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又称欠发达国家或开发中国家，是指经济、科技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与发达国家形成对比。在这些国家，工业基础相对较弱，人类发展指数也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的数量众多，差异较大，主要分布在非洲、东亚、南亚、西亚、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等。

“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最早在1964年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正式确立。但这一定义并未得到普遍认同，对于哪些国家应被归为这一类别，也并无明确的共识。使用“发展中国家”这一词汇存在一定的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过时的概念。2015年，国际银行宣布将逐步停止使用“发展中/发达国家”的分类，而更多地呈现各地区和收入群体的数据汇总。常见的划分方法包括世界银行的划分法和联合国的划分法。世界银行将全球各世界经济体分为四个类别，包括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而联合国则采用不同的标准，将发展中世界划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最不发达的国家、非石油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在20世纪70年代国民收入显著增长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

在经济领域，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以下特征：是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的重要力量；拥有丰富的物产和广泛的能源储备；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成为国际投资的新兴地区。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超越了发达国家。但这些国家的社会福祉仍受发达国家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和贫困减少等挑战。为了降低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发展中国家还需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从而实现更公正、平等和合理的国际秩序。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国际用语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标志性事件是1964年召开的第一届，从此联合国系统内有了专门处理贸易和发展问题的常设机构，代表发展中国家力量的七十七国集团（G77）正式成立。

发展中国家，通常指经济和工业基础较弱、经济发展滞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这些国家也被称为中低收入国家、欠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随着时间推移，自21世纪起，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增长。为了更准确地反映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发展状况，国际社会提出了新兴市场、前沿市场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等新概念，以突出这些经济发展较为显著的国家或世界经济体。这些新概念通常用于描述具有较高经济增长率和较大市场规模的国家或经济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世界银行以人均收入作为唯一标准，重新制定了国家分类体系。该体系将全球国家划分为“低收入”“中收入”和“高收入”三大类别，其中前两类国家被统称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客观指标迅速成为定义“发展中国家”的流行标准，推动了“发展中国家”概念在全球的普及。

联合国将发展中世界分为三组：最不发达的国家、非石油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以及20世纪70年代国民收入显著增长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初始划分中，全球最不发达国家有44个，非石油出口发展中国家88个，OPEC成员国13个。据联合国2023年3月发布的《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报告》中显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有46个，这个被称为“第四世界”的贫困群体，占据了全球约14%的人口。

世界银行采用图表集法，对各经济体的国民总收入（GNI）进行计算，并以此对全球经济体进行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组。该过程首先将各经济体以本币计算的人均GNI转换为美元计算的人均GNI，然后根据当前的收入阈值，将189个世界银行成员国和28个人口超过3万的经济体划分至不同的收入分组。这种方式将全球经济体划分为四个类别：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通常，中、低收入国家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而高收入国家则被称为发达国家。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推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通过综合考虑三个基本维度来评估国家的发展状况。

传统上，仅以人均收入衡量国家发展程度的做法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所打破。该指数从多个角度出发，包括预期寿命、成年人识字率以及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同时评估消费者购买商品以满足基本需求的能力。这些指标旨在全面展示国家在“人类发展”方面的进步，包括长寿、知识和物质选择等方面。

根据计算得出的“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各国分为三类：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中等人类发展指数国家和低人类发展指数国家。这种分类方法意味着，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并非显著的国家，因其“人类发展”方面的成就，被归入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之列。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全球唯一专门针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分类的国际组织。OECD根据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水平，将这些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类：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它将发展中和转型中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非联合国系统成员）根据收入水平划分为三个主要类别：

低收入国家：1993年人均收入低于650美元的61个国家，其中包括29个最不发达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收入水平高于低收入国家，但未达高收入国家水平的73个国家。

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11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13个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这些国家通常收入较高，工业化程度相对先进。

这158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大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苏联和东欧经济转轨国家也被视为发展中世界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这些国家在历史背景和发展任务方面具有独特性，其转型过程丰富了发展中国家的内涵。通常将这些国家视为一个新的国家集团，与亚非拉和中东的传统贫困发展中国家有所区别。

在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约有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同时超过6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然而，由于农业生产规模相对较小，机械化程度较低，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效率相较于发达国家显著偏低。

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远低于富裕国家，只有后者的二十分之一，这凸显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除了少数石油输出国，大部分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都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这种差距进一步放大了经济实力的差距，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活相对贫困化。

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导致了国内社会结构失调。这种贫困化不仅体现在国民平均收入水平的低下上，还体现在社会分配结构的不平等上。由于经济实力的差距呈放大趋势，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分化现象更加严重，少数富裕阶层通过不公平的手段获取了大量财富和资源，而广大贫困人口无法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服务。

在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其现代化进程是建立在对外国和落后地区的经济掠夺和剥削之上的。这种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形成了世界经济格局的一部分，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外汇流动方面对富国中心经济的依赖日益增强。

