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化龙（1874年11月27日-1918年9月1日），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是清末民初时期的政治家、法学家，民国时期立宪派头面人物，官至国民政府内务总长。

清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1874年11月27日），汤化龙出生于湖北蕲水（今水）汤家世代经商，他的父亲汤聘莘是一个商人。1904年汤化龙考中甲辰科进士，授刑部主事。1906年赴日留学于法政大学，学成回国后担任湖北咨议局副议长，后升议长。1911年汤化龙参与武昌起义，因与革命党人士不合，出走上海市。民国初期，袁世凯复辟企图暴露，汤化龙参与护国讨袁运动。1918年3月汤化龙出游美国，9月1日在加拿大中华会馆遇刺身亡，享年44岁。

汤化龙除了参加革命外，还提出了“国家重心力”“新旧调和论”和“保育政策论”的政宪思想，现代学者肖建东认为，这在近代中国政宪道路的选择与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现代台湾学者张朋园评价他有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清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1874年11月27日），汤化龙出生于湖北蕲水（今浠水县）。汤家世代经商，后受太平天国运动兵祸影响，难以经营，祖父汤德澡失明，其父汤聘莘为家庭生计弃儒从商。

汤化龙自幼随族父汤庆辉学习，14岁入家塾随叔父汤聘伊学习，19岁时考上县学附生，24岁时，汤化龙转为膳生，入黄州经古书院学习，此时汤家周围发生命案，县官借机勒索百姓，遇此情形，汤化龙立志成为御史，根除虐政。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汤化龙在晚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考取进士，担任刑部主事，次年申请到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学习。在日留学期间，汤化龙与其他留日学生组织留日教育学会，出版《教育杂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作为留日教育学会代表回国参加湖北教育总会成立大会，随后再次返回日本学习。

清宣统元年（1909年）汤化龙毕业回国，他扩大原有教育总会组织，培植势力，提倡立宪政治，并跟随都督陈夔龙筹备自治事事项。汤化龙还与在汉口组织成立宪政同志会，以《宪政白话报》为工具，宣传君主立宪理论，并设立宪政讲习所，讲授法政学说，以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不久后，在湖北咨议局成立大会上，汤化龙当选湖北咨议局副议长，后被选为正议长。不久后，北京咨议局联合会开会，汤化龙担任联合会主席，并担任各省咨议局成立的国会请愿代表团的代表之一。各省代表赴京面见皇族亲贵，他们不了解立宪的含义，但也不敢公开反对，代表们不得要领只好返回。

同年，鄂湘川人民因不满清政府举债筑路的政策，保路运动爆发，加上皇族策划组织内阁，为请愿活动增加了新的内容。11月2日，咨议局为留日学生保路代表张伯烈、夏道南召开欢迎大会，会上汤化龙被推举为铁路协会会员，负责铁路协会的大小事宜。汤化龙还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历数时政腐败，并号召全体湖北同胞踊跃筹集款项，抵制外债，争回路权，以救亡图存。期间，汤化龙还声援四川的保路运动，抨击对咨议局人员的压制。宣统三年（1911年），汤化龙进京争取路权赴京参加北京咨议局联合会。同年5月，铁路干线国有令发布，迫于清政府的压力，以及组织内部的意见分歧，汤化龙也对保路运动失去了信心。

此外，宣统二年（1910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汤化龙先后参与了三次国会请愿活动，第三次请愿后，清政府许诺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此后汤化龙和湖北立宪派人士并不满足，又筹谋进行第四次请愿，未果。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日，革命党人和军民代表在咨议局集会。会上，士兵出身的革命党人和请军官倾向于让黎元洪统领做都督，其他出身的革命党人和官僚政客倾向于让汤化龙做都督。但汤化龙以“书生不知兵”为由拒绝做都督，并在次日开会时表明自己向来赞同革命事业。汤化龙又建议将武昌起义一事告知各省，请求响应，并向清代大臣柯逢时索要密码本以使用密码发送电文章。10月13日，汤化龙代替黎元洪会见汉口美国领事，承认在起义前签订的条约和债务的有效性，但不承认后来签订的条约和债务，并承诺以官绅筹款的方式赈济湖北水灾，以及革命后废帝国建民国，采用共和政体。同日下午，汤化龙发出请各省议局一致响应武昌起义通电。

汤化龙为治理军政府内秩序混乱的现象，制定了《鄂军政府组织条例》，但遭到了革命党人的反对。后与同盟会成员居正商议，称该条例是东京同盟会事先拟定的，才于宣统三年（1911年）10月颁通过该条例。随后根据条例设立政事部，汤化龙任政事部长，政事部下属各局正副局长，几乎都是立宪派人物。此举引起了革命党人不满。10月25日革命党人重新起草组织条例，将汤化龙调整为编制部长。汉阳失守后，汤化龙于十一月前往上海，并在上海兼任法制局副长。起义之初，革命党人张振武曾恐吓过汤化龙，汤化龙出走上海市后，武昌报纸称他为败将逃官，武昌方面还派人到南京说汤化龙坏话。至此汤化龙便向孙中山总统辞职。

