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发生于明景帝景泰八年（1457年），是由武清侯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宦官曹吉祥主导的复立朱祁镇朱祁镇为帝的政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瓦剌，结果兵败被俘，于谦等朝臣另立王朱祁钰为景泰帝。景泰帝元年（1450年）八月，已被改立为太上皇的朱祁镇回朝，景泰帝朱祁钰将其软禁南宫对其多有防范。次年，景泰帝废掉朱祁镇之子朱见深，另立独生儿子朱见济为储，双方发生易储之争后，景泰帝将南宫上锁灌铅，禁止其与外界联系。景泰四年（1453年），朱见济离世，太子之位空置。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重，石亨、太监曹吉祥等为邀功赏联合徐有贞、张軏、杨善等，于同年正月十六日晚撞开南宫门，将朱祁镇抬往奉天殿，途经东华门、奉天门时遭遇守门将士阻拦，均被朱祁镇喝止。后在徐有贞、石亨等的主导下，朱祁镇于皇极殿成功复位为帝。

朱祁镇复位后，废黜朱祁钰为郕王，软禁在西苑，又改谥朱见济为怀献世子。同年二月朱祁钰离世，被追封为戾王，葬入西山。于谦、王文等在景泰朝受到重用的朝臣或被诛，或被贬，而徐有贞、许彬进入内阁，石亨被加封为忠国公，曹吉祥、张輗、杨善等夺门之变发起者也受到赏赐。石亨、曹吉祥等势力在此后左右朝局，并将徐有贞构陷出京，贬为庶民。天顺四年（1460年）阁臣李贤的劝谏下，朱祁镇将石亨、曹吉祥势力相继铲除。

夺门之变后，明朝权力中心发生转移。明英宗清算于谦等景泰朝臣，重组内阁并加强内阁的政治影响力。同时，曹吉祥、石亨势力逐渐把控朝局，宦官、锦衣卫势力重新抬头，加剧了政局的不稳定，为“曹石之变”埋下伏笔。而明英宗冤杀于谦等于国有功的朝臣，重用石亨等臣，对明朝士人的政治心态造成不利影响。

明英宗朱祁镇时期，诚孝张皇后以及内阁“三杨”相继离世，受朱祁镇宠信的宦官王振独揽大权，且随着瓦剌势力逐渐强大，北方边境战事不断。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绰罗斯·也先带领瓦剌军大举入侵明朝边境，大同市守军全军覆没，仅守将石亨单骑逃回，而瓦剌军也欲趁机南下攻打北京城。

与此同时，朱祁镇不顾朝臣劝阻，听从王振建议率大军出征瓦剌。同年八月十五，五十万明军在土木堡大败，诸多随征朝廷文武重臣有去无返，朱祁镇被俘。之后，瓦剌将他当做筹码用来威胁明朝，图谋恢复元朝政权。明朝内部人心涣散，大量富户举家南迁。

为缓解朝局危机，于谦等人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拥立其异母弟郕王朱祁钰（即景泰帝）继位皇帝，并在随后赢得了明京师保卫战的胜利，稳定住了朝局。而朱祁镇也因失去利用价值，被瓦剌主动要求送回。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朱祁镇辗转回朝后，被景泰帝软禁南宫、衣食无济，其儿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也被景泰帝儿子朱见济取代，景泰帝皇后汪氏因反对易储被废黜，朱见济生母杭姓被改立为后。景泰六年（1455年），景泰帝将朱祁镇居住的南宫门上锁灌铅，双方矛盾随之激化。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朱祁钰病重，而太子朱见济早于景泰四年（1453年）离世，景泰帝膝下已无子，朝廷面临皇位更替，可继任者却依旧悬而未决。而朝臣石亨、徐有贞等也各怀心事，想改变自己在朝廷中的处境。

明朝时期，废除丞相制，建立起内阁制度，而其中央权力也始终在皇帝、内阁和六部之间转移。其中，皇帝把握决策权，议政权分属内阁，行政权则分给六部。

土木堡之变中，太师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陈珪陈赢、平乡伯陈怀以及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等五十二名随征朝臣死于战乱，朝廷内阁和六部部员损失惨重。朱祁钰即位后，起用于谦等高级文官，清除了宦官王振的残余势力，逐步建立起新的权力中枢系统。

