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收录了鲁迅从1918年到1922年所著的14篇短篇小说，是鲁迅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于1923年8月由新潮社首次出版，销量很高，被新潮社列为“新潮文艺丛书之一”，之后在第三次出版印刷时，被北新书局列为“乌合丛书”之一。

书中包含《阿Q正传》《药》《孔乙己》等文章，描绘了中国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反映了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表达了作者对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以及对被封建文化残害的底层群众的无知与麻木的痛斥。

《呐喊》是中国反封建革命的一面镜子，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现实的社会悲剧，鲁迅在书中以先驱者的姿态高声呐喊，解放了国民思想，声援了新文化运动，鼓舞了五四时期无数的青年知识分子投身到思想革命中去，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代表作之一。

鲁迅弃医从文，想要改变民众愚弱的思想。然而尽管一开始他胸怀壮志，可随着接踵而来的挫折与打击，他认识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深深的无能为力使他逐渐开始感受到绝望，也日渐消极。后来钱玄同邀请他为《新青年》写文章，《狂人日记》就是第一篇，之后鲁迅陆陆续续写了很多篇小说。1923年鲁迅挑选了一些小说整理结集，同时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他将这部小说集命名为《呐喊》。

在文化层面，当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潮时期，新旧观念之间产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大量的外来思想和文学涌入中国，以鲁迅、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进行批判。他们难以忍受封建礼教对人的压迫、民族在受到外来侵略时展现出来的羸弱以及国民的麻木。而新文学运动在开始时又遇到困境，唤起和加重了鲁迅早年由《新生》的流产而产生的苦闷情绪。

而在政治层面，在辛亥革命完成之后，尽管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被推翻了，但民主革命还未胜利。辛亥革命后，确立了民主共和的政体，但随后中国社会又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北洋政府时期，这时还发生了袁世凯和张勋两次复辟帝制的事件，搞得社会上人心惶惶。同时，辛亥革命之后政府倡导移风易俗、剪辫易服，但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接受并积极响应，对大多数的百姓来说，这种改变是伤风败俗的，而且没有人能保证帝制不会卷土重来，因此大多数民众并不愿意接受，上下尊卑的规矩制度和神鬼轮回的迷信思想也依然根植于民众的心中。

在种种社会现实的影响下，鲁迅创作了《呐喊》，意在描绘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想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为新文化运动“呐喊”助威，同时希望唤醒国人，给身处在封建文化迫害下的民众以希望。

《呐喊》一开始由鲁迅自己整理结集，1923年5月他将小说集连同200元出版费一起交给了新潮社的负责人孙伏园和李小峰，希望自费出版。1923年8月首次出版后，《呐喊》的销量很好，因此当年12月新潮社又出版了第二版。随着1924年北新书局的成立，《呐喊》的再版工作就开始由北新书局负责。1924年5月北新中华书局完成第三次出版，一共印了4000册。至此，《呐喊》成了当时中国出版界的畅销书之一，北新书局也因此声名鹊起。之后也陆续在出版新的版本。解放前，《呐喊》的版本有北京新潮社版、北新书局版、鲁迅全集出版社版（单行本和三十年集）、鲁迅全集出版社蓉版和哈尔滨市东北书店版。解放后最早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有学者统计，《呐喊》的新潮版和北新版加起来一共印刷了24版，但之后随着新的史料发现，又有学者认为可能是26版。

《呐喊》一开始出版时一共有15篇小说，但从北新书局第13版开始，最后一篇《不周山》被删去，自此之后印刷的版本也都是14篇。1935年，鲁迅将《不周山》一文改名为《补天》，放入了《鲁迅·故事新编》。

《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以“狂人”的第一人称视角来叙述整个故事。

“狂人”患有“迫害狂”一类的病症，老是语无伦次地说些荒唐话，还总是觉得别人都想要吃掉他，就连小孩子和赵贵翁家的狗看了他两眼，他都觉得是想要吃他。狂人看到蒸鱼也觉得是人肉；大哥给他请医生看病，他却觉得医生是刽子手假扮的，是想把他养肥了再吃；吃饭时想到妹妹去世，便觉得妹妹其实是被大哥吃了，甚至觉得自己也在无意之中吃了妹妹的几片肉。这时狂人突然意识到，这个社会可能没有还没吃过人的人，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

