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Emma）是英国作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主题是爱情与婚姻。作者于1814年1月21日开始撰写《爱玛》，1815年12月23日首次出版，是献给十九世纪英国摄政王（即威尔士亲王）的作品。

主人公爱玛·伍德豪斯是海伯里小镇的富家千金，喜欢随心所欲，热衷于给别人牵线做媒，自作主张地为孤女哈丽特筹划了一次次啼笑皆非的恋爱。在哈丽特向爱玛坦白自己爱的人是奈特利时，爱玛才终于醒悟自己也一直不知不觉地爱慕着亦师亦友的奈特利。故事的最后，爱玛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改正了自身的错误，与奈特利拥有了一个幸福圆满的结局。

《爱玛》这部作品展现了女性的成长史，引发了大众对女性意识觉醒的探讨。不同于传统的爱情故事，小说叛逆的女性形象与爱情观反映了现实。简·奥斯汀正是从现实出发，塑造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大量运用反讽手法抨击了婚姻陋习和守旧思想。不少评论家视《爱玛》为简·奥斯汀最成熟的小说。

简·奥斯汀从哥哥亨利的外科医生那里知悉，英国的摄政王（即威尔士亲王）非常推崇她的作品，内侍牧师暗示她可以撰写一部新作献给摄政王，此部作品就是《爱玛》。简·奥斯汀于1814年1月21日动笔撰写《爱玛》，1815年3月29日完稿。

19世纪初期正值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转型期，整个社会在政治、思想、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了一些变化，社会矛盾较为尖锐。小说中爱玛一家是封建秩序的典型代表，不思进取，固步自封，拒绝见识新鲜事物，坚持着传统安逸的生活方式。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英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新兴力量也在不断渗透。小说中以奈特利为代表的乡绅们积极乐观地接受新技术、新思想，不断适应着新的社会变化。爱玛和奈特利对社会变革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乡绅阶级的分化，整个社会在看似平静的封建统治下正酝酿着一场变革，封建秩序在新兴力量的冲击下，正在逐渐瓦解。

除了动荡的社会背景，简·奥斯汀的家庭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前25年的生活无忧无虑，后来随着父亲的退休和病逝，她经历了居住地、社会阶层和经济水平三方面的巨大变化，生活的奔波劳碌和社会的人情冷暖促使她的思想逐渐趋于成熟。在简·奥斯汀结束奔波，生活安定之后，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爱玛》。

爱玛是海伯里小镇有权有势的乡绅伍德豪斯先生的小女儿，母亲早逝，父亲体弱多病，姐姐出嫁，她小小年纪就成了家里的女主人，备受父亲的关注和宠爱，镇里人的爱慕和崇拜。优越的成长环境使得爱玛自命不凡、骄纵自负，理想化地认为自己可以支配和指导别人的人生。她从不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却热衷于给别人做媒，经她牵线撮合，她的家庭教师泰勒小姐嫁给了绅士韦斯顿先生。经过此事，爱玛越发自信得意，决定帮助更多人解决婚姻问题。

泰勒小姐成家离开之后，爱玛结识了孤女哈丽特，哈丽特性情温和、美丽善良，但是人不聪明，对爱玛敬仰有加，言听计从。爱玛一心想为她寻个好姻缘，以地位低下为由说服哈丽特拒绝农夫马丁的求婚，并策划把哈丽特嫁给牧师埃尔顿先生，但是埃尔顿势利又没有自知之明，他的目标是爱玛本人，在贸然向爱玛表白后遭到拒绝。

第一次做媒失败后，爱玛又怂哈丽特去爱家境殷实的弗兰克·丘吉尔，而弗兰克早已与淑女简私定了婚约，但二人没有对外公布。当弗兰克与简公布恋情之后，爱玛倍感震惊，这也让爱玛开始反思自己一意孤行，不去了解事实真相的行为。至此，第二次做媒也以失败告终。

奈特利作为爱玛的老朋友，经常在爱玛做错事、说错话时批评她并提出建议。爱玛支配哈丽特婚姻的事情，引起了奈特利的不满，他告诫爱玛不应该横加干预别人的婚姻大事，这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经过几次失败和教训，爱玛渐渐成熟起来，决定暂停给哈丽特做媒。但是哈丽特在奈特利多次帮助和关照下，慢慢爱上了奈特利。爱玛得知后，惊讶又忧虑，她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发现自己早已爱上一直在身边默默守护的奈特利，甚至可以为了他放弃终身不嫁的念头。于是，爱玛找到奈特利，与他互诉衷肠，最终圆满地走到了一起。哈丽特也走出了爱玛的错误指导，认识到自己的真心，挽回了农夫马丁，答应了他的求婚。

故事的最后成就了三对美满的姻缘，爱玛和奈特利、哈丽特和马丁、弗兰克和简，构成了《爱玛》的喜剧结局。

小说的主人公，富家千金小姐，漂亮、聪明、有地位，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使其性格骄纵、势利、自视过高，常以自己的想法去安排别人的生活。她自己打定主意不结婚，却喜欢做媒人，经常凭着异想天开或一时冲动，乱点鸳鸯谱，结果闹得啼笑皆非。在泰勒小姐结婚后，爱玛虽然没有再撮合成一门婚事，但她渐渐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身边一直默默守护的奈特利，并与他喜结良缘。

