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是中国作家鲁迅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四月《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四号的短篇小说，小说附有1919年3月26日所记的《附记》。据《附记》载，本小说创作于1918年冬，于1923年8月收入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收入《呐喊》时删去《附记》。《孔乙己》的故事发生在鲁镇的咸亨酒店中，这里金钱至上，客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同样被金钱扭曲，孔乙己是一名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旧知识分子，精神迂腐，行为可笑，是众人嘲笑的对象。因为屡次偷窃，孔乙己被人打断了腿，最终也在众人的嘲笑中不知所踪。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明了他的写作意图：“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小说通过刻画孔乙己这个被社会边缘化的落魄读书人形象，除了进一步描绘了清末中国旧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境遇，还描写了一群病态、麻木的看客可悲可笑的形象，用喜剧外表强化了其悲剧的内核。自1949以来，《孔乙己》多次作为短篇小说典范被编入不同的语文教材中。《孔乙己》精巧的构思和创作手法也对其他作家在创作作品时提供了借鉴，如莫言的《欢乐》便借鉴了其从旁观者与见证者角度叙事的手法。其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推动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提升，也有重要意义。

《孔乙己》发表于五四运动前，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受裹挟而被迫向前的历史环境中，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之间出现不可避免的裂隙。一方面，科举制度虽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八股文、孔孟之道所培养出来的一批信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这类人依然存在，封建礼教仍然占据民众思想的核心。另一方面，这些传统士人生存的历史条件却已经不复存在，中国传统的士阶级逐步走向衰微，现代的新知识分子的真正形象和历史背景还没有完全成熟。两派知识分子在充满矛盾、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无所适从，屡受打击。孔乙己的原型据周作人讲述，是鲁迅故乡绍兴市一个绰号“孟夫子”的文人，他经常出没于咸亨酒店，想来也是住的不远。鲁迅对此则有另外的说法，他创作人物没有专一用过一个人，往往是拼凑起来的角色。鲁迅也曾在《呐喊》的附记中回忆自己的创作意图：“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因此，实际上，鲁迅是希望借孔乙己的形象，揭露清末封建统治的腐朽，从而“改造国民性”。

小说以清末鲁镇上的一家小酒店——咸亨酒店为故事发生的场景，先简要介绍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了“我”，并以“我”的视角展开叙述孔乙己的经历，孔乙己是众人的笑柄，有人揭发孔乙己偷书被人吊着痛打，还有人嘲讽他为什么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孔乙己越争辩，众人就笑得越发开心。同时，孔乙己也有良善的一面，他的品行比其他酒客好，不拖欠酒钱，即便是当时拿不出来，一个月后也会还。他还把自己的茴香豆分给周围的小孩吃。他想要教伙计写字，但是伙计并不领情。随着冬天的临近，孔乙己最后一次出现在酒店，他因为偷盗被丁举人打断了腿，只能用手走路，此时他失去了作为读书人的高傲姿态，在旁人的说笑中，要了一碗酒，最终不知所踪，只留下了“大约的确是死了”的交代。

孔乙己是一位长期受到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压迫下的牺牲品，他苦读诗书，尤其热衷于科举，一心想着顺着科举的台阶向上爬，结果却始终郁郁不得志，半个秀才也没考得。在咸亨酒馆中，他是站着喝酒但是却身穿长袍的惟一的人，所以他看起来格格不入，既不属于“长衫主顾”，也不属于“短衣帮”。伙计评价他:“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他在酒店中总是众人的嘲笑的对象，也得不到任何一方的支持。

小说着力刻画孔乙己的迂腐和固执，他知道“回”有四种写法，说话时满口“之乎者也”，但是却没有基本的生存能力。除此以外，他轻视劳动，即使能靠给别人写字谋生，最后也总是走回偷盗的老路上来。穷困潦倒之时也舍不得脱掉作为知识分子标志的长衫。他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创造出的必然产物，又是封建统治的牺牲品，同时又是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们共同命运的真实写照。

小伙计从十二岁起就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工作，被掌柜的认为“样子太傻”，不能侍奉长衫主顾，本是派去外面做点事，又不会往酒里掺水，糊弄不了短衣主顾。由于小伙计的“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最后只能被掌柜支派去做温酒这种无聊职务。同样作为社会底层人物，小伙计也读过书，他和孔乙己的身份地位具有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却并没有让小伙计当时对孔乙己产生太多怜悯与同情，虽然小伙计曾经关注过孔乙己身上一些善良的品行，但在众人的同化下，他在其他人取笑孔乙己的时候也附和着一起笑。孔乙己诚心想教他写字，他却觉得：“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不难发现他同样对孔乙己遭遇持冷漠、麻木的态度。

