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1929.6.29-2006.9.15），1929年出生于佛罗伦萨，16岁时毕业于里西奥·伽利略·加里雷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佛罗伦萨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为赚得学费，她怀着对记者职业的崇拜应聘佛罗伦萨的《意大利中部晨报》，由此开启了记者生涯。法拉奇曾先后任职于《意大利中部晨报》《欧洲人》《时代》周刊，在任记者期间将个人的部分报道集结出版，1962年出版第一部文学小说《佩涅罗佩奔赴战场》，代表作品包括《空话与祈祷》《风云人物采访记》《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汉》《印萨安拉》，是20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和小说家。2006年9月14日，法拉奇死于癌症。

法拉奇因采访多位世界政要风云人物而闻名，且多次深入越南及周边报道一线战况引发关注，因其深入的观察、独到的“法拉奇式”提问方式而受到瞩目。在新闻写作和文学写作中，她运用具备强烈自我视角的非虚构写作技巧，使她的作品被当成反抗黑暗与不公的象征，一直鼓舞着人们与之对抗。

法拉奇曾两次获得意大利最高新闻奖一一“圣·文森特”新闻奖，她关于波斯湾战争的报道获得麦西纳最佳新闻报道奖；在文学创作方面，法拉奇先后获得了意大利班卡瑞拉奖、维阿莱吉奥奖、海明威奖和国际安提伯斯奖。

1929年6月29日，法拉奇出生于佛罗伦萨一个不富裕的木匠家庭，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主义盛行之下。法拉奇自幼受到父母的严苛管教，父亲教导她面对美国飞机的轰炸不要恐惧，母亲教育她不要对自己所取得的的优异成绩感到骄傲。同时，受父母喜爱阅读书籍的影响，法拉奇从小就对书籍有着阅读渴望，这为法拉奇提供了了解文学世界、知晓文化名人等提供了基础，也让她清晰地认识了现实世界，从而激发了她的写作欲望。

法拉奇的少年时光在战争硝烟中度过。她所身处的国家先经历了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日本结盟对外侵略。由此，法拉奇加入自由志愿军团，以支持父亲所参与的反法西斯运动，协助抵抗组织运送弹药、传递信息、掩护士兵。这段经历让她养成坚强的性格，让她拥有非凡的意志与勇气，成为她后来对战争、权势和社会不公饱含愤慨情绪的根源。

1946年，法拉奇毕业于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加莱高中古典文学系，很快进入佛罗伦萨大学医学院学习。受其身为记者的叔叔布鲁诺·法拉奇的鼓励，年仅17岁的法拉奇选择离开大学，并投身于新闻事业。法拉奇加入《意大利中部晨报》（ITALIA CENTRALE）新闻编辑室，成为了其特约记者，开始了记者生涯，主要负责警事和医院新闻的报道。任职期间，法拉奇因拒绝杜撰一篇抨击当时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的文章而被解雇，不久后移居米兰，进入《时代》（EPOCA）杂志工作。

1954年，法拉奇前往罗马，供职于《欧洲人》（EUROPEO）周刊，直至1995年停刊。在任期间，她先是被派驻纽约，撰写美国好莱坞明星、上流社会的新闻报道，并将其中一部分报道集结出版为《好莱坞的七宗罪》，这是她最早的一部作品，描述好莱坞上流社会的真实内幕。20世纪60年代，她完成了一次东方环球旅行，研究巴基斯坦、印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夏威夷等地文化及妇女生存状况，并将期间所做报道集结出版为《无用的性别》。1962年，法拉奇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佩涅罗佩奔赴战场》，讲述一位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与两位同性恋男性间的三角恋爱，传递了妇女摆脱传统梏、担当应有社会角色的观点。与此同时，自1960年代始，她开始采访文学和电影界的人，1963年出版为《厌恶（Gli antipatici）》。