“狂人”的病因在于“狂人”与环境，也就是封建文化的尖锐对立，以及“狂人”对历史和现实的自省。这种人性的异化，事实上正是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而“狂人”的立场也是鲁迅本人的立场，鲁迅通过“狂人”的心理病症，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一种去礼教化、去家族化的叛逆性表达。“狂人”这一形象的塑造，有力地声讨了封建文化与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方玄绰是学堂的教员兼政府官吏，政府拖欠教员薪水，其他教员们都去索薪了，他却自诩清高，只顾保全自身，选择坐享其成。连孩子没钱交学费时，方太太催他去亲领薪水，他仍旧拒绝，认为凭自己的身份应该由会计科送来。他既不去索薪，也不去亲领，最后无奈去找朋友借钱，却没能借到，回来的路上也动过买彩票的念头，却在方太太提议买彩票时指责方太太无教育。方玄绰以“差不多”为口头禅，在遇到不公对待却怯于反抗时，常常用“差不多说”来慰藉自己。他宽于律己，严于责人，早年也觉醒过，但后来消沉了。

《孔乙己》以咸亨酒店小伙计的视角，用第一人称叙述了孔乙己的故事。孔乙己是个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读书人，他没有考上秀才，满口的“之乎者也”，学问懂的并不多，也不会营生的事情，因此日渐穷困潦倒，只能靠替人家抄书来混口饭吃。可是他好吃懒做，抄书时总会趁机顺走人家的书和笔墨纸砚，久而久之也就没人再找他了，他也只能靠做些偷窃之事来过活，到咸亨酒店喝酒时也总会遭到嘲笑。但孔乙己的品性还算好，在咸亨酒店赊的帐总会还清。某个中秋节前，孔乙己因为偷了丁举人家的东西，被打断了腿，最终死去。

孔乙己懒惰、偷窃，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但并没有做过什么大的恶事，只能算得上是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可是他一直遭人耻笑，因为他既没有中举，又不事生产，却始终不甘低贱，不愿与“短衣帮”为伍，便终日穿着长衫站在柜台边喝酒，成了个“怪胎”，也就成了大家喝酒时的笑料。孔乙己是没有尊严的，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

主人公阿Q是一个落后的农民，姓名籍贯不详，只靠帮人家做短工谋生。阿Q并不尊崇赵太爷和钱太爷这两位受居民尊重的童生，再加上进了几回城，便更加自负，城里人跟未庄人他都瞧不上。阿Q自尊又自卑，他不让别人提到任何跟他头皮上的癞疮疤有关的字词，别人一犯讳，阿Q便怒目而视。每当阿Q受人欺侮时，他便使用“精神胜利法”，进行自我安慰。在被王胡和假洋鬼子打了一顿后，他去调戏小尼姑，却被勾起了欲望，便跑去对吴妈说要和她困觉，最后被秀才打了一顿。阿Q因为这事，更不受未庄人待见，生计也成了问题。于是他便决定进城去，回来后阔绰不少，还带回来一些革命的信息，因此受到未庄人的敬畏，但后来人们打听到阿Q只是在城里做小偷，便不再看得起他了。阿Q向往革命，可是他到死都没弄清楚革命是什么。等到被抓走时，阿Q羞愧的却是自己认罪画的圈不圆。

阿Q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物，欺软怕硬，被比他强的人欺负后，他无法反抗，只能在精神上用假想的方式战胜对方，以此来安慰自己，但同时他又会去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阿Q盲目又无知，是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代表人物，可憎而又可悲。

《社戏》讲述了“我”三次看戏的经历，一次是在北京戏园里看的，因为害怕，还没怎么看就离开了；还有一次是给湖北水灾捐钱，买了张戏票，这次的体验也并不好。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过中原地区戏。

某一天，“我”突然回想起十一二岁时，在乡下与自己的伙伴双喜、阿发、桂生一起去赵庄看戏的情景。一开始因为叫不到船，“我”没能去看，后来看完戏回来的伙伴之一双喜提议大家一起坐自己八叔的船去看戏，我们一路上都很开心。戏并不是特别有意思，我们还未看完就离开了，回家的路上大家摘阿发家的罗汉豆吃，还去六一公公的地里偷了一捧。“我”觉得那晚上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戏，也是“我”吃过最好的豆。

这三次看戏的经历，两次是在城里，一次是在乡村，而之所以“我”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感受，其实是象征着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表达了对乡村生活的向往。而文中六一公公这一善良和蔼的农民形象的塑造，以及“我”的玩伴都是天真烂漫的农民小朋友，都表达了鲁迅对农民朴实善良的赞美。

