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1861—1939） ，字伯序，号憬吾，晚号慵叟、清溪渔隐、微尚居士，广东省番禺（现广东省广州市）人，清末民初学者、文学家。汪精卫同父异母哥哥。

汪兆镛祖籍浙江山阴县，其父汪咸丰年间在广东多地从事师爷（师爷）工作，后入籍番禹。兆镛5岁时开始接触学问，先跟从其二伯父汪士林学习；1876年后，兆镛曾跟从海康县学训导张琴学作时文试帖；1878年，汪兆镛开始应试，但一直25岁时，才获得优贡生之科名；第二年，即1886年开始进京考试，经过11年的奋斗，才在1897年己丑恩科乡试中取得举人身份。在父亲的建议下，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身为长子的汪兆镛只能一边学习幕业养家，一边苦学应试，但经历过三次礼部考试都未能考中进士，在他35岁之时，汪兆镛作出决定不再应考，专心从事师爷工作。汪兆镛习律例，曾在翁源县、遂溪县、顺德区、赤溪镇等地方担任县幕，主理刑名；1898年到乐昌市管理盐务。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聘请汪兆镛入督府掌司奏章，离任时给汪兆镛保奏加四品顶戴，荐任湖南省知县。辛亥革命后，汪兆镛辞去乐昌县盐务职务，避地澳门，从此不再踏足仕途，闭门著述。汪兆镛晚年共有12次寓居澳门，于1939年7月28日（农历）在澳门去世。

汪兆镛有着深厚的遗民思想，其一生著作作品数量众多。他擅长严谨的史学文献考证工作，其修撰的《晋会要》现存有56卷及《叙目卷》一卷，手稿影印本于1988年出版，共有675页；他编写的《碑传集三篇》将清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等众多领域名人的墓志、碑铭汇集成册，成为清代人物传记的重要文献之一；兆镛一生所作诗词较多，其诗词语言含蓄婉转，情感深沉内敛。汪兆镛也十分重视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参与撰写了《番禺县续志》，搜集考证编著《广州城残砖录》等作品；他编辑的《岭南画征略》这部著作，经其长子汪祖泽续补，出版发行，为广东艺术史的整理、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汪兆镛，1861年（咸丰十一年）4月28日出生于广州城北天官里（现广东省广州市豪贤路）。汪兆镛祖籍浙江山阴汪氏，曾祖父汪，祖父是其长子汪云，而汪炌次之即汪鼎，汪鼎的儿子汪在文坛上与叶衍兰、沈世良并称“粤东三家”，汪瑔的儿子汪兆与汪兆镛关系最为亲近。汪兆镛父亲汪琡（1824—1897）是汪云的第四子，于咸丰年间始，先后在广东的电白区、茂名市等多地县署从事师爷（师爷）工作，后落籍在广东番禺。汪琡先娶妻卢氏，两人生育有一子三女，汪兆镛即其长子，卢氏在兆镛11岁时去世；汪琡续娶吴氏，又育有三子三女，汪精卫（汪精卫）即其一，是汪兆镛的同父异母的四弟。

汪兆镛5岁时开始接触学问，先跟从二伯父汪士林，由其督促其课业。四子书五经皆由其授读。1871年，兆镛母亲卢氏去世后，汪琡便让兆镛与汪士林一室同卧，开始教授朱子小学，12岁时开始写作诗文.经过数年在课业上的教导，于诗文上开始见初步的成绩。至1876年，汪士林为了使汪兆镛在课业上得到更大进步，不于一家之言，命汪兆镛跟从海康县学训导嘉应张琴（松圃）学作时文试帖。1877年汪兆镛跟随父亲回到广东番禺豪贤街，和汪兆铨一起跟从番禺郑玉山（郑权）读书。

1888年，汪兆镛停止了随父亲往各地居住的生涯，十五叔父汪瑔主动提出让兆镛前往广州市跟他学习，汪瑔对他在学问修养上影响巨大。汪瑔对这位从子在饮食、教诲等方面的关爱也无微不至。到了广州之后，汪兆镛进了学海堂，奉陈澧为师，日后汪兆镛治学的方向受其影响。1884年，汪兆镛二十四岁时成为学海堂专课肄业生。汪兆镛与学海堂前后同学的交往紧密。

汪兆镛18岁那年（1878年）开始应试，初应县、府试。于1880年，应考院试的首场考试，即岁试末中，1883年再度应岁试，第二年继续考科试、拔贡，均末中，1885年汪兆镛25岁时，又应优贡试，终于为期获得优贡生之科名，获得进京考试之资格。

