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站台》是由贾樟柯编剧并执导，由王宏伟、赵涛、梁景东、杨荔钠主演的中国剧情。该片与电影《小武》《任逍遥》共同组成了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

影片讲述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山西汾阳县文工团的演员崔明亮、尹瑞娟、张军和钟萍的生活以及感情故事。在改革开放不断带来的冲击下，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都发生了改变，最终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影片于2000年9月4日于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并获得第57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狮奖提名，以及第57届威尼斯电影节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

1979年，在山西省汾阳小县城，改革开放的气息已经袭来，崔明亮（王宏伟饰）、尹瑞娟（赵涛饰）、张军（梁景东饰）和钟萍（杨荔钠饰）是县文工团的年轻演员，崔明亮已经穿上了喇叭裤，却遭到了父亲的嫌弃。一天，他们四个人相约去看电影，是一部印度电影。崔明亮和尹瑞娟两人互相喜欢，但都没有表达过。不巧碰上尹瑞娟的父亲，父亲看不上崔明亮，对他一阵嘲讽。但这并没有阻挠两个人，两人相约到城墙下聊天，但是依然没有人开这个口，只是随便聊着天。然而，尹瑞娟却说家里给她安排了相亲，崔明亮虽不高兴但还是沉默不语。

转眼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的气息越发浓厚，尹瑞娟在舞台上排练诗朗诵《风流歌》，崔明亮的弟弟读《《茶花女》歌剧》，大家一起看《加里森敢死队》，张军还带钟萍去烫了头发，钟萍也跳起了西班牙斗牛舞。崔明亮问尹瑞娟是不是他女朋友，尹瑞娟却说不知道，两人再次不欢而散。张军去往广州市探望自己的姑妈，崔明亮收到了他寄来的印满高楼大厦的明信片。张军从广州带回来了电子表、录音机，四人在歌声中肆意地跳舞。崔明亮跟尹瑞娟的关系有点僵，钟萍让崔明亮主动去找尹瑞娟谈谈，但尹瑞娟却说觉得俩人不合适，两人最终还是分开了。张军回到汾阳后就和钟萍同居了，但意外的是钟萍怀孕了。两人不敢跟父母说，在团长的帮助下到乡卫生所找了个熟人打胎。

县文工团办不下去了，被个人承包下来，变成了到处找活儿的歌舞团。但这时尹瑞娟的父亲病了，便没有跟他们一起去。歌舞团来到了一个山村煤矿，崔明亮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表弟三明。三明不识字，崔明亮替他念和煤矿的合同，“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每天工钱10元，如有意外赔偿500元”，三明没有说话，转身签了合同。歌舞团表演完回城，三明追上崔明亮，让他带5元钱给在汾阳市念书的妹妹，让她一定考上大学，别再回村里来了。歌舞团回城里的路上，大家听到火车路过，都追了过去，但也只看到火车尾巴。

歌舞团住在一家小旅馆，大家出去吃饭留下了张军和钟萍，公安却冲了进来，因为他们一直没结婚，以卖淫嫖娼为由把他们抓进了公安局，最终歌舞团团长把二人带了出来。钟萍也因此与张军分别了，此后音讯全无。

崔明亮和张军继续在歌舞团，时代在进步，他们日子却不好过。他们在简陋的录像厅里看录像，跳舞、狂欢，在街上和人打架，在帐篷里同吃同住，演出时还经常不被人待见。而尹瑞娟已经成了税务局的干部，有着稳定的工作，时不时跳起以前的舞蹈。崔明亮回到了汾阳市老家，在大街上游荡着，以前的街道上出现了随处可见的门市商店，曾经的朋友很多也成了老板，结婚生子。

一天，崔明亮遇到了尹瑞娟，两人聊起了青春往事，冰释前嫌，最后走到了一起，结了婚生了子。影片的最后，在一个普通的居民楼里，尹瑞娟抱着孩子在烧水，而一旁的崔明亮在沙发上歪坐着抽烟。

《站台》的剧本是贾樟柯大概在1995年或者1996年开始写的。故事的发生地是山西汾阳县，是贾樟柯的老家，影片中的县城、生活、人物都是贾樟柯所熟悉的，大多是他青春期的回忆，所以说《站台》其实是贾樟柯的一段个人成长回忆录。但他想把《站台》拍成一部普通人的史诗，想讲述那个时代的变化。

1998年秋，贾樟柯带着《站台》的剧本，参加韩国釜山电影节的首届剧本比赛，并获得了大奖。他因此也有机会选择T-MARK这家制片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制片人市山尚三监制过三部侯孝贤的电影，他相信这能使他保持创作的独立。同时，他还获得了法国国家电影中心70万法郎的资助。

