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堂（1905—1979），字光梁，生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中国近代著名足球运动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杰出的体育思想家和教育家，运动生涯主要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亚洲球王”之称。

李惠堂自幼酷爱足球，16岁考入香港皇仁书院后接受系统足球训练，1922年加盟南华足球俱乐部，1924年获香港甲组足球联赛冠军。1925年，李惠堂加盟上海乐华足球队，赢得众多赛事冠军。1930年，李惠堂重返香港南华队，帮助球队再次获得香港甲组联赛冠军。1931-1934年，李惠堂在印尼经商期间参加当地群力足球队，获得雅加达市冠军，并代表雅加达印尼埠际赛夺得冠军。1934年，李惠堂返港再次回归南华队，率队多次夺得香港甲组联赛冠军。香港沦陷后，李惠堂于1942年返回家乡五华县振兴当地足球运动并赴各地进行抗战义赛。1948年，李惠堂正式宣布挂靴。

国家队方面，李惠堂于1923年第一次代表中国队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6届远东运动会，帮助中国队获得足球项目冠军，随后又率中国队接连获得第7、9、10届冠军，被誉为“亚洲球王”。1936年，李惠堂与中国足球队自费参加第11届柏林奥运会，沿途通过友谊赛筹措费用，获得23胜4平0负的战绩，最终在奥运会赛场上0-2负于英国队遭淘汰。

退役之后，李惠堂于1948年以教练身份率领中国足球队参加了第14届奥运会，同年获得国际足球联合会颁发的国际裁判证书，成为中国第一位国际裁判。由于在亚洲足坛的巨大影响力，李惠堂于1954年当选afc秘书长，1965年当选国际足联副主席。据传在1976年，德国《环球足球杂志》曾将李惠堂与巴西的贝利等人共同评为“世界五大球王”。1979年7月4日因病逝世，享年74岁。

李惠堂出生于香港铜锣湾大坑村，父亲为建筑巨商李浩如。四岁时，李惠堂随母亲回到祖籍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锡坑乡老楼村读私塾。由于酷爱足球，童年的李惠堂就用柚子当球，把狗洞当成球门练习。10岁时，父亲将李惠堂接回香港特别行政区接受文言文和英语教育。16岁时，李惠堂考入香港皇仁书院，这所书院以完善的足球体育教育闻名，李惠堂在这里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足球训练。1921年，李惠堂参加香港少年夏令营杯足球赛，其突出表现引起香港南华体育会足球部高层郭宴波、莫庆等的注意，将他选入了南华会足球乙队。

1922年，李惠堂进入南华足球队甲队，开始征战香港甲级足球联赛，司职左边锋，以良好的技战术意识和惊人的技术动作被称为“球怪”。1923年5月，南华足球俱乐部代表中国参加在日本大阪举办的第6届远东运动会，未满18周岁的李惠堂在四场比赛中都有进球。1923年5月24日，中国队迎战日本队，李惠堂打入三球上演“帽子戏法”，帮助球队5-1战胜对手夺得冠军。据90Soccer网站统计，这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年轻的国际比赛帽子戏法记录（17岁7个月零6天）。1923年8月，南华队远赴澳大利亚参加系列比赛，在全部的36粒进球中，半数都由李惠堂打入，尤其在与澳大利亚联赛冠军新南威尔士队的友谊赛中，李惠堂在开场五分钟内便连入两球，全场比赛独中三元，获得悉尼政府特设的最佳表演奖，被授予金质奖章，并因此被内地和香港报刊称为“球王”。1924年，李惠堂随南华队获得香港甲组足球联赛冠军，这是华人足球队首次在该联赛中夺冠。1925年，李惠堂代表香港埠际足球队参加第五届港沪际赛，打入三球，为香港捧得沪港杯。