N先生来找“我”聊天，谈起北京双十节的情形，便开始指责人们忘却纪念。之后N先生又说自己得意的事情是第一个双十节后自己不再被人笑骂了。原来N先生在出去留学时剪掉了辫子，引起了盘辫子的同学和监督的不满。回了中国时，他不得已买了条假辫子，在别人知道他的辫子是假的之后，总会说他这是杀头的罪名。后来N先生索性连假辫子也不带了，出门时一路上都是笑骂声，之后他不穿洋服，改穿了大衫，路上的人骂得更厉害了。双十节后大家都被剪了辫子，也就没人再骂N先生了。N先生说完这个，又开始批判改革，认为现在的改革都只是表面工夫，并没有落到“中国的脊梁上”，中国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本文表现了革命者为社会变革受苦，但社会依然毫无变化的悲剧。N先生是一个怨愤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的怨愤实质上是对当时中国社会思想沉滞愚昧状况的怨愤，鲁迅通过N先生之口，呼吁人们要高度重视思想革命运动，以此来改变这种沉闷的社会思想状况。

陈士成是一个深受科举制度与封建等级观念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第十六次科举制度落榜之后，精神恍惚，他幻听到有人给他指路，想到祖母说自家埋着无数的银子。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团白光，陈士成相信这个白光是在指引他银子的地点。他跟着白光，开始挖靠东墙的书桌下的地，银子没挖到，却挖出一堆烂骨头。突然他又听到一个声音让他往山里去，他跟着声音一直走，最终淹死在万流湖里。

“我”在京城呆了六年后，增长了不少见闻，也变得越发看不起别人。某个冬天，“我”因为生计问题，被迫早起。拉“我”的黄包车车夫不小心撞到了一位老妇人。“我”觉得那老妇人一定没有受伤，再加上现在路上并没有多少人，也怕招惹什么事非，误了“我”的时间，便催促车夫快走，但车夫并不理会，还是去扶了人起来。听到妇人说自己摔坏了，“我”觉得她是在碰瓷，车夫这是自讨苦吃，可是车夫扶着老妇人往巡警分驻所走，“我”看着车夫的背影，不禁觉得羞愧，自此也改掉了自己看不起别人的坏脾气。

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京不久，深感寂寞，便买了十几只蝌蚪，养在了院内的荷花池里，想养大之后听蛙鸣。之后又买了四只小鸭。某天爱罗先珂在外面教书时，鸭子进了荷花池洗澡，吃掉了已经生了脚的蝌蚪。后来爱罗先珂回了俄罗斯，鸭子也都长大了，却始终没有爱罗先珂的消息。

“我”因为老屋要卖给别人了，专程回到了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母亲看“我”回来了，特别高兴。母亲让“我”休息两天之后，去拜访一下亲戚本家，还提到少年闰土知道“我”要回来，也会来家里看“我”。“我”与闰土少年时便认识，他的父亲曾在“我”家做忙月，正月时忙不过来便叫闰土来帮忙，“我”与他也渐渐成了好朋友。但正月过去之后，闰土就跟他父亲一起离开了，到现在也没有再见过面。这次见面时，由于“我”的身份和小时候不一样了，闰土对“我”的态度变得很恭敬，称呼“我”为老爷，封建等级制度使得两人之间隔了一层厚厚的障壁。

闰土是《呐喊》中底层人物的典型代表。文中在“我”询问母亲有关闰土近况如何时，母亲说“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暗示了闰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这些苦难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闰土现在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恪守。这一人物形象体现了社会底层人物在经历苦难后精神的麻木，他们被病态的社会压迫剥削、被封建礼教毒害，可是他们只能默默承受这些痛苦，不挣扎、不反抗、不发生，而是选择在“铁屋子”里沉睡，并等待死亡。

华老栓的儿子小栓得了结核病，华老栓听了偏方，早早去刑场买新鲜的人血馒头来给小栓治病。而今天刚被砍头的人是夏四奶奶的儿子夏瑜，他是一个革命者。康大叔等人在华老栓的茶馆里议论这件事，都说夏瑜疯了。小栓的病并没有能够治好，后来就死掉了，他的坟与夏瑜的坟离得很近。这天华大妈来祭拜小栓时，正好遇上夏四奶奶来祭拜夏瑜，两人发现只有夏瑜的坟上有一圈红白的花。