在选择演员上，贾樟柯坚持使用非职业演员。为了找到合适的演员，他和副导演陶军一起走了许多地方，最后在太原山西大学师范学院的一堂舞蹈课上，看到了赵涛。贾樟柯认为身为舞蹈教师的赵涛在外形气质上与剧本中的尹瑞娟十分相符，因此赵涛就成了影片的的女一号。王宏伟在贾樟柯第一部影片《小武》中就跟他合作，但影片的男一号崔明亮原本是由梁景东饰演。1999年10月底贾樟柯进行了一次拍摄预演，在黄河岸边和平遥城墙上拍了两场戏。拍摄很顺利，梁景东和赵涛演对手戏也十分出色。但之后在北京看样片时，贾樟柯对他选定的梁景东产生了怀疑。后来，他决定由看上去更像一个普通人的男二号王宏伟，和男一号对换一下角色。选定女二号演员杨荔钠很机缘巧合，当时她是总政话剧团的演员，她拍了拍了一部纪录片《老头》，贾樟柯因此跟她有接触。在这个过程中，觉得和女二号钟萍特别吻合，就请她演了钟萍这个角色。

影片在1999年10月进行了一次预拍摄，之后从2000年元旦左右开始拍摄，由于要拍到四季的场景，所以断断续续地拍摄到2000年5月下旬才结束。而且，贾樟柯开始拍摄《站台》时，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剧本，他是边拍边写，有时候剧组等着开工了，他也会因为对自己写的剧本不满意而暂停拍摄。

《站台》是贾樟柯第一次真的在电影工业体制中制作的电影，他以前拍《小武》的时候是15个好朋友一起拍的，睡起来就拍，拍累了就睡，什么压力也没有，运转非常灵活的一个“摄制组”。然而，他拍《站台》的时候，最多剧组里有100个人。如何协调这么多人一起工作，同时还要保证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创作上，这些事情对他都是第一次，他甚至对这些有一种恐惧。

影片的拍摄地包括汾阳市、平遥县、西安市、坝上、北京和深圳市等。

在影片的片尾，梁景东剪掉了长发，但这个场景并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最初梁景东为了演好男一号专门留了长发，但是开拍的时候他已经不是男一号了，必须剪掉，但他不愿意剪。所有工作人员等着他剪头发，他也视而不见，即使贾樟柯拿着剪刀跟他聊了很久，他也没同意。贾樟柯气得离开了现场，坐到了马路边哭了起来。后来梁景东过来，又和贾樟柯交谈了些什么，第二天在现场，梁景东在众人面前剪掉了长发。这个场面被拍摄了下来，被贾樟柯剪在电影中。

2000年元旦左右，拍完冬季的戏回到北京后，贾樟柯得知戛纳电影节的选片人要邀请影片参加当年的电影节竞赛，但是必须在电影节开幕前一个月完成影片的拍摄。能参加戛纳电影节当然是好事，主要的投资方T-MARK公司也希望能参加。但是，贾樟柯不希望因此来安排自己的拍摄日程，他还没有下半部分的剧本，而且影片涉及到春天的场面很多。最后，贾樟柯还是决定按自己的节奏拍摄，不参加戛纳电影节。

影片的名字源自《站台》这首歌，这是80年代中期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描写一个人在站台上等待他爱人的到来，是一种期待的情绪。对贾樟柯来说，这首歌是开启他80年代记忆的钥匙，“站台”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回来的地方，它与旅途有关，有一种疲倦而哀伤的生命感觉。

影片讲述的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在这新旧交替时期，中国内陆地区小县城的年轻人的爱情与生活，真实纪录了社会变革中人们内心世界的波动与撞击，导演力图把带有自传性的电影拍摄成普通人的史诗，表达一种对普通人的尊重和生活理解，将普通小人物当成了重要历史进行展现，表达一个特定时期的特点和人物在这一时期的精神状态。

有学者认为，影片的主题是回归与漂流。1970年, 贾樟柯出生在汾阳市，并在这里读到中学, 这是对他人生有巨大影响的经历。等他拍摄影片时，是他学成归来，回归家乡的时候，但这时的家乡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同样的，影片中的崔明亮几人在经历了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后, 再次回到汾阳县城, 这里已物是人非，失落感也同样存在。但生活就像站台，站台是个中转站, 是一种漂流, 是一种等待, 也在寻找和期望。在漂流中有人下车, 像追求自由而被伤害的钟萍,最终远走他乡；有人继续漂流, 像无依无靠的张军;有人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 像崔明亮最后还是和尹瑞娟结婚生子。生活就是个站台, 只要坚持了, 就是值得期待、值得尊重的。