民国元年（1912年），汤化龙组成民主党，进行自我宣传，并把武昌革命说成是“黎、汤革命”。此时，孙中山等人向袁世凯推荐汤化龙，不久后的开国周年纪念中，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并授予汤化龙二等嘉禾勋章。次年，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三党合并为进步党，汤化龙负责报馆竞选经费，不久后当选国会众议院议长。同年十月，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大部分国民党议员被取消资格，进步党因国会开会不足法定人数，形同虚设，次月，汤化龙同参议院王家襄署名通告停会。民国三年（1914年)，汤化龙出任教育总长，但因受到经费拮据等多方阻碍，不久后向袁世凯提出辞职。

民国四年（1915年）5月，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同年12月，袁世凯公然宣布复辟帝制，汤化龙得知消息，立即前往上海从事倒袁工作。汤化龙向天津、南京、四川、湖南方面致电，号召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参与反袁运动。同时派人于日本特派驻沪员部署联系，将全国讨袁的有利形势告知日方，破坏日本对袁世凯的支持。彼时，汤化龙的胞弟、湘督汤芗铭拥护袁世凯复辟，汤化龙多次派人策动，最终促使汤芗铭通电讨袁，促成了这场运动的胜利。

民国六年（1917年），汤化龙任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正逢段祺瑞选举新国会，此事全由段祺瑞手下操纵，汤化龙的内务部不得过问，因此汤化龙于1917年底辞职，随后决定出国考察，以寻求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办法。民国七年（1918年)3月，汤化龙从天津出发，先在日本考察，6月出游美国，并将沿途经历一一记录下来寄回北京，在《晨报》发表。9月1日，汤化龙在加拿大中华会馆遇刺身亡，后归葬浠水县伍洲新港，享年四十四岁。著有《违警律释义》《游美日记》《蕲水汤先生遗念录》等传世。

汤化龙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现在用西式宪政挽救国家危亡。国家重心力、新旧调和论和保育政策论是其宪政思想的显著特色。

“国家重心力”理论就是要以国家中心来推行国家宪政，并努力把这种中心力纳入国家宪政的正轨。其内在逻辑主要有三层，第一层是国家想要稳定推行内政必许依赖一中心势力，第二层是旧势力掌权派是国家的中心力，新势力可以依靠并改变它，但无法推翻它，第三层是双面看待旧势力，虽然旧势力是政治的阻碍，但它实力强大，不要“忘其为国家之托命”。

“新旧调和论”中汤化龙认为一国之内，有新派和旧派之分是正常的，应该在支持、引导、监督旧势力的基础上，以旧势力为中心来调和新旧势力，其中旧势力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必须支持和维护的中心人物。

辛亥革命后，汤化龙提出了“保育政策论”，认为社会上的恶习会诱发政治上的种种罪恶，但因恶习由来已久，故不能使用暴力，应该自上而下，用官治推动自治。

汤化龙的教育思想宗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培养社会中坚，所谓社会中坚，是指那些智识能力能独立在各种社会中自为活动的人，因此汤化龙十分重视对青年的培养教育。二是普及通俗教育，以提高国民智慧识，为实行宪政做准备。在从政之余，汤化龙还经常劝导学生摒弃科举时代热衷做官的思想，倡导学习研究之风。汤化龙认为孔子的思想对提升国民道德有重要作用，但反对订孔教为国教，同时反对在中小学课堂读全经，而是应该根据学生年龄有选择的读经。

此外，汤化龙倡导发展新式教育。颁布义务教育令，要求儿童年满六岁即入学。并提出注意根据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按次第和步骤教育以及启发式教育的思想。对于中学教育，汤化龙认为应该引导学生重视科学，促进学生觉悟，激发学生的责任心，培养学生的独立能力和群体观念，同时开展课外教育，要求学生养成读报的习惯。留学教育也是其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将组成部分，他不仅重视对留学生的行政管理，还加强对留学生的思想教育，认为科学价值体系在中国的发挥与留学生密切相关。

1911年汤化龙出走上海之前，革命党内部流传汤化龙密电清廷，背叛革命的说法，这是导致他被刺杀的一大原因。而此时汤化龙背叛革命一事是否属实，说法不一。

一说如民国时期革命烈士胡祖舜在《六十谈往》中记载汤化龙、赵连甲、柯逢时等人多次聚集在柯逢时家中，密谋剿灭革命军，并由汤化龙主笔，密电清廷，请求出兵。后世如李时岳等也将他视为”一项重大反革命密谋的参与者”，认为他一面参加湖北军政府，表示拥护革命，一面又串联柯逢时等人，秘密和清政府通电表示尽忠，阴谋推翻革命。

一说如学者杨天石，王学庄的《汤化龙密电讹辩》一文中，对汤化龙、柯逢时、赵连甲密谋一事做了分析，并探讨密电一说的由来，得出汤化龙并未与柯逢时等人串连，阴谋推翻湖北军政府的结论。

民国时期政治家张一鏖：“以生命易共和的中华民国革新巨子。”

近现代台湾学者张朋园：“汤化龙有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现代学者肖建东认为“汤化龙在近代中国政宪道路的选择与演变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评价他为“西式宪政道路的拥护者、开创者、实践者和维护者”。

汤化龙遇刺身亡后，国民党说他是"袁之走狗，段之帮凶”。

刺杀汤化龙的凶手王昌在遗书中写道：“我不忍坐视国亡，实行铁血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