1925年，李惠堂为躲避包办婚姻来到上海市，结识上海足球名将哈元良，加入上海乐群足球队。10月18日，李惠堂在乐群队与高丽队的比赛中首次亮相，一人独中三元，帮助球队3-1取胜。1926年，乐群队改组为乐华队，李惠堂任队长。当时外国人控制的上海“西联会”足球比赛不允许华人球队参加，经过交涉，乐华队得以加入西联会并参与了当年的“史考托”杯比赛，最终以4-1战胜蝉联9届冠军的腊克斯队，开创了上海华人足球队打败外国球队的记录。1927年至1928年，李惠堂带领乐华队接连夺取了西联会联赛、首届高级杯赛以及第四届中联赛甲组的三个冠军，在当时的上海市流传下了“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佳话。

1930年7月，乐华队到南洋一带比赛，为11月的英国比赛作准备，因接到英国比赛推迟的消息，李惠堂途经香港特别行政区，选择留下来继续为南华队效力。南华队重新得到李惠堂后实力提升，赴南洋比赛24场中胜21场平3场，李惠堂打入了球队110个进球中的33个。1931年，李惠堂帮助南华队第二次获得香港甲组足球联赛冠军。

1931年- 1934年，李惠堂来到印度尼西亚经商，参加了当地的群力足球队，帮助球队成为雅加达市冠军。期间李惠堂还代表雅加达参加印尼埠际赛，获得冠军。

1934年，李惠堂返回香港，再度加入南华队。1934年，李惠堂作为香港队的主力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球队以24-0大胜安徽队，李惠堂独进16球。1936年，在为第11届柏林奥运会组建的中国男子足球队中，李惠堂作为队长率14名南华球员加入，出场比赛的11名主力球员中南华占到8人。1939年元旦，李惠堂在香港《大公报》上撰文，言及战时国内体育界的现状时写道，“现在，除了上海孤岛里有一部份〔分〕同志稍形活跃外，体育之能保持常态的地方，惟有世外桃源的香港，在这里因为流亡者的麇聚，人材〔才〕的源源而来，体育的动态反觉加倍热闹，成了全国的重心”。1939年，李惠堂率南华远征马来西亚，在11-0战胜马来西亚联队的比赛中，一人攻入7球。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李惠堂拒绝为日本人踢球。1942年春，为庆祝伪满政权成立10周年，汪精卫命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和宣传部长林柏生联名致电，拟派专机接李惠堂和南华足球俱乐部到南京及满洲各地巡回表演，并请李惠堂留在南京主持体育政务。闻讯后，李惠堂决定率领南华队去澳门访问，借此机会离开了香港，返回广东省老家。

在效力南华的这一阶段，李惠堂帮助球队接连获得1934-35、1935-36、1937-38、1938-39、1939-40、1940-41六届香港甲组足球联赛冠军。

返回广东老家后，李惠堂致力于推广足球运动，先后组织五华足球队和航建足球队到各地巡回比赛。1942年黄河决堤后，李惠堂举办足球义赛，先后在韶关市、桂林市、南宁市、四川省及整个大后方进行了138场比赛，收入全部捐给救灾及慰劳伤兵、孤儿等之用。后来李惠堂又到桂林组织广东足球队，参加华南四省足球赛，并先后在重庆市、成都市、自贡市等地作表演赛和义赛，以比赛收入救济战争孤儿和难民，支持抗日救国。

抗战胜利后，李惠堂返回香港特别行政区，再度回归香港南华队。1947秋，李惠堂率南华队访问东南亚，与泰国、新加坡等国足球队比赛10场，全部取胜。同年，李惠堂在香港参加埠际赛，以4-2取得胜利，这场比赛也成了他的“挂靴之战”。1948年，李惠堂正式宣布挂靴。

1923年5月，南华足球俱乐部代表中国参加大阪第6届远东运动会，李惠堂随队出战，帮助中国队赢得足球项目冠军。1925年，李惠堂随中国队参加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第7届远东运动会，在与东道主菲律宾的比赛中，一人独中三元，帮助中国队5-1取胜，最终中国队蝉联冠军。在这次运动会后，李惠堂开始被誉为“亚洲球王”。1930年，李惠堂随中国队参加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9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以5-0胜菲律宾，3-3战平日本，最终第三次获得冠军。1934年，李惠堂作为队长率中国队出战在菲律宾举办的第10届远东运动会，决赛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在双方战至3-3平后，李惠堂打入点球，助中国队4-3取胜，第四次获得冠军。

