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 de l'être），作者米兰·昆德拉，1984年1月以法文首次出版。该书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为历史背景，探讨捷克事变后群众的生存状况与人生价值。是米兰·昆德拉继《笑忘录》后进一步思考叩问存在的哲理小说。

小说以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永劫回归”论开篇，讲述主人公托马斯等四个人的情感纠葛与生存状态。外科医生托马斯因一次偶然的出诊结识了乡村酒馆女侍特蕾莎，与她结婚的同时仍与多名女性保持性关系，其中一位情人萨比娜介绍特蕾莎成为记者。三人共同流亡日内瓦，最后托马斯选择与特蕾莎隐居乡村，双双死于意外车祸。而萨比娜选择四处漂泊，她的情人弗兰茨在被抛弃后因一次抢劫死在妻子跟前。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聚焦捷克人民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境况，围绕“灵与肉”“轻与重”“媚俗与脱俗”三种主要矛盾的对立深入探索自我，揭示了生命存在的窘迫境遇和深层困惑。小说在结构上采用巴赫金“复调小说”的形式，具有浓厚的构成主义色彩，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1968年“布拉格之春”革命失败后，民主改革演变成专横压榨，人们陷入了空前的信仰危机与意义缺失中。在极权统治高压背景下，崛起于20世纪上半叶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对地处欧洲中心的捷克文化产生冲击。存在主义强调拒绝雅威的拯救，直面绝望痛苦的人生，通过寻找遗失的自我，以人类自身的力量进行反抗，追求选择的绝对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米兰·昆德拉的文学创作。

米兰·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捷克布尔诺，1948年开始在苏联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共产主义革命。1968年，苏联侵占捷克，反人道主义的行为与昆德拉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对他此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67年，米兰·昆德拉在演讲中批判斯大林主义和捷克政治文化，并参加了“布拉格之春”运动。革命的失败使得昆德拉等一众不同政见者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昆德拉失去了艺术学院的教职并被开除党籍，文学作品亦遭封禁。

至1975年流亡法国为止，长达七年的囚禁式生活使米兰·昆德拉产生了对生命存在的追问，1984年定居法国后，他开始创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通过对政治高压下人的心态、个性、弱点、思想等关于生存的矛盾的刻画，完成了他对人生意义的解答。

2023年7月11日，米兰·昆德拉因长期患病逝世。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承袭了昆德拉小说的一贯结构特点：全部分为七章（只有《告别圆舞曲》例外），每个部分自成一章，以不同的人物视角、时间节点、事件凸显当时当事人的经历，最后拼凑成一个整体。

小说的故事情节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托马斯的情感历程与抉择，通过他和特蕾莎及其他情人“灵与肉”的两性关系讨论生命的“轻与重”；另一条线索以情人萨比娜的生活轨迹铺陈，通过对萨比娜张扬不羁的个性和背叛反抗的行为的解读，揭示人类社会普通存在且无法摆脱的“媚俗”心理。

布拉格之春时，特蕾莎的家乡碰巧发现了一起复杂的综合性神经病，需要布拉格医院的主治大夫前去会诊。由于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经痛，便委托脑外科医生托马斯代为前往。出诊期间，托马斯偶然间进了特蕾莎作女侍的那间酒馆，并接受了她的服务。一系列偶然的事件使他们俩邂逅并相恋，托马斯因此改变了自己坚持十多年的“性友谊”原则——只做爱不过夜，他决定与特蕾莎结为夫妻，并求他的情人女画家萨比娜为特蕾莎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

婚后托马斯并没有因此停止和别的女人的性爱游戏，他认为灵与肉是分离的。在极权主义势力的高压下，托马斯拒绝承担一切强加在个人身上的责任。这种开放的性观念伤害了坚持灵肉统一的特蕾莎。为了安抚特蕾莎，托马斯送了她一只狗，取名卡列宁，但在婚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特蕾莎仍然时常被忌妒和猜疑的恐怖想象所笼罩，陷入更痛苦的深渊中去。

1968年苏联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布拉格。特丽莎这时已由暗房技工升职为一名出色的新闻摄影记者。她用镜头记录下占领者的野蛮和抗议者的愤怒并将拍摄下来的历史镜头送往国外发表。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托马斯和特蕾莎不得不移居瑞士。恰巧托马斯的情人萨比娜这时也已流亡瑞士，这对昔日的情人再次取得联系。孤独和痛苦的心境使特蕾莎决定带走小狗卡列宁、返回布拉格。此时托马斯已经患上了特蕾莎依赖症，在经历过艰难的心理挣扎与斗争后，他冒着巨大的风险返回了特蕾莎身边。