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面临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难题和特殊性。这些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增长迅速，错过了先发展国家的良机，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追赶者和弱者的劣势地位。由于现代化进程受外部力量推动，在自身发展条件尚不成熟时急于求成，从而导致了各种发展目标选择上的困惑。

在现代化理论中，一个被多数人接受的假设是：当前先进的国家所达到的状态，就是落后国家未来追求的目标。这些落后国家需要跟随先进国家的脚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这种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普遍趋势，每个国家都应该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然而，这种理论并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差异，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是其关键性的目标。其中，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民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首要标志，而社会稳定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以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民主参与，并保持社会稳定。

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文化冲突和文化发展滞后带来的双重挑战。一方面，他们需要应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和模糊；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发展滞后，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等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他们往往感到无所适从，甚至对自身的发展方向产生迷茫和困惑。

很多试图跟随西欧现代化脚步的国家已经发现这条路行不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进程、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在选择发展目标顺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也可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根据自身的国情和文化背景，制定适合自己的现代化战略和政策。

不仅仅是目标选择过程中的困难，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时经历了更大的困惑，甚至走过更多的弯路。时至今日，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体会到，与其说是选择发展模式，不如说是创造发展模式。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困难，需要结合自身的国情和文化背景，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需要进行不断的尝试和探索，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2016年12月15日，俄罗斯银行公布的通胀数据显示，通胀率已降至5%，达到了现代俄罗斯史上的最低水平。这一水平低于其邻国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通胀率。同时，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土耳其以及金砖国家中的南非和巴西的通胀指标也高于俄罗斯。

俄罗斯“高收入”的排名提升了振兴经济的信心。全俄生活水平研究中心主任波波科夫表示，经过20年改革发展的俄罗斯，此次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国际银行的年度经济“考试成绩”中，2017年俄罗斯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0743美元，排名在苏联地区仅次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高收入”使俄罗斯实现人均年收入3万美元的目标变得可行。然而，这一排名受到了一些质疑，有观点认为世界银行的评价偏高。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也发表评论指出，“高收入”只是“单科分数”，要成为“发达”国家还需关注“综合成绩”。

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印度将发展高技术视为战略重点，致力于研究和开发计算机、核能、航天技术等三大领域。在核能利用方面，印度取得了显著的成果。1990年，印度已有8个运行中的核电站，此外还有6个在建设中的核电站。2007年7月，印度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在即将结束五年任期之时，为印度政府和议会设定了一项目标，即在2020年之前将印度转变为一个发达国家。在印度议会发表离任演讲时，卡拉姆表示，议会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挑战，特别是在人类发展和项目管理方面。他期望印度能成为一个负责任、透明、没有腐败的国家，人民生活美好并对国家的发展感到自豪。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阶段，国家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所以国务院于1979年8月13日确立了“出国开办企业”政策，为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奠定了基础。之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在海外开设非贸易类企业的审批管理规定》等文件相继发布，以及1988年国务院选取跨国经营试点企业等行为，支持和鼓励中国企业开展国际投资。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促进中国先进企业在全球投资区域扩张，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十六大明确了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政策方针，中国经济取得跨越式发展。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经济体系及金融市场逐步完善，境外投资制度体系进一步优化，依靠“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使得中国企业具有一定程度的ODI资本优势，所以企业需要不断推进境外投资合作，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促进中国与东道国之间互相直接投资的双向循环。

在21世纪初的全球GDP竞赛中，中国的GDP快速上升。2005年，中国超越了英国；2008年，中国超过了德国；2010年，中国又超过了日本，上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成就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里程碑，新加坡《联合早报》则认为这是世界发展史的重要篇章。英国《金融时报》则预测，世界将逐渐适应这种新的经济格局。

中原地区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原则，经济总量不断取得新突破。2020年，中国经济突破了100万亿元；2021年，突破了110万亿元；2022年，再次突破120万亿元，登上新的台阶。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二十大报告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经济已从快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投资、消费和需求结构正在经历新的变化，产业结构也面临着新的调整和改革压力。

学者约翰·加尔布雷斯曾提到，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现代化路径，其中之一是象征性现代化，如建设一流的机场、发达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项目，但这并不代表福利水平的提升。他指出，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关注总量，更要关注质量。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资投资。外资在中国创造了显著的GDP，但利益却通过商品出口转移到国外。有专家认为，中国虽有庞大的GDP，但实际力量并不强大，其中存在诸多隐患。具体表现在，中国经济含金量较低，科技创新不足，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和沉重环境代价。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指出，随着经济繁荣，一个曾困扰西方世界的问题也出现在中国，即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的同时，人们开始关注身份的焦虑。工资和生活成本的比较背后，反映了中国工薪阶层对生活的担忧。此外，分配不均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硬伤”。