爱玛的爱人，外表冷峻寡言，内心善良赤诚，思想进步又极富正义感，真正的英国绅士。奈特利倾慕尊重爱玛，在她及她的家人朋友需要帮助时都会伸出援手，在爱玛做错事、说错话时又会及时提醒并给出建议，这种亦师亦友的感觉正是爱玛生活里缺失的，最终也使爱玛认准奈特利是可以携手走进婚姻殿堂的人。

身份不明的私生女，爱玛的好朋友。虽然人不聪明且毫无主见，但性情温和、善良多情，一年之中全心全意地爱上了三个男子，最后嫁给了与之地位相当，一心喜爱自己，又具有足够经济实力的农夫马丁。对爱玛敬仰有加，一直将爱玛视为她最可贵的朋友、有益的指导者。

海伯里小镇的牧师，表面上彬彬有礼、殷勤随和，实际上虚伪自私、唯利是图、毫无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讨好平凡的哈丽特只为接近爱玛，被爱玛拒绝后娶了另一位有钱的小姐。埃尔顿为了获得更多的财产，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不惜以婚姻大事作为交换。

简·费尔法克斯的丈夫。从小被富有的舅舅收养，家境殷实。外表光鲜、活力阳光、见多识广、魅力四射，但实则轻浮善变、贪慕虚荣，是一位道貌岸然的伪绅士。温斯顿·丘吉尔佯装追求爱玛，总是假意与爱玛调情，其实早已与另一位淑女简私定婚约，他对爱情的不忠伤害了天真的爱玛和善良的简。

弗兰克·丘吉尔的妻子。出身清贫，但美丽端庄、举止优雅，有较高的音乐天赋，一度是爱玛嫉妒的对象。对爱情忠诚，对恋人深情且隐忍。

简·奥斯汀擅长刻画英国小镇上乡绅家庭女性的生活状态，从而反映出整个社会的风貌和形态，多以爱情和婚姻为主题。19世纪初的英国男尊女卑，女性社会地位不高，经济不能完全独立，嫁人是她们获得幸福的唯一手段。而《爱玛》的女主人公却被塑造成了一个自信独立、经济自由、受人敬仰、敢于坚持己见的形象，也是奥斯汀自身形象的缩影。爱玛对”金钱婚姻“十分鄙视，她追求平等自由、互相尊重的爱情和婚姻。她小小年纪就成了家中的女主人，如果结婚威胁到了她的家庭地位，她会果断放弃婚姻，这反应了她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追求平等独立的决心。

在小说中，爱玛虽然倾心于奈特利，但她经常会与奈特利斗嘴，会对同一件事产生不同的看法并激烈争吵，即使她有些行为自负鲁莽，但一言一行都在体现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力图打破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的腐朽思想。在爱玛意识到自己做错事时，也敢于承认错误，自我反思，勇于承担自己的过失，这无疑也代表了新时代的女性形象——坚强自信、独立勇敢。

爱玛的爱情观也是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体现，她认为一个女人没有爱情就结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一段完美的婚姻需要男女双方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女性不是感情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应该保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实现自己的价值。爱玛最后的结局也是圆满的，她嫁给了懂得尊重女性又极富正义感的真绅士奈特利，收获了幸福，这样的结局也表达了作者对于女性理想生活的向往。

简·奥斯丁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以女性的眼光来观察女性成长的重要小说家。

《爱玛》中塑造的女主人公聪明、漂亮、富有，几近完美，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她的缺点也同样显著，傲慢虚荣、自以为是、固执任性。作者通过描写爱玛一次次给哈丽特乱点鸳鸯谱的行为，巧妙地暴露出她性格的缺点和行为的荒诞，但是爱玛又善于自我反省，并且在引路人奈特利的影响和帮助下，她不断地审视自我，修正自己的错误，改变自己的固化思想，最终完成了自我成长与自我救赎。爱玛在成长道路上的转变，反映了英国中产阶级道德观念的变化，也体现了简·奥斯汀对当时英国社会背景下新时代女性形象的定义。

简·奥斯丁认为，小说不仅能给女性带来愉悦，还能促进对女性的教育。在《爱玛》中作者把爱玛当作反讽对象并进行再教育，再教育是通过实践来完成的，在她给人做媒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挫败之后，思想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完成自我教育，最终获得幸福，这时作者对她反讽也开始消解。在小说中，爱玛的挫败是由几种不同的反讽手法所展现的，即语言反讽、结构反讽、情境反讽和结局反讽。

小说开篇写道：“爱玛·伍德豪斯又漂亮，又聪明，又有钱，加上有个舒适的家，性情也很开朗，仿佛人生的几大福分让她占全了。”阐述了主人公爱玛的基本情况，说明爱玛有着许多人羡慕的条件，但“仿佛”一词又让读者感觉到该描述并非作者想表达的本意。后文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进一步说明了爱玛自作聪明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因此可看出，作者开头的描述和希望读者了解的爱玛并不一样，当真实表达意图与言语意思相违背时，便产生了反讽效果。