此时的布拉格到处充斥着暗探、密告、监视，托马斯因为曾经写的一篇随感而被解雇，失业后在郊外的一家小诊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可由于托马斯拒绝与警察“合作”去陷害一位编辑，最终被下放成了一名橱窗清洁工。托马斯社会地位的失落使他失去了关系中强者的身份，他和特蕾莎真正平等了。

最后，特蕾莎建议隐居乡村，希望用乡村的静谧来安抚不安的灵魂。小狗卡列宁是特蕾莎在婚姻中的化身，既象征着特蕾莎对婚姻的忠诚与维护，又暗示着她对婚姻的恐惧和对爱情的不安。在卡列宁病重后，托马斯和特蕾莎也在偶发的车祸双双身亡，象征着两人突破旧制度的束缚，走向了更高的精神契合，灵魂也因死亡而得到了彻底的安息。

与托马斯夫妇先后返回国家不同，女画家萨比娜选择滞留瑞士，并在日内瓦结识了新情人弗兰茨。在弗兰茨眼里，萨比娜的不羁性灵和苦难经历使他着迷。萨比娜因祖国战乱而流亡，这唤醒了弗兰茨以拯救萨比娜和她的祖国为目的，从而进行革命的冲动与激情。他们分别成长于不同的童年阴影下，萨比娜内心充满了对个性被压制、被要求统一的恐惧。她的家庭一无所有，只给她留下祖父那顶黑色的礼帽。而童年的弗兰茨，因为看到母亲被父亲抛弃而生存窘迫，留下了隐秘的心灵创伤。出于对理想母亲的期待与投射，他对女性和弱者怀着深深的同情。

弗兰茨是忠诚的，但萨比娜与托马斯有着相同的个性，她的一生都在逃离与背叛：不服从父亲刻板的管教，中学毕业后前往布拉格求学，萨比娜第一次背叛了家庭；不接受国家政治的强权，萨比娜离开布拉格前往日内瓦，她第二次背叛了祖国。这种思想是弗兰茨不能理解的，弗兰茨对爱情有着美好的期待和天真的幻想。迥异的存在理念让两人背道而驰，在弗兰茨决定与妻子克劳迪离婚，同萨比娜结合时，萨比娜再次选择了逃离，背叛了爱情。

弗兰茨因为她离开了妻子和家，却同时又失去了热恋的情人。然而，他很快惊异地发现，这种窘境也给他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和新生，他与一位学生情人同居生活在一起，从而摆脱了他的妻子。最终，弗兰茨在一次暴力抢劫中因为蛮力抵抗遭到重击，死于病榻。被他厌恶的妻子克劳迪为他举行了葬礼，他的学生情人站在远处恸哭失声。弗兰茨完成了漫漫迷途的永恒回归。

而故事最后幸存的萨比娜，却是悲惨的命运的承担者，当亲人、丈夫、爱情和祖国都失去后，没有什么值得她留恋，她的生命只能被虚无的生命之轻包裹。

布拉格医院著名的脑外科医生。他一生拒绝束缚，违逆父母，背叛妻子，抛弃儿子，不断地在生命的重与轻中徘徊。他希望生活在生命之“轻”中，然而又摆脱不了“重”的吸引。在经历了政治迫害和与特蕾莎分离之后，他似乎重新意识到了“重”的价值，可最终，命运还是轻轻地把他推向了死亡。

在特蕾莎出现之前，他在感情上以生命中轻的方式生存，十多年来一直坚持“性友谊”原则，一生中与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女性做爱，并将其视为生命的常态。然而当他遇到特蕾莎并与之分离的时候，他才发现“重”是必须的，生命之“轻”反而难以承受。因为对特蕾莎产生的诗性记忆，他用责任和使命去承受着生命中的重，但是他又力图去寻找原来的生命之轻，背着特蕾莎进行各种各样的性爱冒险。他总是陷入身不由己的轻与重的矛盾之中。

特蕾莎是托马斯的妻子，有着不幸的原生家庭和童年记忆，母亲将婚姻的不幸归结到特蕾莎身上，并时常羞辱她，向她灌输肉体现实的强烈思想。在母亲的阴影下，特蕾莎以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确认自我，将肉体视作“耻辱的象征”，渴望获得崇高的幸福生活，坚持认为书籍可以改变一切。她拿着《安娜·卡列尼娜》的模样吸引了托马斯，由此带来了生命的转折。