除去于谦、王文等在景泰朝较受重用的官员，官员徐珵因曾在土木堡之变后提议南迁被于谦喝止，并在此后被景泰帝厌恶、弃用，在陈循建议下不得不改名徐有贞才得以继续为官。因景泰帝在人事任免上多倚重于谦，徐有贞认为是于谦故意为难自己，对他心怀怨恨。而石亨、曹吉祥、张軏等对自己在景泰朝的处境也各有不满。

景泰三年（1452年），于谦从京师原三大营中挑选精兵，分为十营团练以备。在有意削弱其职权的朱祁钰的批示下，其中太监阮让、都督杨俊提督四营，太监陈殖、卢永，都督郭元振、冯宗则各提督三营。京营兵马的统制权则由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刘永城以及于谦共同执掌。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二日，景泰帝召见石亨令他代行祭祀，这是自他病重后第二次找石亨代祭，石亨认为景泰帝病情已十分严重，不能再作为依靠。又听闻于谦等朝臣有意说服景泰帝复立朱见深为嗣，石亨便找来张軏、杨善及太监曹吉祥，提议借助此时机，一起复立太上皇朱祁镇为帝，以邀得功劳。

曹吉祥等几人均表示认同，又与石亨一起找到太常寺卿许彬让他代为筹谋复立事宜，许彬认为这是“不世功也”，但推说自己年老力弱无法胜任，并又向他们推荐了“善谋”的徐有贞。徐有贞欣然同意，向石亨等提议要将此事告知朱祁镇且要得到“审报”才算师出有名。但彼时朱祁镇的南宫门已上锁灌铅，于是，宦官曹吉祥便将此计划告知朱祁镇生母孙太后，并从孙太后那里顺利拿到令他们“迎太上皇复位”的懿旨。

与此同时，于谦等朝臣正忙于议定太子。正月十四日，朝臣在廷会上商议太子人选，多数人都同意复立朱见深为皇太子，病中的朱祁钰看到相关奏疏后，否决了他们的提议，并传旨说自己十七日可早朝。于是，于谦、王直、胡濙、商辂等又在十六日召集朝臣商议复立朱见深，并打算于次日早朝时再次将此奏疏呈报。石亨等闻知消息，于十六日夜至徐有贞家商议对策，徐有贞建议当夜就发动政变，复立朱祁镇为皇帝。

由于景泰帝次日会早朝，宫门于当日夜间便早早开启，徐有贞趁机入宫进入朝房，而石亨、张軏以及孙太后的两个弟弟等则带领家人兵丁混入守御官军当中，相继进入宫中。

之后，他们来到朱祁镇被软禁的南宫门前，合力撞开宫门，将朱祁镇用抬出。众人行至东华门时，朱祁镇自明身份令守将开门，守军心生顾忌，便开门任他们通过。至奉天门时，有守将攻击徐有贞阻止他们通过，又被朱祁镇喝止。

而朱祁镇也在随后被抬进皇极殿。此后，参与夺门的众人敲响鸣钟鼓，开启诸宫门，令正等待早朝的朝臣参拜复位的朱祁镇，群臣在徐有贞的号令下，纷纷下跪参拜。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七日，朱祁镇在奉天殿颁布复位诏书正式复位，并在之后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大赦天下，复立朱见深为太子。朱祁钰朱祁钰被降为郕王，软禁在西苑。其废后汪氏复为郕王妃，改谥朱见济为怀献世子，其已故的生母杭氏也被毁陵削去孝肃皇后谥号。同年二月十九日朱祁钰在西苑离世，被追封为戾王，不准其葬入生前所建的昌平陵寝寿陵，改葬西山。

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十七日（即复位当天），朱祁镇便下令将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下狱，另有司礼监太监张永等，外官陈循、商辂等较受景泰帝重用的大臣也被查办。在朱祁镇授意下，监察部门弹劾于谦、王文、商辂等“朋奸恶党，逢迎景泰。易立储君，废黜汪后。卖权鬻爵，弄法舞文”，商辂等朝臣曾上疏辩解，明英宗均不予宽恕。在定罪于谦时，更是使用了“欲迎立外藩”的不实罪名。