小说爱玛的语言和行为常常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爱玛一心想要帮助哈丽特结交有身份地位的绅士，当地位不高的农民马丁跟哈丽特求婚时，爱玛心里是不支持的，但并没有向哈丽特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她一边声称不希望影响任何人，一边又用友情的筹码要挟哈丽特。读者从主人公的自相矛盾中，能够清楚地看到爱玛的表里不一和自私专断，这种思想和语言上的矛盾，是作者反讽手法的巧妙运用。

结构反讽就是要创造“一个单纯的主人公或一个单纯的叙述者，他无法克服头脑简单或愚钝致使他固执己见。读者却能意识到真相，可以分享在这个单纯人物背后作者的观点，并在作者的要求下纠正这个人物的错误。”在《爱玛》中， 简·奥斯汀就将爱玛塑造成了这样一个人，她单纯的主观臆想在现实中一次次被挫败，致使她从幼稚走向成熟，在经历了痛苦的自我发现的过程之后，实现自我教育，最终获得幸福。

爱玛第一次臆想哈丽特和埃尔顿的恋爱就构成了一个结构反讽。她固执己见，以自我为中心，且对哈丽特有强烈的控制欲，而自己浑然不知，以致于错误地判断了埃尔顿的真实意图，但读者却能够从她的行为上看出不妥，并且读出作者通过爱玛的错误行为带来的讽刺感，让读者与作者共同享受到了结构反讽的乐趣。

作者还经常从第三人称的视角描述爱玛的心理活动，更容易让读者接受这个自负可笑的主人公，而且可以让读者保持智商上的优越感以及对这个可悲女孩子的同情，促进人物感情的传递。

情景反讽的典型特点是反讽对象除了自己眼前发生的事和自己的想象之外，对其他能够反映现实的事情都一无所知或视而不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体会到主人公的无知愚昧并从中获得反讽乐趣。

爱玛的又一次臆想发生在弗兰克和简回到海伯里后，她误以为弗兰克对自己有爱慕之情，对简有足够的了解，于是与弗兰克讨论自己幻想中的简的恋情，并对其恋情进行嘲讽与戏谑。殊不知现实是弗兰克和简早已私定婚约，爱玛也忽略了二人见面时的一些亲切互动行为，她才是三人爱情故事中的牺牲品。作者在一开始并未说明弗兰克·康罗伊与简的关系，在此处设置了悬念，读者在读到真相之后，能够感受到情景设置上极富戏剧性的夸张反讽，体会到爱玛的幼稚与无知以及她强大想象力背后的可笑与讽刺。

结果反讽就是通过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局来体现反讽对象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的荒唐可笑。

哈丽特被吉普赛人袭击时被弗兰克所救，爱玛知道后又自作主张地要为哈丽特和弗兰克牵线做媒，并向她灌输门第悬殊婚姻的可能性。结果却事与愿违，哈丽特向爱玛坦白自己爱的人是奈特利，爱玛得知真相后惊讶嫉妒之余又忧心忡忡，担心奈特利真的爱上哈丽特，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心底一直默默地爱着奈特利，甚至想要和他结婚。她一手培养的哈丽特成了她的情敌，无异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样的结果极具讽刺意味。

爱玛因此开始反思自己过去自以为是的傲慢与虚荣，以自己为中心去衡量和干涉别人的无知与幼稚。她在一次次挫折中不断获得新的认知和成长，渐渐改变了自己。最终和奈特利互诉衷肠，幸福美满地走到了一起，至此作者对爱玛的反讽也逐渐消解。

简的六部小说中，最受读者喜爱的，无疑是《傲慢与偏见》。《爱玛》虽然不像《傲慢与偏见》那样脍炙人口，似乎比其他作品更有深度，因而被不少评论家视为作者最成熟的小说。

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曾在书评中表示，与奥斯汀其他小说不同，《爱玛》没有那么多关于金钱、婚姻、地位的探讨，而更像是一位贵族少女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成长的故事。女主人公爱玛与其他女性人物的关系和爱玛对她们态度的转变，则蕴含着奥斯汀对女性浓厚的关切之情。

雷金纳德·法雷尔 (Reginald Farrer) 曾说过：“如果说阅读12遍《傲慢与偏见》让你重新经历12次阅读的乐趣，那么，以同样次数阅读《爱玛》也会有同样的效果，所不同的是，阅读的乐趣重复出现，而且每一次都产生不同的意义，最后你觉得有一种全新的感受，仿佛每一次都是第一次，所有的快乐聚集在一起，并且不断扩散。”

玛格丽特·柯卡姆（Margaret Kirkham）在她的作品中评价《爱玛》是简·奥斯汀最伟大的一部小说。

英国文艺批评家凯特尔博士(Dr．Kettle)评论：“《爱玛》是奥斯汀生平所写过的最伟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