文中表现了以夏瑜为代表的革命者为群众奋斗却不被群众理解的悲剧。华老栓用夏瑜的血给小栓治病，尖锐地反映了革命者与不觉悟群众之间的隔膜，鲁迅通过夏瑜妈对儿子的朦胧的理解，与华大妈跨过横在华小栓与夏瑜坟间的小路，表达了对未来寄予着一定的希望。

三太太给自己的孩子们买了一对白兔，小孩子们也总爱跟兔子玩。后来其中的母兔怀孕了，生下小兔后却不去喂奶，大家便觉得是生下的小兔都死了。之后终于有两只小兔出来了，大家看着小兔都很开心。可是后来，几只兔子全都不见了，原来两只小兔已经被大黑猫吃掉了，大兔又生了一窝，三太太为了小兔能存活，便亲自养着它们，之后白兔的家族也越来越繁荣了，大家都很高兴，只有“我”还在为死去的两只小兔难过。“我”自此也更不喜欢猫了，甚至想要毒死那只大黑猫。

七斤靠帮人撑船为生，早晨进城，傍晚再回来，因此知道很多时事。这天七斤带回来一个消息说“皇帝坐了龙庭”，咸亨酒店的人都说皇帝要辫子，可是七斤的辫子早在之前革命军造反的时候被剪掉了。赵七爷也听说了皇帝坐龙庭的事，便穿着长衫来找七斤。因为七斤曾经骂过赵七爷，他便怀恨在心，这次来也只是幸灾乐祸。七斤嫂急得骂七斤，就连帮忙劝解的八一嫂也被她给骂了。后来皇帝又不坐龙庭了，赵七爷的辫子也盘起来了，七斤又重新开始被七斤嫂和村里人尊敬了。

寡妇单四嫂子靠纺棉纱养活自己和三岁的儿子宝儿。这天宝儿生病，单四嫂子用了不少法子都没治好，便决定明天去找何小仙。可是等到天明却发现宝儿的病更严重了，只能赶紧跑去找何小仙给宝儿看病。宝儿吃了何小仙开的药，却并没有好，午后睁眼喊了声“妈”后便死了。不少人来帮单四嫂子准备棺木等东西，但这些人表面上是来帮忙，实际只为了蹭口饭。等这些人回家后，单四嫂子又想起宝儿，希望在梦里能再见宝儿一面。

“吃人”在《呐喊》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吃人”，在《药》中写人们用刑场上被砍头的人的血沾馒头治痨病等等。而作品中想要通过“吃人”展现的是人们精神方面的被吞噬。孔乙己、狂人、少年闰土、单四嫂子、陈士成等等，他们因为社会的束缚与压迫，要么死了，要么疯了，要么日渐变得麻木僵化，这些都是被封建礼教所吞噬的人。鲁迅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尖锐地批判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制度的“吃人”历史。

同时，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吃人”是自上而下的一种单向行为，形成了一个吃人的链条。被吃者同时也可能是吃人者，而链条末端的“无可吃者”最终则会被淘汰。小说中的“无可吃者”有《狂人日记》中的妹子，有《阿Q正传》中的阿Q，有《药》中的夏瑜等等。因此也就还隐含着鲁迅对幼小者痛感的凝视这一副题。

首先是以阿Q为代表的愚弱的国民。阿Q是国民弱点的集中体现，鲁迅想要通过《阿Q正传》来暴露国民的弱点，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除此之外，国民劣根性还表现在“看客”这一主体上。例如在《孔乙己》中，看客热衷于在咸亨酒店这一舆论场中羞辱孔乙己，他们在对孔乙己的羞辱中获得满足和快乐。这里的看客多是“短衣帮”，本就是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平日里可能是被取笑的一方，因此在遇到比自己更底层的孔乙己时，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取笑者。还有《药》中，看客们在华老栓的茶馆中对革命者夏瑜的议论。他们无法理解夏瑜，也不理解革命，却理直气壮地说夏瑜疯了，体现出看客们的愚昧与冷漠。