影片中塑造了四个典型人物，以崔明亮、尹瑞娟、张军、钟萍为代表的青年一代，经历了生活、情感、精神上的波动与撞击。他们性格不同，结局不同，但又都是发展变革下的社会的真实写照。例如：崔明亮追赶着时代发展的气息，但他穿上喇叭裤却被父亲训斥，他羡慕张军远去广州，却只能看着明信片上高楼大厦不敢行动。文工团改制团长鼓励他承包，他却选择跟老宋四处走穴，最终还是回到了原地；尹瑞娟是个听话的乖乖女，她不会画眉，也不敢烫发，在大家跳迪斯科的时候，她也只是靠在角落里一起高兴。别人去走穴她却选择留下成为工商局的职员，朝九晚五，尹瑞娟看重的是稳定；钟萍走在时代的前沿，烫发、跳斗牛舞，跟张军未婚同居，又为了他堕胎。她爱着张军，为了他做了巨大牺牲，但最后却只能失望地离开，钟萍是时代变革中真正享受着自由的人，但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影片采用线性叙事的手法，并且通过影片中的电影、诗歌、舞蹈、流行歌曲、电视剧等元素，来作为叙事时间的主要推动者。故事开端，文工团慰问演出节目《火车向着韶山跑》，是“文革”期间到80年代初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说明改革开放的大幕即将拉开；之后，四人去看电影《流浪者》，这是印度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引起轰动；之后文工团排练的《风流歌》，这首长篇抒情诗1980年4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配乐朗诵，举国传播，对当时的青年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还有后面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1981年)，张蝶的《成吉思汗》(1986年)，刘鸿的《站台》(1987年)，热播电视连续剧《渴望》(1990年)等。导演将这些流行的、时尚的时间符号为影片的叙事时间做背景铺垫，使观众很容易推测出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 同时也增强了影片的时代性和记录性。

贾樟柯在影片中大量采用中远景和固定机位，以一种旁观者的叙述角度远远观看，观看那个年代里发生的那些事，有无奈，有同情，也有思考。同时，影片中还结合了很多长镜头的使用。例如，影片中三明一个人走路上，崔明亮等人开着拖拉机跟来，让他搭车，三明却拒绝了，一个人默默地往那条小山路上一步一步地走着。这段内容采用了一个固定机位拍摄的中远景的长镜头，表达出相近的年龄，不同的道路，不同的人生，崔明亮他们还有为自己的梦想打拼追逐的权利，而三明为了对家庭、对妹妹的责任，放弃了自己的理想，选择了另外一种人生。这样处理，如同一幅生活的画卷慢慢展开，让观众自己去感悟。而且，那些精心选择的细节与长镜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诗一般的高度概括与高度凝练。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一部充满智慧的电影。——AO斯科特（A.O. Scott） 《纽约时报》

凭借其漫长而耐心的场景，贾樟柯的电影捕捉到了这个小镇昏昏欲睡的节奏，以及这些年轻人被远远超出他们知识范围的文化力量所束缚的困惑。—— 杰森·安德森（Jason Anderson）《EYE周刊》

堆砌在一起的有纪录片元素，风景，肖像，传闻，记忆。永远晕头转向地游弋于私人与历史两个空间。扔给观众一大堆人性，又展现体制绕梁三日、恐惧坚如磐石、荒诞挥之不去、信仰细过游丝。——迪迪埃·佩隆（Didier Peron）法国《解放报》

《站台》是对中原地区十年激烈文化变革的一次深思。中国导演贾樟柯1998年在其成名作《小武》中所展现出来的天赋再次得到证实。肌理丰富的戏剧元素和各种文化景观的拼贴是《站台》的结构基础，再加上静止镜头内人物的从容调度可以看出贾樟柯具有老到的手法和收放自如地驾驭能力，并擅长诱导出演员们自然细腻的表演。这些特质极少能在只拍摄了两部影片的导演身上见到。——大卫·鲁尼（David Rooney）美国《综艺》

《站台》就好象那种厚厚的自传一样，在同一时间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自己周遭朋友的成长经历。《站台》是忧郁的但没有多愁善感，因为它简练的风格和长镜头内的各种鲜活的生活细节，没有让它如此多情。——路易斯·吉沙（Louis Guichard）法国《电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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