特蕾莎认为生命应该以“重”的方式存在，所以托马斯灵肉分离的不忠诚给她带来了妒忌与恐怖想象。为了验证托马斯所说的性与爱的不同，特蕾莎与工程师出轨来体会自由的精神意志。即使出轨给她带来了激素上升的肉体快乐，却同时给她的灵魂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她更加意识到：生命之“轻”是不可承受的。因此在冒险结束后，她还是回到了灵肉一体的信念中，因为只有在这个信念下她才能生存。

萨比娜是一个画家，托马斯的情人之一。她在幼年时受到父亲严苛的管教，于是选择背叛作为逃避的方式。萨比娜背叛父亲，嫁给了一个有坏名声的演员；在弗兰茨离婚并想和她结合时，她又逃跑，背叛了爱情；在捷克被苏联侵占时，萨比娜逃亡瑞士，背叛了祖国。她与托马斯一样拥有放荡不羁的灵魂和拒绝束缚的生活方式，于是只长期保持肉体的结合关系。

萨比娜思想自由，生性叛逆，讨厌任何讨好大众的媚俗行为，她不愿意承担任何的责任，也失去所有的羁绊，这样一无所有的轻，最后将她压倒。在结局中，她请求人们将自己的骨灰洒向天空来证明生命之轻。

萨比娜在日内瓦结识的情人，大学教授。与萨比娜相爱又被抛弃后，发现自己对于"博爱、平等、正义、幸福的光辉"的追寻，实际只是内心浮现的美好幻想，因此急于回到学生情人身边，最终死于意外。

与托马斯相反，弗兰茨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解脱生命之轻的方式。他热衷于参加示威游行，不断追寻历史的伟大进军。他爱离开祖国、流亡海外的萨比娜，特别羡慕萨比娜苦难的经历。因为他总是试图寻找一种重量把自己从孤独与内省中解救出来，这种媚俗的、虚幻的东西让萨比娜离开了他。欲重而不得，这是弗兰茨单恋沉重的必然。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米兰·昆德拉把生命存在的内容形态提炼出来，凝练为蕴含不同人物个性的存在编码：重与轻、灵与肉、媚俗与脱俗等，利用这些编码，昆德拉深入思考存在，展现出了高压下生命存在的困境与荒诞，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生命的意义。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轻与重指的是个人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与选择的哲学概念。小说开篇即以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问题，引发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求：如果“永劫回归”成立，那么生命是“重”的，因为人的选择和行动会产生后果，其得失成败会在轮回中不断凸显。如果“永劫回归”不成立，那么生命就是“轻”的，因为它转瞬即逝并且无常，人们付出的思考和犹豫都失去了意义。

在这部小说中，米兰·昆德拉对生命存在的多重复杂性造成的人类两难心态作了既细腻又深的思辨。生命之“重”即生命所承受的痛苦和由此感受到的沉重、压抑与实在，而生命之“轻”则象征着解脱和自由。有些人信奉生命之轻，接受自己的行为对世界没有持久的影响，而有些人相信生命之重，因为人要对选择的后果负责。小说中的四位主人公在这个悖论中挣扎，是拥抱生命的轻盈，接受生命经验的短暂性，还是努力追求一种沉重感和责任感，努力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一些持久和有意义的东西，这样的思考塑造了他们的个人哲学和生活经历。

灵魂和肉体的矛盾源自于托马斯与特蕾莎不同的永劫回归观点。托马斯认为爱与性是完全分开的，他拒绝与任何女性保持长久的深入的情感，这导致他在没有形成任何深层情感联系的情况下发生了许多性关系。

另一方面，特蕾莎从小生活在灵魂与肉体得不到统一的世界中，她竭力摆脱母亲粗鄙的、无羞耻心的价值观带来的阴影，于是想实现灵肉的统一。她将感受视为个人表达的重要部分，更倾向于与他人形成崇高的的情感联系，但托马斯的不忠和疏离使她再次陷入自我的分裂与统一中。为了理解托马斯，特蕾莎试图与工程师发生性行为去实践托马斯“身体只是一个符号”的观点，但违背本心的行为终究使软弱的特蕾莎陷入更深的挣扎中。这份沉重的爱使得患有特蕾莎依赖症的托马斯从苏黎世回到布拉格，再从布拉格到乡村，在不断失去中走向不能承重的生命之重。