酒店掌柜长得一幅凶狠面孔，他的内心也同样不堪。他狡猾又精明，让伙计往卖给客人们喝的酒里加水，但伙计不会骗人，他便打发伙计们去做温酒的差事。他也很势利，将自己店里的客人们按照身份和地位区分为各个层次，对不同层次的客人他有不同服务的方式：钱少的时候客人们站着喝，出得起十几文钱的长衫人物却可以坐着吃。而关于孔乙己，他一直记着是因为孔乙己所欠的十九个钱，并不是真的在意他的死活。这是一个以金钱至上的人物，金钱是他行为的动力，他的世界，亦是一个被金钱标价的世界。

《孔乙己》看似写的是一个孔乙己、鲁镇和十二岁的小伙计的所见所闻，却折射到当时的整个社会。孔乙己的悲剧首先在于他可怜又可笑的个性，他不自知自己在传统社会中地位的日渐式微，还一味保持着读书人的酸腐。但他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环境逼迫的必然结果，穷苦人之间相互戏弄，同样遭受压迫的人们以取笑他作为消遣，浑然不觉自己同样是被压迫的一方，将众生的病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追根溯源，无论是描写科举制度对孔乙己思想的毒害，还是描写咸亨酒店一众人物对孔乙己悲惨遭遇的调笑和漠不关心，本质都是为了批判造成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封建制度。

《孔乙己》的叙述者与叙事语言的选取和建构,是中国长篇小说叙事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作为第一人称回忆叙事的《孔乙己》中，有二个见证人，分别为二十年前在咸亨酒店工作的十二岁小伙计，以及在二十年后进行追忆的"我"。不同学者对于这两个"我"，到底是由谁在叙述有着不同的看法。

王富仁在认为：“在《孔乙己》中，担任具体叙述任务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小说就严格按照这样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的眼光意识看待他周围的世界，看待包括孔乙己在内的所有其他人物。”严家炎则有不同意见，“作者安排了一个可以悄悄位移的叙事者...《孔乙己》的叙事者也是个成年人。”李铁秀也认为：“‘小伙计’的‘我’只是被叙述者的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角色），仍不过是一个‘被叙述者’。”

《孔乙己》巧妙地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述策略，通过长达二十年的回忆来重塑孔乙己，层层剖析当时的社会背景。第一层是旁人看孔乙己，第二层是小伙计看酒客们和孔乙己，第三层是叙述者看二十多年前还是少年的自己，第四层是鲁迅构建出来的苍凉人世，这也是这篇小说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

《孔乙己》可谓字字珠玑，呈现出言辞浅、意象深的特征。小说塑造了多位栩栩如生的经典形象。作者使用了最经济简洁的文字——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暗示了孔乙己物质贫穷，却自恃清高，对文人身份充满自豪，因此不屑于和没有文化的短衣帮为伍的内心世界。把孔乙己这类没落封建科举文人对封建社会价值观念仍恋恋不舍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如酒店老板，当孔乙己被人打断腿，艰难地来到酒店，老板开口仍是要钱，而后又讽刺孔乙己又偷了东西，否则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许久没来，老板仍然惦记着十九个钱，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这些语言描写，将掌柜这一自私冷漠的商人形象刻画地栩栩如生。

《孔乙己》自1949以来多次作为小说的典范被编入不同的语文教材中（1905年、1956年、1958年、1961年、1978年、1987年、1993年、2001年、2002年、2010年、2017年）。《孔乙己》中虽然多次出现“笑”的情节，但《孔乙己》显然并不是一个喜剧，而是揭露了一代读书人的的悲剧，是鲁迅对当时的中原地区社会和人民深入独到观察的结果，具有跨时代的警示意义。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革命的一次胜利，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了新的历史道路，树立了新的典范。

鲁迅文笔精巧，语言精炼，在他的众多小说中，《孔乙己》也占有重要地位。据鲁迅先生的好友孙伏园说，鲁迅本人最喜欢的短篇小说便是《孔乙己》（《鲁迅先生二三事·\u003c孔乙己\u003e》，作家书屋1945年版）。不少学者也认为《孔乙己》是鲁迅小说中的最佳作品之一，如陆激：“《孔乙己》是一篇两千多字的短篇小说，是短篇中的短篇；然而，在这极短小的篇幅里，鲁迅先生塑造了孔乙己这个很典型的、不朽的艺术形象，广阔而细致地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下层的世态世风，表达了一个严肃的主题，真可谓是鲁迅短篇小说中的最佳之作。”

对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学界多数从阶级或政治这两个角度的着眼，将其定位为迂腐可笑的旧知识分子，但也有学者认为孔乙己这一形象值得同情，认为他在冷酷的社会环境下始终以其善良的本性维护着其文化人身份与尊严的精神难能可贵，如曾华鹏和范伯群认为：“孔乙己的悲剧是一个善良的读书人被他自己所虔诚信奉的封建思想和衷心拥护的科举制度愚弄以至毁灭的悲剧。”张全之也有类似的看法：“正是这种强烈的“身份意识”成为孔乙己最为可贵的品质，所以我认为孔乙己虽然不足师法，但在他身上，依然有着值得重视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