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朱祁镇下令将于谦、王文及朱祁钰近宦王诚、舒良、张永、王勤斩首、弃市、抄家；贬陈循、江渊、俞士悦、项文曜，将他们充军到铁岭卫；免除萧镃、商辂、王、古、丁澄的官职。经此清算，受到景泰帝重任的朝臣几乎全被清算，景泰朝的改革成果也遭到破坏。

但朱见深即位后，为于谦、王文、江渊等夺门之变中被查办之人平反。成化元年（1465年），赦免了此前受到于谦牵累被流放山西省的于冕（于谦儿子），恢复了于谦的官职，并下令在于谦墓边建祠，聂氏宗祠题名为“旌功”，令地方相关部门进行拜祭。万历十八年（1590年），又改谥其为“忠肃”。成化五年（1469年），王文被平反昭雪，明宪宗恢复其官职并遣人谕祭，弘治十一年（1498年），王文被赠太保，追谥为“毅”。

被贬谪铁岭卫的江渊、陈循、萧镃等多在平反前已经离世，朱见深恢复他们的官爵，并赐予祭祀。而俞士悦、项文曜、商辂等则又复官入朝，其中商辂还在明宪宗时期再入内阁，成为大学士。

由于朱祁钰内阁成员多数被查办，朱祁镇复位后重组内阁。令徐有贞、许彬入内阁，且令徐有贞主理内阁事务，从职权上确立了内阁首辅的地位。曾因受到宦官王振打压而离开内阁的大理寺卿薛瑄，在朱祁镇复位后又被升任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并在之后入阁参政。而吏部侍郎李贤也因受到明英宗赏识，兼翰林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夺门之变后，朱祁镇对“夺门迎复”之人进行封赏。原出身勋贵之家的张軏、张輗分别被封为太平侯、文安伯，另赐可传之子孙的丹书铁券，规定他们本人可凭丹书铁券免死两次，子孙可免死一次。天顺二年（1458年）张軏去世，谥号为“勇襄”，天顺六年（1429年）张輗去世，追赠文安侯，谥号“忠僖”。杨善被封为兴济伯，得赐丹书铁券，政变后次年，七十五岁的杨善离世，追赠兴济侯，谥号为“忠敏”，其死后，他的儿子承袭了爵位，降为金金吾卫指挥使。

石亨被封为忠国公，宦官曹吉祥被赐大量庄田，令其协理京营，其嗣子曹钦被封为都督同知，后又封为昭武伯。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四日，朱祁镇又对石亨所呈报的约三千“有功之人”进行赏赐，将其中参与夺门的三百三十一人官升三级，将“守门”“保驾”的其他人等官升一级。石亨在此基础上扩大邀功行赏的范围，对军中医士、乐工等进行赏封，其弟侄等五十余名家人以及曹吉祥门下近千人也借此冒领军功。

土木堡之变后，朝廷众臣将王振视作始作俑者，发布过挞伐王振的公告。而土木堡之变也成为明英宗的一个“政治污点”，为给自己正名，同时也为了颠覆景泰朝的合法性，并重新依靠宦官势力，天顺元年（1457年）十月，复位为帝的明英宗为王振刻木为像、招魂祭葬，并在祭文中称赞王振“恭勤事上，端谨持身。左右赞襄，始终一德”。

景泰元年（1450年），瓦剌送还朱祁镇，临行前瓦刺知院伯颜帖木儿屏去左右，让译者转告朱祁镇，让他回去后要回自己的皇位，意在让二帝相争令明朝起祸。

朱祁镇回朝后，朱祁钰对其多有防范，令他在南宫生活，还派军队守卫宫门，并多次拒绝朝臣前去探望朱祁镇的请求，但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至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期间，朱祁镇与外界尚有联系，其生母孙太后也多次入南宫探望。

被软禁南宫期间，朱祁镇衣食不济，日常用度其发妻钱皇后做针线置换及其娘家的偶尔接济。但朱祁镇仍对前去探望他的宦官予以赏赐，并有意笼络。由于景泰帝在任期间，为防宦官势力生祸，对宦官管制严厉，宦官多怀念朱祁镇在位时期的恩宠。在朱祁镇回朝后，朱祁钰却未将亲近其的宦官力量剪除，反允许曾伺候其十多年的太监阮浪前去伺候。