"媚俗"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被用来描述那些因迎合大众口味而降低了文化或艺术价值的事物。它是极权主义极权统治下的一种产物，让人们逃避了生活中的痛苦和责任，但却让他们失去了对生命真正的感受和理解。

萨比娜代表“生命之轻”，极力抵抗媚俗，拥护个人主义，拒绝社会和传统关系的约束。与她相反，弗兰茨观念传统，代表“生命之重”，他渴望在情感关系中获得稳定、安全和承诺。但另一方面，弗兰茨也被萨比娜的自由精神所吸引，不自觉地将萨比娜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引导者，燃起了向“博爱、平等、正义、幸福的光辉”进军的热情。但其实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误解，因为“伟大的进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媚俗。萨比娜不告而别后，弗兰茨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中也意识到了虚伪的政治运动是媚俗的一部分，而他本人则是出于内心美好的幻想和对萨比娜自由精神的追随，这说明媚俗是无法避免的，他存在人们的心灵之中，时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米兰·昆德拉对媚俗由厌恶到不得不承认其现实合理性，最后却又从更坏的方面看到它的完结，不是高洁战胜媚俗，而是含有媚俗因素在内的积极行动被消极的力量所扼杀。

偶然性与必然性这一对命题，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探索存在的重要编码之一。托马斯与特蕾莎的爱情建立在六个“偶然”的基础之上，这些“轻如羽翼”的碰巧引导他走向了对特蕾莎“必然”的爱情，迫使他在发展性友谊关系之外产生了对特蕾莎的依赖与责任，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而对特蕾莎来说，“生命就像一张草图”，她与托马斯“偶然”的相遇为她带来了轻如鸿毛的爱情，使她陷入失去个体独特性恐惧的“必然”之中。而在小说结尾里，又是一次“偶然”的车祸带领他们抛却厚重的人生希望，走向了灵肉一体的生命之轻。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转换交替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同时蕴含了对生命存在哲理的思索，两者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转化中引导生命走向轻与重的平衡。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采用了巴赫金“复调小说”的形式，使故事人物的多重声音和意识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循环往复，形成隔空对话的语言性效果。

复调特征首先体现在小说的文体结构上。从章节目录来看，故事共分为“轻与重”“灵与肉”“不解之词”“灵与肉”“轻与重”“伟大的进军”“卡列宁的微笑”七个部分，“轻与重”主要从托马斯的视角进行叙述，“灵与肉”则转到特蕾莎的视角看待生命的徘徊，第三部“不解之词”与第六部“伟大的进军”则是穿插其中讲述萨比娜和弗兰茨的故事，不同故事线之间彼此独立发展、逻辑完整，又因人物的交往相互交织，从不同的视角观照生命存在的形态。

其次，复调特征体现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意识的交替中。在第一部“轻与重”的结尾，托马斯想到自己与特蕾莎的相遇是由于一次“偶然”的出诊，而“偶然”的爱情却使他回到布拉格，不受控制地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感到精神沉郁并因此忍受着胃痛的折磨。这个情节再次出现是在第二部“灵与肉”的结尾，同一张床上的特蕾莎回想起他们的初次见面与托马斯归来的时候，钟都正敲响六点，这样的“偶然”使她萌生了迎接新生活的幸福感。同一情节在拉长的叙事时间中呈现出对立的人物心理，叙事逻辑的颠覆无形中增强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错位的张力。

此外，某些意象（如树脂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圆顶礼帽等）的物化与反复，成为小说的基本要素和情节推进力，围绕着轻与重、灵与肉、媚俗与反抗等诸多矛盾，将不同历史时间、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交纵，镜头的聚焦随着时间的变换忽远忽近，形成小说的空间化效果。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创作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小说观念的束缚。他认为小说已不必只用叙事，不必讲情节完整的故事。作家可以随时出现在作品人物的身旁，夹叙夹议，并有时出现第一和第三人称不断换用的现象，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效果。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深邃的哲思和简明的议论成为独特的叙述视角。阐释者“我”的思辨不断围绕在人物心理与情节推进中，直接彰显主题。例如关于抒情时代，关于笑与忘，关于媚俗等一系列思辨性的散文诗般议论常常由“我”的议论带出，构建了文本意义的框架，小说中的时间随着叙事者的视角不断地拉近或调远，打破了传统小说叙事上单线发展的时间顺序，拓宽了小说的表现空间。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文本中，米兰·昆德拉通过隐喻性书写，将个人命运与生存境遇在特定历史与政治语境下的呈现，展现人类的存在境遇。托马斯将特蕾莎视为“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篮里顺水漂来的孩子”，寄托了米兰·昆德拉对拯救处于弱势的祖国捷克的责任和使命。托马斯对特蕾莎的怜爱与同情，显示的是昆德拉对祖国的精神依恋以及沉重的使命感。而情人萨比娜则被托马斯比喻为越飘越远的帆船，是昆德拉反对媚俗的哲理思想的主要载体。文本背后的隐喻意义的发掘，是对生存智慧和人生观念的探寻。