1886年5月，汪兆镛第一次进京考试，只取得一等第十五名，仅能谋得低微之地方官职（即“奉旨以知县用”），但见到了光绪帝。考完到鸿胪寺呈递谢恩折，并到吏部领取执照后，9月份离开京城回到广州市。回去之后，在父亲的建议下，一边跟随父亲学幕业，一边不放弃功名苦学应试。于1888年，应考“录遗”之试，想通过乡试的方式取得举人的身份，然后再参加会试，晋身进士之列。但此次仍末中举。第二年，汪兆镛再次应己丑恩科乡试（光绪大婚而开），终于得中举第二十八名，经过11年的奋斗，29岁取得举人身份。

1890年，汪兆镛上京参加会试落第，末能在科举更上层楼，其后，1892年再度赴会试，角然落第，1894年，他第三度，也是最后一次赴会试又告失败，按清例的“三科之限”即连续三次会试都未中进士者，才真的享有当知县的资格。在他35岁之时（1895年），汪兆镛作出决定，不再应考。

汪兆镛第一次进京考试后回到广州市，得知当时在英德市当县幕的父亲身体欠佳。见面后，父亲对汪兆镛的意见是，文章未灵警，很难高中，而汪兆镛本人的目标也非地方知县，因此，他想和其他读书人一样，能中进士才肯罢休。于是跟随父亲学幕业，恰好无锡邓翰臣代理翁源县，邀请汪兆镛办理刑钱之事。

而其时，家中共有十几口人，父亲汪琡已70岁，家中二妹、三妹出嫁，都是四处举债。于是1890年，江阴金溎生（汪瑔、汪琡故交）邀请汪兆镛至赤溪佐治。后又至四会市。1892年又获县令严峻耘邀受聘至遂溪县，深受其信任与知遇，后再跟随严峻耘至顺德区等地从事幕业。1897年5月，严峻耘在任内去世，同年9月父亲王琡在广州市去世。汪兆镛家中更为贫困，1898年得孔季修同年邀办乐桂埠总席，二月，汪兆镛带四弟，六妹，妻儿一同到乐昌市管理盐务。

1905年，汪兆镛受两广总督岑春煊邀请，再度为幕。岑春煊于1906年调任云贵总督，于离任时临行奏保，汪兆镛获赏四品顶戴，荐任湖南省知县，他以父亲年龄大为由，没有上任。次年，汪兆镛“仍返乐埠盐席。1911年，辛亥革命起，乐昌盗贼乘政局混乱到处抢掠杀人，情况甚为混乱，汪兆镛十月返回广州，随即避地澳门，从此不再踏足仕途，闭门著述。

汪兆镛于1911年底首度踏足澳门，断断续续住了十三年多。由暂住以至定居。1912年9月，兆镛见局势大体平定，于是返回广州市，但只居住了十个月左右；于1913年7月，再避地澳门，住在下环街，但也只住了两个月，又回到广州。其后曾于1916年、1917年、1920年、1922年、1923年、1925年、1927年、1931年数次避乱寓居澳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广州开始受到日本军机轰炸，汪兆镛又回到澳门避兵乱。这次到澳门后，一直末北返，至1939年9月11日（农历7月28日）于澳门去世。其共有12次寓居澳门。汪兆镛去世后，暂镜湖医院山庄，1945年，归葬广州城东砚冈之原，1958年迁葬银河公墓。1996年7月，汪氏后人迁葬汪琡、汪兆镛等二十多位先人于从化区华夏永久墓园。

汪兆镛主要依从陈澧的学说，能融会贯通汉代和宋代学术传统，不拘泥于某一学派门户之见，擅长进行严谨的文献考证工作，发现并纠正错误，同时补充缺失的内容，说出别人未曾阐述的观点。

兆镛《晋会要》的修撰，现存有56卷并《叙目卷》，汇编了两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各种典章制度，分类述。既有对历史事实的详细列举，又包含了各类琐碎的言论和故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唐修《晋书》追求辞藻文风艳丽，而忽视内容的真实（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晋会要》手稿本至其去世前仍未刊行，后经其五子汪宗藻之手折子戏1953年藏入中国国家图书馆，1988年手稿影印出版，共675页。汪兆镛的《补三国食货志》《补三国刑法志》，同其他对《三国志》的续作一样，增补体例，改变了《三国志》有纪有传无表无志的局面。兆镛在编辑《碑传集三篇》工作上，侧重于订正错误、补充遗漏、资料印证，以及补充内容，将清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等众多领域名人的墓志、碑铭汇集成册，成为清代人物传记的重要文献之一。