景泰元年（1450年）七月，景泰帝查得阮浪曾将朱祁镇的镀金刀及绣袋赠给皇城使王尧，但阮浪抵死不承认是帮朱祁镇结交朝臣，景泰帝一怒之下，伐去南宫内朱祁镇在其下乘凉的大树，将南宫大门上锁灌铅。而二帝之间的权力争夺也为夺门之变的发生埋下伏笔。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闻知于谦等朝臣有意改立朱祁钰为帝，朱祁镇朱祁镇生母孙太后抢先将朱祁镇年仅两岁的庶长子朱见深立为太子。

景泰元年（1450年），朱祁钰迫于朝臣议论同意迎朱祁镇回朝，但在此后对其多有防范，为维护自己皇位的正统性，于景泰三年（1452年）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改立自己的七岁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景泰易储一事在当时有违礼法，引来诸多士大夫官员反对，主要辅政成员之一宦官金英也表示反对，虽在景泰帝的极力坚持下最终易储成功，士大夫、宦官势力却对朱祁镇心怀同情，从而影响人心向背。

土木堡之变前，朱祁镇朱祁镇对宦官势力多有倚重，以致出现宦官揽权专政的局面。朱祁钰即位后，对宦官势力进行管制，许多宦官怀念旧主。景泰帝易储之后，宦官阮浪朱祁镇的镀金刀及绣袋赠给皇城使王尧，被明景帝察觉后，认为其是为了协助朱祁镇“谋复皇储”才“遗刀求外应”，阮浪却抵死不承认自己是帮朱祁镇结交朝臣。

且朱祁镇为政时，虽纵容王振等宦官专权，但对士大夫官僚礼遇有加，士大夫多对他心存好感，以至于土木堡之变后，政治舆论倾向于其“为天下生灵而被虏”，对其决策过失竟较少提及。朱祁镇从瓦剌回朝后，朱祁钰对其较为冷落，又在此后改易皇储，阻断其与藩王等皇室贵族的联系，并拒绝礼部提出的明年元旦群臣朝拜太上皇的主张，后来更是将南宫门上锁灌铅，这与士大夫看中的“孝义”相违背。为此，士大夫对朱祁镇心存同情，在景泰帝为政期间，每逢明英宗生辰或岁末，士大夫们都会上疏景泰帝，请求赴南宫朝觐。

景泰八年（1457年），朱见深已经十五岁，有成为储君的年龄优势。除他之外，明英宗还有九个儿子，与彼时膝下已无子的景泰帝相比，士大夫文官在政治上也更倾向明英宗。朱祁钰为顺利易储，将提出反对的发妻孝渊汪皇后废黜，后又偏宠“妖妓”，后宫不稳，而其在内宫、宦官、士大夫中的势力减弱也是夺门之变发生前他未得知任何消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景泰四年（1453年），新立的太子朱见济夭折，景泰帝在此后却一直膝下无子，太子之位也随之空悬。御史钟同和礼部郎中章纶曾提议复立朱见深为继承人，均受到明景帝严刑拷讯。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明景帝身患重病，但皇太子还没有最终确立，朝臣为此心存忧惧。

夺门之变的主要发起者之一石亨在景泰朝较受重用，朱祁钰病重时两次让其代为祭祀。但石亨在得知景泰帝病重无法依靠时，想转投朱祁镇以获得封赏。在与张軏、曹吉祥、杨善等商议复立朱祁镇时，石亨直接言明此举可邀功行赏。而张軏、曹吉祥等也深表认可，许彬在得知后也称“此不世功也”。在景泰朝不得重用的徐有贞得知后“大喜”并积极为他们谋划复辟事宜。

景泰八年（1457年）十六日晚，明知次日早朝诸位大臣会上疏请求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他们却在徐有贞的建议下决定抢先复立朱祁镇为帝，以达到政治投机的目的。而夺门之变后，石亨等人也因“功”获赏，石亨更是大肆冒功，开始左右朝局。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发起明京师保卫战，成功稳定住了危机四伏的明王朝，他也因在此战中立下大功声名在外。之后，于谦权势在握，深受朱祁钰信任。但于谦性格刚直，行事只问对错，且忽视宦官、卫戍军等势力的作用，令徐有贞、石亨、张軏、曹吉祥等投机之人对他心怀嫉恨。且由于其在景泰易储时保持中立态度，景泰帝在此后也有意削弱其职权。在景泰帝建议下，于谦在景泰三年（1452年）改革京营之时，将京营三分之二的兵权交由石亨、曹吉祥、张軏等执掌，为他们发动夺门之变提供了条件。