米兰·昆德拉对人物梦的刻画细腻生动，他擅于用梦幻离奇的叙述来渲染荒诞不经的语境，借以传递讽刺的语气，引发读者思考。梦境是通往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方式，《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总共有十八个梦境的描写和四个梦幻故事的叙述，其中对女主人公特蕾莎的梦境着墨最多。首先，梦境中出现的情节和符号反映了特蕾莎的情感和想象力，生动再现了特蕾莎内心世界的恐惧、渴望和幻想。其次，特蕾莎的梦境中出现的生死、堕落、拯救等意象，与小说中托马斯与她的情感历程相互呼应，构成了小说关于轻与重、灵与肉、自由和责任等问题的哲学探讨。此外，小说中对萨比娜的梦境也有着重刻画，反映了特定时间背景下的文化和历史环境。小说发生在20世纪的捷克斯洛伐克，萨比娜的梦境中出现的一些情节和符号与当时的文化、宗教、政治等有关，映射出极权政治强压下人民内心的苦闷、压抑与反抗。米兰·昆德拉小说中融入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用“梦”的象征性含义打开了通往人内心潜意识的大门。

美国《新闻周刊》称：“昆德拉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幻与情感浓烈的一个新水平。”《纽约时报》评价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昆德拉借此坚定地奠定了他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而根据该书拍成的影片《布拉格的春天》成为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齐名之作，不拘一格地再创影坛新高潮。”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法国书籍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被认为是米兰·昆德拉迄今最成功的作品。最后一章《卡列宁的微笑》被称为当代法国文学中最美丽的爱情文本之一。与其他流亡作家如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和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相比，昆德拉因《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被称为“当代狄德罗”，是拥有写作智慧和艺术天赋的作家，并且具备反惯例书写的勇气。

同时，法国学术界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媒体就小说的体裁定义展开了讨论，将其阐释为爱情小说/哲学小说/实验小说/自传小说/悬疑小说等，有部分批评家认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形式与内涵上与上一部小说《玩笑》相似，但过度的哲学思辨、被打破的叙事逻辑和“怜爱”引发的色情因素影响了小说的质量。总体来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法国的接受是正面积极的，为他1985年赢得“耶路撒冷文学奖”奠定了声望基础。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完成于1982年，首先以法语与英语出版，1985年才得以捷克语原版发行，但1989年之前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封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于1987年经作家韩少功与其姐韩刚合作翻译引入中国，初版一刷印数即达24000册。该书在中国民间掀起了“米兰·昆德拉热”，表现为一些昆德拉式话语的流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媚俗”等等。主人公托马斯的行为模式很大程度成了“犬儒主义”的代名词。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于1987年被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由菲利普·考夫曼导演，让-克劳德·卡瑞尔、菲利普·考夫曼兼任编剧，1988年在西欧发行。影片聚焦“恋”，讲述了托马斯（丹尼尔戴刘易斯饰）、特蕾莎（朱丽叶·比诺什饰）和萨比娜（莉娜·奥琳 饰）的三角恋关系，通过三人在政治极权主义和高压社会中的生活状态揭示“性”和“政治”的哲理思辨。

作为一部由美国导演拍摄、美国公司制作的爱情片，《布拉格之恋》被视作20世纪80年代末期艺术探索与主流商业相合的范例，该片于1989年获得第61届奥斯卡金像奖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提名、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由米兰·昆德拉于1982年底用捷克语写成，1984年译成法文首次出版，1987年经作家韩少功与其姐韩刚根据英译本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引入中国后产生巨大反响。由于昆德拉本人强调他的作品译本必须出自捷克文或法文，不能接受英文译本的转译本，因此200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着手昆德拉系列丛书翻译工作时，委托南京大学教授许钧根据法文译本重新译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许译本一经问世，读者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高下之分论争不断，关于二者的区别，许钧本人解释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一本哲理小说，因此翻译语言上也应赋予其哲理的品格。原译者韩少功也在和许钧的对谈中表示，受时代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他在翻译时对有关段落和字词进行了删改与模糊，希望有专业翻译家来译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