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片讲述了在“十年动乱”时期，一批年轻人来到
北大荒插队，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经受洗礼，获得成长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场震撼人心的动乱席卷中华大地，青年人怀着狂热的追求为理想而斗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五个北京学生来到
黑龙江省垦荒兵团。他们出身不同，性格各异，但面对北大荒迷人的秋景，他们忘怀了一切，辽阔的原野，美丽的白桦林，使他们心旷神怡。他们中有希南、七月、曲林、肖弟弟和凝玉。年龄最大的陈希南身强力壮，善于思考；干部子弟韩七月热情、偏激，“革命造反”使她的性格有点扭曲；华侨子弟萧弟弟天真善良，就是爱哭；调皮蛋曲林，爱玩爱闹，但讲哥们义气；凝玉美丽善良，但羞怯软弱。
冬天来了，
北大荒一片冰雪世界，生活也日趋严酷，五个青年在动荡的年代里经受着严峻的生活考验。韩七月收到父母的来信后脸色阴沉，她发誓不回城，要在北大荒干一辈子，并坚决与黑帮父母划清界线。
萧弟弟每天盼着国外的母亲能给他来信，但他的希望每每落空。北大荒冷酷无情，凝玉无法忍受艰苦的创业生活，竟用结婚的方法离开兵团。她知道希南爱她，但最终怀着隐痛，离开了大家离开了田野。送别那天，五个好友就缺希南，希南爱慕凝玉，但命运却作出了另一种安排。
秋凝玉走了。萧弟弟染上重病住进了医院。韩七月在一次扑灭
森林火灾中光荣牺牲。曲林病退回了城。希南埋头温课，考上了大学。
几年后，希南大学毕业，在北京碰到了曲林和凝玉，但他俩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在母校的校庆会上，希南听着《我们的田野》的歌声，思绪回到了
北大荒，那给他留下终生烙印的生活，他仿佛看到七月在熊熊大火中向他呼唤。他想起肖弟弟重回北大荒后给他的信中的话：“很少有我们这一代的青年遭受这么大的催残，但我们的理想信念不会毁灭、不会消亡。就像一场大火过后，无论留下多么厚的灰烬，在大地母亲的哺育下，从那黑色焦土中生长出来的新芽，只会更加青翠、更加茁壮。”希南下定决心，毅然放弃留在城里工作的机会，回到曾经流过血汗，埋葬着战友的地方——北大荒。
20世纪80年代初，《
中国青年》就一封
读者来信展开了“人生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我们的田野》中一段重要台词正是来自那次讨论。
1980年，
谢飞接触到了电影文学剧本《我们的田野》，剧本一反同类题材常有的伤感情绪，对知青的美好心灵的肯定，这引起了谢飞的共鸣，他希望能通过作品来为同时代的青年立传，说出他们的心声。1981年，谢飞曾辅导学生把剧本《我们的田野》拍摄成黑白
短片，1983年又将它拍成长片。
为了拍摄该片，谢飞曾三次赴
北大荒体验生活。他深切感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中一个复杂而独特的社会现象，创作这样题材的作品时，不能一味责备知识青年回城是不对的，也不能简单地断定上山下乡是错误的。他认为，影片一方面要用
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段历史，不回避某些尖锐矛盾，也不能做“非好即坏”的简单化处理，而应该深入剖析一代青年的心路历程。
对于影片的叙述结构问题，
谢飞曾再三斟酌，虽然他一直希望影片能拍得朴素实在，而时空交错的叙述方式容易给人卖弄技巧、花里胡哨之感，但是他认为这种结构方式自有长处，一是可以对所要表现的过去时空的生活取舍自由，二是如果现实与回忆交错呼应得好，有利于展开对那段历史的思考与评价。最后，他决定以希南的回忆与思考的过程作为贯穿线来结构影片。现实线以生活流的手法展开，回忆线则采用大段落跳跃式结构。
《我们的田野》中的诗情作为一种
叙事策略真实反映了历史作用于现实、
意识形态作用于创作的深刻而微妙的影响力。该片对于苦难的呈现，对人物的设计，对结尾的处理都诗意得很“暧昧”，这种方式可以看作是电影作者对当时知识界乃至是自身处境的一种真实反映。作为一部情绪饱满的作品，该片在叙事、影像、录音等诸多方面都十分缜密，有着鲜明的学院气息，作品的特殊之处在于：既保持着理想的坚守，也包容了对现实的妥协。可贵的是，它的诗情没有矫情和虚伪，依旧保持着苦难中的痛感，它呼唤人们在灰烬中扇动沉重的翅膀，为追求理想再做一次旅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镇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