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生母积极营救明英宗，得知朝臣有意改立明景帝后，抢先立朱见深为嗣，以保住明英宗一脉的正统地位。夺门事变发生前，石亨等曾将计划告知孙太后，孙太后予以坚决支持，颁旨令石亨等迎立明英宗，夺门之变由此变为合法行为。此后，孙太后又令自己的两个弟弟带领家人和兵丁四十余人参与夺门行动。而她的支持也为夺门之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明代学者屠隆认为，于谦事先获知了徐有贞和石亨等在密谋夺门之变，重兵在握的他本可以平定叛乱，但考虑到一旦举事朱祁镇必死而朱祁钰正重病，或会导致“两主不俱全”，所以愿意用自己身死来保全宗庙社稷。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对夺门之变发生前于谦不知情表示怀疑，认为于谦平日最留心兵事，身为兵部尚书的他消息灵通，不可能对徐有贞等人正谋划夺门之变不知情。但同时又认为，有可能是他听说时已经太晚，来不及发兵镇压。

《明史·英宗后纪》记载，景泰帝于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十九日，其期间多次提及景泰帝有疾，但对景泰的死仅用“薨”表示，为此，其死因一直存疑。

而《英宗实录》中则一共记载了多达二十多条朱祁钰有疾的记录，以渲染其病情之沉重，从而认为景泰帝的病情不在断恶化，最终因病不治身亡。

但据明代杨瑄《复辟录》里的相关记录，景泰帝在夺门之变后病情已有所恢复，明代《寓圃杂记》详细记录了景泰帝在景泰八年（1457年）的病情发展，认为夺门之变前其已经病愈。明代《病逸漫记》进而认为景泰帝是被宦官蒋安勒死，清代《罪惟录》也认为，景泰帝在夺门之变后病愈，但被宦官蒋安勒死。而清代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为景泰陵立碑题辞时，认为他是被人杀死的。

夺门之变后，朱祁镇复位，朱祁钰被废黜，明朝权力中心发生转移。明英宗即位后，斩杀清算于谦等景泰朝臣，改易了所有内阁成员，此后，他又从职权上确立了内阁首辅的地位，加强了内阁于朝局的影响，从而使明朝的政治格局发生改变。从而废止了景泰朝的改革举措，让自土木堡之变后有所恢复的社会政治经济学秩序遭到破坏。

而曹吉祥、石亨借助夺门之变立功，并在此后把揽朝政，影响朝廷稳定，为后来的“曹石之变”埋下伏笔。且由于石亨等冒领封赏，致使朝廷冗员大增，国库虚耗，吏治进一步败坏。同时，宦官、锦衣卫势力重新抬头，成为影响明朝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加剧了政局的不稳定。

而朱祁镇为求夺门之变名正言顺，以“欲迎立外藩”为名杀害了于国有功的于谦，其他被清查的官员如商辂等的罪名也多有疑问，而徐有贞、石亨等佞臣却在夺门之变后得以重用，使当时的士人对朝廷普遍心存不满，进而产生“要么退隐自适以全身远害，要么奋身投入做一次政治的赌博”的政治心态，并对士人曾有的入仕报国死社稷的理想与追求产生不利影响。

清代彭而述在《明史断略》中认为，夺门之变是石亨等小人为争权邀功发起的一场非正当的政变。清代段玉裁在《明史十二论》认为，夺门之变是朱祁镇听信小人撺掇，趁朱祁钰病重之时发动的一次篡位政变。

《剑桥中国明代史》也认为，夺门之变是明代历史上一次典型的政变，是严重违背礼仪的事件。

当代学者李一凡在研究北京文化史时提及夺门之变，认为朱祁钰病重时膝下无子，皇位迟早会落到朱祁镇手中，而朱祁镇却没有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发动了夺门之变，而夺门之变是一次没有意义的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