《药》中表现了以夏瑜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脱离群众，导致了群众的不觉悟和革命的失败，而群众的不觉悟也同样使得夏瑜为代表的革命者白白捐弃了自己的生命。在这里鲁迅强调的是群众的不觉悟对革命活动的制约，也就是社会思想革命对政治革命运动的制约作用。而《阿Q正传》从阿Q的精神弱点出发，表现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革命行动脱离了思想革命运动。同时，在《风波》中，尽管革命已经革掉了很多百姓头上的辫子，但并不是全部革掉了，革掉也还时刻有重新要求蓄起来的风险，也就是说，革命并没有革掉百姓心中的辫子。

鲁迅在《呐喊》中，从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关系的角度，创造性地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强调了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中国思想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

鲁迅在《呐喊》中还描绘了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孔乙己》中，孔乙己深受科举制度的毒害，他即使已经穷到无以为生的地步，也依然不愿意脱下长衫。因为自己读过一点书，他便轻视劳动，也轻视劳动人民。而由于他并未中举，于是成了比劳动人民更低社会等级的阶级，受人戏谑耻笑，最终连死了都无人问津。《白光》中的陈士成也是被科举制度毒害的典型人物代表。陈士成考了十六次，依然没有中举，最终发疯致死。

除了受到科举制度毒害以外，知识分子的困境还包括其与劳动群众之间的隔膜。《一件小事》中，“我”作为知识分子，看不起劳动群众，一开始并不理解车夫的举动，只觉得他会耽误自己的时间，最后才通过反思，从车夫身上发现了自己的不足，这也是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殷切希望——希望知识分子向群众学习，不应脱离群众、自视清高。同样在《故乡》中，在“我”重返故乡，与闰土再见面时，“我”接受了新的思想的洗礼，不再受封建等级观念的阻隔，期待与闰土还向旧时一样亲密，但闰土在生活的磨折下变得麻木迟钝，两人之间产生了厚厚的障壁。这其实反映的是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脱离。

封建等级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总基础和总纽带，而封建伦理观念则是为了维护等级关系而产生的。中国的封建思想体系是以儒家思想核心为主体的。儒家封建思想主要用世俗的权威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封建关系，因此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国封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严重束缚着民众的思想。例如《故乡》中少年闰土与“我”就是因为封建等级观念，产生了厚厚的障壁；《阿Q正传》中，正是由于封建等级观念，赵太爷等人才深受民众的敬爱，尽管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才能，赵太爷等人也看不起普通民众，甚至因为阿Q说自己姓赵而将他打了一顿。

鲁迅在《呐喊》中，批判了迂腐的封建传统观念，揭示了封建等级观念和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民众思想的严重束缚与压迫。

作为一个长久以来被压迫的阶级，农民作为劳动群众，身上存在着很多淳朴、勤苦、耐劳等美好的品德，鲁迅在《呐喊》中表达了对农民热烈、厚重、诚挚的感情。这种感情在《社戏》中最为明显。六一公公不吝惜自家的豆子，分给“我”们这些小朋友，“我”的小伙伴也积极为没法去看社戏的“我”想办法。《故乡》中，闰土虽然经历了很多苦难，但他还是勤恳坚强地生活。甚至阿Q身上都有其他阶级的人所难以具备的质朴勤劳。鲁迅了解农民的力量，了解农民潜藏着的强烈的革命愿望，也正因为如此，他才用丰富的笔触，高昂着赞美农民。

鲁迅在小说中创造并反复使用一些意象，表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社会现实，这些意象承载着相对固定的当代文化内涵。

“群众”指麻木的看客群体，他们热衷于欣赏别人的悲欢，并以此为乐，比如《阿Q正传》中阿Q调戏小尼姑时酒店里九分得意的群众、《孔乙己》中在咸亨酒店以取笑孔乙己为乐的群众等等。

“辫子”这一意象与清末民初的革命相对应，《呐喊》中几乎没有直接出现过“革命”一词，基本都是由“辫子”这一意象来替代的。

“孩子”是《呐喊》中重要的社会文化意象，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等中都有出现。这一意象的创造与鲁迅的“幼者本位”观念有关。鲁迅发现了孩子耳濡目染下灵魂的扭曲，“孩子”意象表达的显性主题是“孩子的堕落”，而隐性主题则是“救救孩子”。

“疾病”这一意象在《呐喊》中多被抽象化、模糊化了。小说中患病的人很多，可是读者并不知道他们患的是什么病。这些病人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总体性的“病态”，同时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痊愈，这也说明“疾病”具有顽固性。事实上，文中的“疾病”并不是指生理疾病，而是暗指清末民初中国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的“疾病”，是一种国民性的“疾病”。

