后任者，写成池田首相的文件“推荐佐藤荣作为后任首相。池田勇人”。最终，佐藤政权产生。佐藤内阁成立之初，为了站稳脚跟，除了官房长官铃木善幸认为官房长官应该和首相保持高度一致而辞职外，基本继承了池田内阁的原班人马，并宣布“继承池田路线，实行协商和调和的政治”。1964年12月1日，佐藤在第15次临时党代表大会上正式被选举为总裁。半年后，佐藤开始了人事改革，组成了“自己” 的内阁，实力人物基本上得到妥善安置，曾和自己竞争过的河野也被佐藤踢出了内阁。而这一届内阁同样是保守党正统思想占主导地位。在对华政策上，具有战前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但又不同与岸信介那样坚决反华，在某种程度上适应战后的新变化，没有像池田那样的积极性。佐藤成为池田的继承人，于1964年11月9日继任首相一职组阁，直到1972年7月7日下台，共担任了3届首相，执政时间长达2798天。

1975年6月，佐藤荣作突发脑出血去世，终年74岁。

政治举措

经济政策

佐藤荣作上台执政时日本经济已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池田内阁时期推行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方面使经济得到高速增长，同时也引起了经济的畸形发展，通货膨胀加剧，农业生产衰退，公害间题严重。因此，佐藤荣作必须一面维持经济的发展，一面解决池田内阁遗留下来的问题。为了修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偏差 ”，1965年1月，佐藤荣作内阁决定推出“中期经济计划”。但由于指导思想错误，物价持续上涨，经济出现萧条，企业纷纷倒闭，佐藤荣作内阁不得不破例发行战后首批赤字公债，减少税收，刺激经济的发展，并最终放弃了“中期经济计划”。1965年5月,佐藤荣作内阁还制订了体现佐藤荣作“社会开发”设想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以克服高速增长造成的人口集中于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环境污染等各种问题。1970年又设立了佐藤荣作亲任部长的“公害对策本部”，1971年7月正式改组为环境厅，试图解决公害问题。但佐藤荣作内阁仍将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他曾说:“即使发生了公害也不应当停止发展经济”。在佐藤内荣作阁提出的 “ 财政新时代 ” 的口号下，推行刺激经济的措施和“通货膨胀预算”、贸易自由化等政策，1965年以后日本经济出现了长达58个月的高速增长，日本的国际收支也由逆差转为顺差。佐藤荣作执政间国民生产总值由1026亿美元增长到1977亿美元，实现了年均 11.7% 的增长率。1968年，世界排名由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外交政策

美国

佐藤荣作连续执政近8年，他将琉球施政权 “返还”作为其任期内重要外交议题，期间三次访美，与美国总统商讨该问题，逐步推动美国放弃施政权。这三次首脑会谈集中体现了佐藤荣作解决琉球问题的政策方针。

一、1965年，日美首脑会谈，在琉球问题上进行试探。佐藤上台两个月之后实现了与美国总统约翰逊的第一次首脑会谈。佐藤此次访美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约翰逊总统在日本关心的问题上的态度，以获取其政治支持，从而稳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试探后,佐藤在1965年首脑会谈上没有提出过多要求，搁置琉球问题的政治方面，关注其经济方面，从而尽量避免该问题引起日本国内政治的动荡和分裂，以及对日美关系的冲击。

二、1967年，日美首脑会谈，要求美国放弃 “晴空”政策。鉴于琉球问题的敏感性，佐藤政府要求美国放弃 “晴空”政策的路线是渐进的。8月19日，佐藤访问琉球，并在那霸机场发表了 “只要冲绳不 ‘回归’，我国的战后历史就没有结束的 “著名”声明。访问之后，佐藤给约翰逊写信，同样避开了 “返还”问题，只是要求从经济和福利方面采取措施。鉴于在访问中发现很多问题，在佐藤指示下 “冲绳问题阁僚协议会”成立。这是日本政府内部首次成立关于琉球问题的专门委员会。此后，佐藤确定了解决琉球问题的渐进方针，自己参与主导政策的制定，并开始抑制 “无核、与本土一致”的国内舆论。1967年7月，佐藤以个人身份向国民说不考虑带核 “返还”，但是在官方场合，依然强调鉴于远东形势和越南战争继续，态度应谨慎，其态度意在不让国民期待过高。随之，8月1日,佐藤改组冲绳县问题恳谈会，直属于首相，为佐藤访美提供建议，并研究民众在该问题上的态度。1967年11月初，冲绳问题恳谈会建议在此次首脑会谈上日本的立场是两三年内实现 “返还。1967 年11月15日，在约翰逊和佐藤第二次会谈中，美国同意了日本关于琉球和小笠原群岛的主张。

三、1969年，日美首脑会谈，美日达成 “归还”琉球群岛的初步协议。佐藤 “白纸” 政策的策略是1969年确定 “回归”时间，1972年实现 “回归”，在此期间就 “回归”条件达成一致，利用这个时间进一步 “教育”日本公众，并在越南战争后重新评估美国使用琉球核弹问题。佐藤在1969年3月10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宣布放弃 “白纸”政策，提出与本土一致的 “回归”条件，反对在琉球部署核武器。1969年11月，日美在首脑会谈上就 “返还”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如果1972年两国能够完成 “返还”的具体谈判，美国同意在1972年放弃施政权。在1969年11月的首脑会谈上，日美签订了 “核密约”，达成了琉球施政权返还的初步协议，日本同意 “返还”不影响美国军队在越南、朝鲜和中国台湾地区问题上采取行动。1972年5月，在完全保留美军基地的情况下，美国放弃了琉球施政权。