柏林奥运会

1936年，中国足球队获得柏林第11届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支中国足球队以香港南华队担任主力，李惠堂担任队长。由于经费不足，中国足球队通过沿途热身赛来筹措费用，转战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缅甸、印度等地，前后两个多月27场比赛，获得23胜4平0负的战绩，最终收入20多万元港元，除用作球队开支外，还汇出10万元支援中国代表团中其他缺乏经费的队伍。

1936年8月1日，在柏林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李惠堂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旗手。足球项目比赛开始后，中国足球队由于沿途频繁比赛和舟车劳顿导致状态不佳，再加上遭遇实力强大的英国队，首场比赛0-2告负后遭到淘汰。

赛后，李惠堂率中国足球队访问欧洲多国进行比赛，8场比赛取得1胜1平6负的赛果。通过奥运会赛场和这些比赛中的表现，李惠堂引起了英国阿森纳和法国红星圣旺（Red Star Saint-Ouen，现红星足球俱乐部）两大足球俱乐部的兴趣，尤其红星方面曾直接提出试训和加盟的邀请，但李惠堂婉言谢绝。

早在22岁时，李惠堂就曾被复旦大学足球队聘为教练。

1948年以球员身份挂靴后，李惠堂担任了中国足球队的教练，率队参加了伦敦第14届奥运会。由于缺乏经费，中国足球队重演了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时的经历，前往东南亚通过比赛筹措费用。奥运会开幕后，中国足球队于1948年8月2日晚在伦敦市郊的富尔哈姆球场迎战土耳其队，0-4告负后遭到淘汰。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曾邀请李惠堂做中国国家队主教练，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1953年，李惠堂作为领队率香港华联足球队出访，因队伍中有人贩毒遭到牵连，起初被判入狱5年，上诉后改为罚款5万港元并驱逐出境。当走投无路之时，台湾当局将李惠堂接至台湾。1954年，李惠堂率台湾足球队参加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第2届亚运会，获得冠军。1958年，在日本举办的第3届亚运会上，李惠堂带领的台湾足球队蝉联冠军。1963年，李惠堂率台湾足球队在马来西亚的“默迪卡杯赛上摘取桂冠。后来在当年的贩毒案彻底查清后，李惠堂离开台湾返港居住。

1947年，李惠堂创立香港华人足球裁判会，并连任六届主席。1948年，李惠堂任国足主帅参加1908年伦敦奥运会，赛后留在英国参加高级教练研修班及国际裁判考试，考出了90分的最高分，获得国际足球联合会颁发的国际裁判证书，成为第一位获得国际裁判资格的中国人。

由于在亚洲足坛的巨大影响力，1954年李惠堂当选为afc秘书长；1965年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席，成为当时在国际足联获得最高职务的中国人；1966年当选亚洲足球联合会副主席。

在去世前的几年，李惠堂辞去了所有足球荣誉职务，专心造福乡里，先后出任香港土街坊福利会名誉会长，五华旅港同乡会理事长等职。1979年7月4日，李惠堂病逝于香港圣德肋撒医院，享年74岁。

据统计，李惠堂在生前共获得了50多个荣誉称号、100多枚奖章和120多座奖杯。在李惠堂所赢得的赛事荣誉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际比赛领域的4次远东运动会冠军（1923，1925，1930，1934）和联赛领域的8次香港甲组足球联赛冠军（1923-24，1930-31，1934-35，1935-36，1937-38，1938-39，1939-40，1940-41）。

李惠堂球员生涯总出战一千多场，总进球数据则说法不一，有说1860个，也有说1260个。

在国家队方面，据中国足球协会足球大数据统计，李惠堂共为国家队出战66场，进球84个。

李惠堂的妻子是青梅竹马的廖月英，因反抗父亲指定的包办婚姻，1925年20岁的李惠堂带着廖月英来到上海市成婚，不久即加入了上海乐群（后改名乐华）足球队。

李惠堂育有5子3女。次子李育德绰号“太子”和“拉车佬”，也是上世纪50年代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屈一指的中锋。六子李炳德则是上世纪60年代香港著名的后卫。