“铁屋子”是一个由封建礼教与封建文化构建起来，用以禁人们的狭窄封闭的空间。这一意象直接揭示了中国国民的生命缺失的状态。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铁屋子”中有很多熟睡的人，他们就快要闷死了。如果这时“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和那被惊醒的少数者就是先驱者，这也就呈现出先驱者眼看着国民所处的困难处境却无能为力的痛苦。

语言的画面感是指读者在读过一段文字之后，能通过想象，感受到画面。在《呐喊》中，鲁迅通过修辞手法的运用、多感官描写等方式，化抽象为具象，更加具体地展现了其语言的画面感。

鲁迅运用了比喻、比拟、借代等修辞手法，增强了视觉效果与文字语言表现出来的画面感。比如在《故乡》中，他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将成年闰土比作是石像，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他的麻木和愚昧，也写出了底层人民被封建文化吞噬的彻底性；在《风波》中，通过比拟，用“喘气”来形容乌桕树叶，使画面充满了灵动的美感。

《呐喊》对感官体验的描绘非常丰富，多重感官的描写增强了小说语言的画面感。例如在听觉方面，《狂人日记》中狗吠的声音、《故乡》中杨二嫂污蔑闰土偷东西时尖酸刻薄的声音等等，都展现了一个个有声有色的动态画面，同时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读者能初步感受到人物的性格特征，又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

《呐喊》面世之后，遭遇了很大的争议，尤其体现在收录在其中的作品的体裁问题的讨论。不少学者认为这14篇中能算作是小说的只有《风波》《阿Q正传》《孔乙己》《药》《明天》《端午节》《白光》和《狂人日记》，而《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鸭的喜剧》《社戏》《故乡》《兔和猫》应为散文、杂感、小品、随笔一类。

这些讨论中，聚焦最多的是有关《一件小事》的体裁。《一件小事》最初发表于《晨报·周年纪念增刊》，是当作发表感想与议论的文章的。成仿吾认为“《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著名文学团体“太阳社”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杨邨人也认为这不像小说，并且觉得与其说是随笔，倒不如说是一篇“座右铭”。之后随着散文文体的确立，《一件小事》又被很多学者认作是散文。

但鲁迅本人其实并不看重体裁，他认为“倘作者如此而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

李大钊在收到鲁迅的《呐喊》赠书后评价：“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姜异新认为：“《呐喊》的出版和畅销标志着周树人的沉寂期彻底结束了，鲁迅的辉煌期开始了。”不少学者也都对《呐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23年《呐喊》出版后，上海市《民国日报》副刊称《呐喊》是“在中国底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中国近代历史分期著名学者许寿裳认为《呐喊》是“中国新文艺上真正的、划时代的杰作”。

但同时茅盾也指出，整个《呐喊》仅仅表现的是农村里的老中国儿女，这类人处在乡村社会之中，生活鲜少有变动，他们并不能反映出“弹奏‘五四’基调的都市人生”，并未触及到五四时代的青年的生活，这与《呐喊》这本书的受众其实是割离的。

《呐喊》是鲁迅出版的第一本畅销书，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所有著述中最畅销的一册，奠定了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鲁迅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呐喊》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呐喊》一问世，便收到了很多学者的相关评论和读者来信，深受欢迎，并多次出版，这在现代出版史上是少有的。鲁迅创作过程中不被体裁限制，写出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小说，为现代小说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不少作家在后续的创作过程中都受到了鲁迅的影响，“小品小说”这一体裁逐渐成为潮流。《呐喊》中的叙事艺术与底层叙事逻辑也被很多作家学习并应用到自己的作品之中。

同时，《呐喊》是五四时期创作的小说集，创作的初衷在于从思想启蒙的层面来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和斗争精神，鼓舞了无数五四新青年，是五四精神的文化载体，体现了五四精神实质性的文化内涵。

除此之外，《呐喊》还在2020年被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中。

《呐喊》自出版伊始，便有很多中外译者进行译介，翻译语言包括英语、日语、朝鲜语、泰语等等，《呐喊》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从梁社乾英译《阿Q正传》至今，《呐喊》的英译已经发展了将近百年，先后有18位译者参与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杨宪益、戴乃迭的夫妇译本和蓝诗玲译本，此外还产生了选译、全译等译本。

1999年，《亚洲周刊》编辑部联合海内外十四位文学家，投票选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呐喊》位于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