兆镛一生所作诗词较多，他的诗既有对祖国山河的歌颂，也有咏史感怀，抒发个人胸意，还有单纯游览和歌咏风物的。他曾两次东游，和上海、杭州名士张元济、朱祖谋、冒广生等唱和，留下的诗词也较多。

其诗集，《微尚斋诗》集，其特点是语言含蓄婉转，情感深沉内敛，充满了对世事的关怀和忧虑，同时又展现出超脱尘世的高远气概；《澳门杂诗》则采用了竹枝词的形式，文字风格清新自然，流畅易懂，生动描绘了澳门的生活情景；而《雨屋深灯词》则是以姜夔、辛弃疾为师，倾力抒发个人的情怀，词风典雅有力，格调健朗。

汪兆镛十分重视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贡献最大的，还要算参与修撰四十四卷《番禺县续志》。民国七年(1918年)，设修志局于县学宫内之明伦堂，汪兆镛应邀任志稿分纂之一。他独自撰写了舆地志一卷、建置志二卷、官师志二卷、人物志二卷、金石志七卷、古迹志一卷、前事志一卷、余事志一卷，其余诸卷也多有纂述。汪兆镛行文简括精当，又有自己独到见解，体现出学识广博与严谨持重的学风。

《广州城残砖录》是兆镛借助残砖旧瓦的搜集，对广州城市沿革进行的一番实物考证；他受东莞陈伯陶编写《宋东莞遗民录》和《胜朝粤东遗民录》的启发，广泛搜罗元亡后不在明朝任官的粤人的各种史料，汇编成《元广东遗民录》，填补了广东历史学在元史这一领域的空白；汪兆镛长于考订，即使是《澳门杂诗》这样的文学类作品，他也能借助于《广东通志》和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对照乾隆间修撰的《澳门纪略》，在对当地政教、建筑、风物、民俗、历史、人物的吟咏中，引用故事史实作为注解，为后世了解、研究澳门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汪兆镛编纂的《岭南画征略》这部著作，除了修正《画史》《墨林今话》《寒松阁谈艺录》的错误之外，还针对各家体例上的不足，通过人物生平事迹与艺术作品相结合的方式，以“人存画”的视角来编排。即每个人先记载履历、艺术成就，并附录画家本人对于自己作品的自撰题跋、创作心得，也把一些人物的趣闻轶事收录进去，丰富了全书的内容。但对“油画洋法”的一概摒弃，则是全书的一处缺憾。《岭南画征略》后经他的长子汪祖泽续补，出版发行，为广东省艺术史的整理、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汪兆镛从28岁至51岁这二十几年的为幕及主理盐务的人生经历，让汪兆镛对于地方民政管理有一定的认识。他的政治观念思想是从统治阶层立场出发，当中有一些见解，体现了爱国思想。

汪兆镛是儒家思想的拥护者，因此，其政治主张认为要达至民信人和的目标，就必须要有贤德之士在位，然后百姓遵循贤者的政令，这样就能政通人和，所以才在论述治理之道时，强调要先修明政事，然后才能寻求船坚炮利；而在地方政务上，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极为重要，因此，要慎选官员，放手让地方官员灵活的手法来管理地方治安；针对列强进犯，政府软弱，他认为可以变法图强，但反对轻率变法。要依序推行，要奠基于人才培养，而非单纯取决于政治制度。

汪兆镛有深厚的遗民思想，即维护传统文化、保持礼教伦常；生活在他们不认同的政权下，以保卫传统文化为己任，其社会活动都以此为目的，从事学术研究、诗文创作、编修史籍方志、教育工作和弘扬儒家思想。辛亥革命初期，身世之感构成汪兆镛诗词的主题。1918年《元广东遗民录》的完成标志着他的遗民身份完成了自我确认。

辛亥后汪兆镛闭门著述，多次拒绝在民国政权里当官。如被推举为盐政局长、省志聘任为总纂职务不去，连有知遇之恩的原东家岑春煊的再次聘任也不去。不当新朝官是界定遗民身份的证据之一。辛亥之后，广州学海堂重开，推辞不下，最后答允校阅历史学、词章二课，在批阅课卷时，涉及到清代需要讳书的抬头缺笔，如批学海课卷，溥仪仪字必缺一撇，以示不忘故朝。