中国

早在佐藤荣作担任池田内阁北海道开发厅长官时，就同正在访日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南汉宸秘密会晤，表示：“如果我掌握政权，将为改善中日关系而尽最大努力”， “希望能在政治经济学不可分的原则下进行”。这些虽然有为竞选自由民主党总裁和首相做准备的一面，但也绝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和权宜之计。在这之前佐藤确实对中日关系做过认真考虑。1964年11月10日，在上台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佐藤认为“别的事情办得再好，如果不解决日韩问题和中国问题，仍然会受到批评”。因此，声称不以“感情论”来处理“中国问题”这一日本外交的“基本问题” 。佐藤荣作的上述发言的确反映了他在当选首相前在其外交政策“腹案”中表明的要在日中关系上有所作为的立场。但是，佐藤荣作的上述立场在11月21日召开的第47届临时国会的政见演说中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次演说中，佐藤荣作表示：把“贯彻和平原则，保卫自由，开展自主外交，为提高世界的福利作贡献”作为日本外交的“基本姿态”。佐藤荣作在这次演说中也表达了对中国核试验的担忧。这次国会演说与佐藤对华政策“腹案”及上台前后的言论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过去“腹案”中“对任何体制的国家都要坚持和平共处的路线”，把“中国政策作为‘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进行根本性再探讨”等“积极的”、“向前看”的基本外交姿态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下子倒退到消极的“慎重论”。1965年1月，佐藤首次访美，在《佐藤—约翰逊联合声明》中指出：“中国问题是对亚洲和平与稳定有极大影响的问题。”佐藤声明：“日本政府的基本政策是维持同中原地区间建立在正式外交关系基础上的友好关系，同时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同中国大陆继续扩大贸易范围内的民间接触。”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中美关系继续恶化，使外交上一边倒向美国的佐藤，深感解决中日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冲绳问题”就成为了佐藤政府新的外交政策的重点课题，并且佐藤政府的反华色彩也越来越浓烈。1965年5月，佐藤首次宣布人事改组，称：“要使人事焕然一新，建立全党体制，以对付国内外困难局面。”6月4日，佐藤完成了对内阁的改组，在自由民主党内建立了以田中角荣、前尾繁三郎为总务会长、赤城宗德为政调会长的佐藤派领导体制。佐藤称：“要端正政治姿态，积极展开亚洲外交，克服经济萧条”。通过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出，佐藤要端正的是积极追随美国、亲台反华的政治姿态；展开积极配合美国越南战争和亚洲“反共”战略的“反共”、反华、在亚洲建立“反共软屏障”的亚洲外交。

纵观佐藤执政时期的对华政策，它经历了执政之前的积极到执政后消极、再到配合美国亚洲战略的全面推行反华政策的整个过程。

国防政策

佐藤荣作内阁于1967年12月提出了“无核三原则”，即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弹。“无核三原则”的提出为日本无核化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70年，日本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表明日本加入到国际核不扩散潮流当中。正因如此，1974年佐藤荣作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日本言论与行动相违背。1969年11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会谈。在此期间，两人签署了一件绝密的“谈判备忘录”。美日核密约中明确规定：“为有效履行美国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远东国家的国防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在重大紧急状况发生时，在与日本进行事先协商后，美国政府将要求将核武再度带入冲绳县，并且获得通过冲绳的权利”。这不仅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公然藐视，同时也使日本国内一直奉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形同虚设。

在核能利用方面，佐藤荣作内阁时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1965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第9次会议在东京举行，这是国际原子能机构首次离开维也纳在其它地点召开会议。核电运营采取了“国策民营”的模式，这为其核电发展注入活力。

影响和评价

佐藤内阁时期的日本长期积极参与国际核不扩散的组织、活动。1970年，日本政府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字，虽然之后国会批准的过程十分漫长，但是这已经向积极投身国际核不扩散体制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佐藤荣作内阁时期奠定“无核化”基调引领了其后的历任政府的核政策的核心思想。尤其是佐藤荣作提出的“无核三原则”被当做是日本政府必须要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佐藤荣作内阁时期确立起来的美国核保护政策，也是对今天日本核政策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

前首相佐藤荣作可谓是“扑克牌脸”的代表。有位政治方面的记者曾评价：他那一张貌似殷勤而又不置可否的“朴克牌脸”，正是使声望不佳的佐藤内阁维持历史上最长寿命的最主要原因。

佐藤荣作内阁期间实现了冲绳县、小笠原群岛的施政权归还，解决了长期留存于战后日美之间的外交悬案，提升了日本在日美同盟关系中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佐藤荣作倡导的对美“自主外交”理念，推动了日美关系由“美主日从” 向平等方向发展的进程。吉田茂曾经说过： “在战争中失去的领土，靠外交谈判来收复，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是败于战争，胜于外交”。因此，佐藤荣作收复冲绳施政权，具体体现了其恩师吉田茂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