20世纪70年代初，法拉奇将1961年至1963年间的访谈记录汇总出版为第三部报道合集《讨人嫌的人》；1965年，法拉奇被派往美国对国家宇航局做详尽调查，此行相关访谈报道被集结出版为《假如太阳陨落》；两年后被派往越南西贡，进行长达八年的战地记者生涯，先后十几次来往于越南及邻国战争一线，期间她应邀采访越南武元甲将军，与美国战俘交谈，并写作文章抨击白宫的外交政策和越南共产党政权，这段时间的日记被汇编进《空话与祈祷》一书。1968年，在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发生期间，法拉奇被墨西哥士兵连开三枪，并被拽着头发拖下楼，被扔下等死。她的目击证词成为反驳墨西哥政府否认发生大屠杀的重要证据。1969年，法拉奇再度前往美国，见证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发射升空，并写作《在月球上的那一天》一书。

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法拉奇先后采访世界各国政要“风云人物”，包括邓小平、菲尔德·卡斯特罗、佐勒菲卡尔·布托、英迪拉·甘地、亨利·基辛格、穆罕迈尔·卡扎菲等。1972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时表示，越南战争是一场“无用的战争”，并将自己比作“独自骑马领头马车的牛仔”。基辛格后来声称这是“我与任何新闻界成员进行过的最灾难性的谈话”。1973年，法拉奇采访了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并阐述说“他把女人简单地看作是优雅的装饰品，无法像男人一样思考，然后力求赋予她们完全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些采访使她闻名世界，她在1974年将采访记录集结成书，出版了《风云人物采访记》，该书确立了法拉奇“国际政坛采访之母”的地位，使其被描述为“世界上最著名、也是最令人畏惧的采访者”。

1973年，43岁的法拉奇去雅典采访34岁的希腊抵抗运动英雄亚历山德罗斯·帕纳古利斯(Alexandros Panagoulis)，这位采访对象最终成为了法拉奇的爱人。1975年，法拉奇怀孕，但因两人在一次争吵中，亚历山德罗斯·帕纳古利斯飞起一脚踢在她的肚子上，孩子流产了。1975年，法拉奇基于自身怀孕和流产经历写下的自传体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亚历山德罗斯·帕纳古利斯因曾暗杀独裁者（未成功）而被捕、遭受重刑并入狱，后于1976年5月1日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死于一场车祸。法拉奇坚持认为，帕纳古利斯是被希腊军政府的残余分子暗杀的，她所著的《一个人》(Un Uomo(A Man))便来源于亚历山德罗斯·帕纳古利斯的生活，也以此纪念死于车祸的爱人。

1982年以后，法拉奇淡出新闻界，开始深居简出的生活，并在两年后写出又一文学代表作《印沙安拉》，这部小说根据她担任意大利部队随军记者期间的采访经历创作而成。

1992年，法拉奇被诊断出患癌症，随即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宣布这个消息。法拉奇晚年住在纽约，并曾在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讲学。

2001年9月11日，住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法拉奇目睹世贸大厦双子塔被击倒，她以极端愤怒的状态，在几周内一口气写出八万字长文，抨击伊斯兰教恐怖分子和穆斯林，并在写作和采访中警告欧洲“对穆斯林过于宽容”。后写了三本书以批评伊斯兰极端分子和整个伊斯兰教，第一本书是《愤怒与骄傲》（最初是刊载于意大利主要全国性报纸《晚邮报》上的一篇文章）。在这本书中，她呼吁摧毁现在所谓的伊斯兰教。这本书成为她职业生涯中最具争议的作品。她在书中写道，“真主之子像老鼠一样繁殖”，并于2005年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欧洲不再是欧洲，而是‘欧拉比亚（Eurabia）’。”《愤怒与骄傲》和第二本书《理性的力量》均成为畅销书，前者在意大利销量超过100万册，在欧洲其他地区销量超过500000册，并被认为是“Eurabia流派”的一部分。她的第三本书《启示录（Oriana Fallaci intervista sé stessa-L'Apocalisse）》在全球售出约200万册，这三本书在意大利共售出400万册。

2005年8月27日，法拉奇在冈多菲堡与教皇本笃十六世进行了对话。尽管其自称为无神论者，但法拉奇非常尊重教皇，并对他2004年发表的题为“如果欧洲讨厌自己”的文章表示钦佩。而法拉奇是伊斯兰教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尤其是在伊朗革命和9/11事件之后。当关于在锡耶纳市建造伊斯兰中心的谣言愈演愈烈时，法拉奇告诉纽约客杂志的记者说，“如果穆斯林建造这个伊斯兰中心，我会在朋友的帮助下将其炸毁”。