汪兆镛多次携家带口寄居澳门。汪兆镛以主动的态势不断强化自己的 遗民身份。1922 年，当他得到爱新觉罗·溥仪溥仪亲书 “福”字之赐，听到消息后喜不自胜，刻一印文“宣统辛亥后番禺区汪氏赐福堂印”以示纪念。汪兆镛曾记载了 1924 年正月十三日，在香港九龙城外园，与陈伯陶、张学华等12人参加为溥仪祝寿等活动。

汪兆镛晚年他曾两次上广东道教名山罗浮山，住酥醪观，自号“永觉道士”。又与道教中人交往亲密。

《老子道德经撮要》是汪兆镛晚年闲居澳门时众多著述中的一部代表作，有着深厚的道学思想。首先，汇集各种注释《老子》观点。《老子》一书为道家之经籍，历来为其作注的人很多，其义也不同一，为此，兆镛摘取以往释老子的要点，阐发老子经旨，再加上自己的见解，附录在后，方便后学。其次，汪兆镛认为儒与道并无不同。他梳理了儒道的流变后，指出儒道之间渊源相同，相互诋毁是从司马迁开始，后世随着时间的流逝，纠纷误解增多，但不可数典忘祖。再次，汪兆镛宣传以道救世。他在《老子道德经撮要》开篇即宣传宗教救国思想，以道救世，他认为，时至今日也应秉承老子的这一主张。具体做法是：作为统治者，要有一颗仁慈之心，时常为百姓着想，少私寡欲，那么，天将救之，甚至天下自定；作为世人，也要多学一些道教知识。

汪兆镛的同父异母的四弟汪精卫，即汪精卫，比兆镛长子岁数还要小。汪精卫的生母吴氏在他十三岁那年(1896)去世，次年父亲汪琡也离世，因此，汪精卫后跟随兆镛生活。衣食住行费用，都是仰仗这位兄长。1898年汪兆镛到乐昌办理盐务，汪兆镛独留二、三弟于广州，却带着兆铭一起到乐昌，加以管教，可见汪兆镛对于这位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幼弟，最是疼惜。

汪兆铭于1904年考取公费赴日本留学，次年加入同盟会，以“精卫”为笔名在《民报》上发表了多篇思想进步的政论文，引起清廷的不满。当时汪兆镛正在两广总督岑春煊幕中，据汪精卫自述，有一次岑春煊借着醉意要他交出来，汪兆镛急得没法。汪精卫得知此信息后，便写了一封最后的家信，要求“自绝于家庭，并与已聘刘氏退婚”，署名“家庭之罪人”。汪兆镛拿到信后，申明幼弟已脱离家庭，将汪精卫永远驱逐出家门，并拿到番禺县衙存案。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汪精卫与陈璧君于上海市成婚后，夫妻二人共同返回广州市，还探望兄嫂，因此可以推知，辛亥后兄弟二人仍有见面。1922年汪精卫四十岁生日时，汪兆镛曾以一块旧藏书砚赠送作贺。1930年，汪兆镛编著《山阴汪氏谱》时，按谱表中世系排列，将汪精卫列为元末自婺源县迁至浙江山阴县的第十九世孙。汪兆镛在其年谱中也较少提及汪精卫。

汪兆镛平日最鄙薄其弟汪精卫为人，精卫心术不端，他不仅贻羞汪氏，且将为国家罪人。每见到汪精卫，他都训斥一顿。汪兆镛与汪精卫兄弟二人政治观点异，但从未在文字上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而批评对方。对其称谓，汪兆镛在其自订年谱中，于1906年前概称“季弟”，之后称为“精卫”，而诗词中更无片言只字与之有关。

光绪年间举人、燕京大学张尔田教授的挽联写道：“国仇家恨，萃于一身，居夷余年，何惭西山高卧；孔思还情，期望终古，著书数百卷，卓然东垫正传。”近代诗人吴用威的挽联写着：“藕孔寄吟身，海国尘扬，仙踪定蹑罗浮蝶；药州沉旧梦，风微人往，诗事长留癸酉笺。”简单概括其人生经历，对超凡脱俗生活的向往，和著作诗歌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史学家陈垣：节拟西山，学传东塾；词刊雨屋，诗著晴。”把其比作宋代学者真德秀，继承其师陈澧的学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