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汽车生产和消费位居全球第一、部分大城市房价接近纽约和东京的情况下，中国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虚幻的错觉。然而，当中国将目光投向农村和边远山区，以13亿人口为分母，观察各项平均数据时，感受到的则是巨大的压力和责任。

《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世界现代化概览》是关于世界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年度报告。报告分析了过去300年的历史经验，指出21世纪发达国家大约为20个，发展中国家有100多个，而发达国家有可能降级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升级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等发达、初等发达和欠发达国家。根据报告的研究结果，预计在21世纪，将有100多个国家将全面完成第一次现代化，80多个国家将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发达国家将完成第二次现代化。

中国在2006年属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初等发达水平，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成熟期，第一次现代化已完成4/5，第二次现代化水平约为发达国家的2/5。在全世界131个国家中，中国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排名第七十位。然而，中国内地的现代化发展不平衡。北京已经达到第二次现代化的起步期，上海市和天津市处于从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的过渡期，浙江省等7个地区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成熟期，湖北等21个地区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期。

报告还提到，2006年中国部分地区的部分指标已经达到或接近欧洲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北京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城市化水平和大学普及率已经达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水平，综合现代化指数、平均预期寿命和成人识字率接近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水平。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法案要求美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致力于在有美国参与的国际组织中剥夺中国享有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而2023年5月1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国是各方公认的最大发展中国家，美国想给中国送顶‘发达国家’的帽子，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维护发展中国家地位是中国的合法权利。

自发展中国家崛起以来，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突出，已成为全球事务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方面，发展中国家发挥了积极作用，瓦解了原有的两极格局，降低了战争风险，为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对峙格局形成，发展中国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崛起。

在经济领域，发展中国家具有以下特点：是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物产丰富，能源储备广泛分布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迅猛；成为国际投资的新热点地区。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这些国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和减少贫困等。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争取实现更加公正、平等和合理的国际秩序。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独立，发展中国家秉持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原则，并倡导不结盟运动。这一运动的兴起反映出，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独立于两极体系之外的力量，美苏两国的地位已经削弱，世界不再由少数超级大国主导。随着时间推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也逐步提高。这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多极化趋势中的关键一极。

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愈发严重，债务总额从1981年的7519亿美元激增至1991年的13500亿美元。这场债务危机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投资减少、资金外流、人民生活水平下滑、贫困现象加剧等。据数据显示，国际商业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净转移总额在1981年是净流入360亿美元，而到某一时期则变为净流出300亿美元。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初级产品价格的持续下跌，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严重下滑。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额达到5586亿美元，但到某一时期降至5165亿美元。在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内外债务总额急剧增长，导致财政支出和各种补贴增加，进而引发财政赤字。与此同时，工业生产停滞，农业生产下降，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使得赤字与通胀长期并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了混合经济体制。自8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战略的调整，各国进行了以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并在拉丁美洲等地掀起了私有化浪潮。改革的重点在于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机制，寻求政府干预经济的更有效途径和方法。东亚国家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一便是国家和市场在促进发展中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有助于企业成长，发展商品经济，推动市场化进程。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从80年代的3.8%提升至4.9%，人均GNP增长率也从1.5%提高至3%，年均出口增长率更是从5.8%增长至7%。然而，在前半期，由于西方国家经济衰退、海湾战争、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等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到了后半期，由于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投资环境的改善，经济增长速度得到了提升。但是，各地的经济增长差距仍然较大。

为了应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许多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开始改革外贸体制，调整汇率，取消数量限制，将限额改为关税，并将关税降低到统一的和合理的水平。尽管贸易改革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但实行贸易自由化国家的业绩仍超过了其他国家。即使考虑到外部融资、贸易条件的变化、实际汇率的波动，以及OECD国家较快增长等因素，改革国家的GDP年增长率仍然较高。这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提供了鼓舞。

以墨西哥为例，该国的外贸改革始于1983年，经过多年的努力，完成了外贸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是以自由贸易政策替代保护主义政策，寻求出口的增长和多样化。通过降低关税税率、简化进出口手续，逐步放开贸易限制，改革税收制度，保持灵活的兑换政策，墨西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世界主要出口国中，墨西哥的排名从1979年的第33位上升至1991年的第18位。1991年的出口额达到了360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2%，出口增长率达到了17.5%，超过了世界平均增长率（7.5%）的一倍以上。同时，1991年的GDP增长率达到了5%，连续三年实现了经济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21世纪以来，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超过了发达国家。然而，尽管经济增长迅速，但这些国家的社会福祉仍然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为了降低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依赖，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共同推动了经济增长。例如，金砖国家和其他G20成员国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财政紧缩的挑战。如果他们试图模仿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可能会遇到问题。因此，中国认为需要创新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以实现竞争与依赖并存的国际经济格局。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国际组织与机构之间，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优化。同时，各国应保持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在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方面，G20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政策交流，助力一体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建立。G20各国也应积极促进国际组织间的对话与合作，通过不同战略互相支持，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