在效力香港南华、上海乐华期间，李惠堂同时曾在中华人寿保险公司、瑞界洋行等机构供职。1931-1934年，李惠堂还曾前往印度尼西亚经商。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李惠堂于1942年春返回广东省老家五华县，曾先后担任五华粮仓主任、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上校参议、兴宁公路站站长等职。此外，李惠堂还曾担任过复旦大学体育教研室主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教授等职。1979年7月4日凌晨，晚年一直被糖尿病、肾病、癌症等多种疾病折磨的李惠堂病逝于香港圣德肋撒医院。

李惠堂故居“联庆楼”位于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横陂镇老楼村，是其父香港特别行政区巨商李浩如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所建，其样式为客家地区常见的“四角楼”式建筑 ，总占地面积约44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590平方米， 2009年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9年，广东梅州大会堂为李惠堂立了一尊为人体5倍的半身纪念铜像。

2005年，一座高5米，再现李惠堂踢球英姿的“亚洲球王”铜像安放于五华县全民健身广场。

2019年3月，另一座世界球王李惠堂雕像在五华县奥体中心落成揭幕，雕像高6米、红花岗石材质，重100吨，由著名雕塑家、广东美术学院廖慧兰教授及广州美术学院团队创作，并由传承五华石雕工艺的平南杨家兄弟雕琢而成。雕像原型取自于李惠堂30多岁时“载誉归来”的一张照片，该照片由李惠堂赠送给廖慧兰的老师后保存至今。

李惠堂一生撰写了众多足球方面的文章及著作。早在1928年，23岁的李惠堂就自费出版了《足球经》一书，后陆续出版有《球圃菜根集》《香港足球五十年》《足球技术》《足球规则诠释》《杂果盘》《足球登龙术》《足球读本》等足球著作，阐发个人足球技战术心得及足球理念。在其足球著作中，李惠堂主张以“人格修养，娱乐精神，体魄锻炼”为足球运动宗旨，并提出了“恕以待人，博爱互助，襟怀宽广”的足球重德理念。

在文学创作方面，李惠堂爱好旧体诗，出版有诗集《鲁卫吟草》。李惠堂的诗歌作品有多篇得到过高度评价，如：

《初写足球书于沪江自题卷首》

好事西人创足球，欲凭力骋骅。

丈夫养就浩然气，一脚踢翻五大洲。

《六十初度感怀》

忧乐常关天下情，愧无建树以球鸣。

一腔肝胆存人热，半世风尘为国争。

拔帜岂曾功在汉，洁身遑计利和名。

逢辰笑酌李率泰酒，许共贤流致太平。

李惠堂速度快，动作敏捷，控球技术非常出色，能够左右开弓。他有两大绝招，一是喜欢在离球门三四十码处远程发炮，又准又刁；另一招是卧倒射门，一般人倒地之后踢出的球总是欠准星，但他的卧射却往往能一击致命。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20世纪20年代上海市流传俗语

李惠堂与巴西的贝利、英格兰的马修斯、西班牙的阿尔弗雷多·迪斯蒂法诺、匈牙利的费伦茨·普斯卡什并列“世界五大球王”——德国《环球足球杂志》1976年评

出生于1905 年的李惠堂至今仍被广泛认为是中国送给足球界最好的礼物，并且经常与保利诺·阿尔坎塔拉（Paulino Alcantara）并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亚洲球员。——Ahalftimereport网站

关于李惠堂被德国杂志评为“世界五大球王”一事，一直为国内媒体转引，所以真实性曾引发质疑。有国外研究者认为，此事最早出自1976年香港一家报纸的报道，一些媒体暗示该德国杂志是著名的《踢球者（Kicker）》，但《踢球者》方面称，在杂志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中，只介绍过一次李惠堂，在1976年确实对其进行过采访，但并没有关于“五大球王”的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