在与病魔抗争了十四年之后，法拉奇于2006年9月14日，在家乡佛罗伦萨的一家私人诊所辞世，享年77岁。

2008年，作品《一顶点缀着樱桃的帽子》在法拉奇去世之后出版，成为她的遗作。

参考资料：

法拉奇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社会现实中的真人真事，尤其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其中，法拉奇大胆而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并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抨击。

法拉奇的新闻作品深受新新闻主义的影响。新新闻主义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新闻学流派之一，强调融新闻与小说为一体，倡导新闻必须提供比事实更重要的东西，强调写作的风格与质量，使读者在阅读新闻时既获得事实，更要获得阅读时的审美愉悦。法拉奇善于把对社会现实的文学描写融入参与式新闻报道中，基于事件发生的真实背景，在新闻作品中大量使用文学手段，主要的写作手法之一就是真实地再现场景中的形与声，为报道对象勾勒出清晰生动的速写，将每一段采访写成富有故事性的短篇小说。

在写作一篇关于佛罗伦萨废弃女修道院的报道时，法拉奇语出惊人地把院子里的那棵樱桃树当作主要角色去描写，当工人们把树伐倒，以樱桃树的死亡隐喻了一个时代的逝去。这类写作手法在法拉奇的新闻作品中非常常见。

法拉奇天生就具有强烈的表现欲，她的文学作品也总是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自传色彩。

在做新闻工作时，天生具有强烈的表现欲的法拉奇，就己经在自己的新闻报道中加入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责任感、自我经历等众多个人化的元素。她曾明确表示:“在我的采访中，不仅仅写入了我的观点，我还投入了我的感情。”“只有把我放入报道中，该报道才是最好的。”

法拉奇这种自我为中心、凸显自我的表现手法和写作方式，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展露无疑。法拉奇在小说中写自己的故事，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小说《男子汉》《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中，都有大篇幅的对于自己的活动、感受的描写。其中，《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更是一部法拉奇的自传式作品，她在孩子流产后受到痛苦、悲伤和绝望情感的激发，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女主人公的形象，借此表达自己对孕育生命的不安、对世界不公的忧虑、对失去孩子的痛苦。

法拉奇的写作风格极富刚性，有一种冷静、超然的境界，这种风格与写作题材的非虚构性有关，更是出于法拉奇对社会黑暗和不公现象的强烈批判，使得她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一种对抗性。

即使在《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这样一部以母性为主题的作品中，对黑暗与不公现象的批判仍然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法拉奇通过主人公不安、焦虑的情绪，提出“是否有权利将一个生命带到世界上”的质疑，借此批判了充斥着饥饿、毁灭、疾病、战争的不公社会，通过寓言式的故事，描述出一个充满竞争、剥削的阶级社会。

然而，即便是猛烈的抨击，法拉奇在语言的运用上却是冷静、超然的。一方面，法拉奇很少使用形容词在描述亲密爱人帕纳古利斯之死时，也只是平铺直叙地描写现实场景，却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加强，强化了对现实的评判力量。另一方面，法拉奇直接引用对话，力求在对话中自然呈现人物性格，减少主观叙述，使写作客观、真实。

法拉奇于1971年、1973年两次获得意大利最高新闻奖一一“圣·文森特”新闻奖，她关于波斯湾战争的报道获得麦西纳最佳新闻报道奖。

在文学创作方面，法拉奇的小说《空话与祈祷》获得了1971年度畅销书班卡瑞拉奖，小说《男子汉》1979年为她赢得维阿莱吉奥奖，战争题材小说《印萨安拉》获1991年海明威奖和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

2005年11月30日，在纽约市，法拉奇获得了大众文化研究中心颁发的安妮·泰勒勇气奖，因其富有“英雄主义和价值观”而受到表彰，这使她成为“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象征和人类自由的骑士”。安妮泰勒奖每年颁发给那些在不利条件和巨大危险中表现出非凡勇气的人。该中心的创始人戴维·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将法拉奇描述为“为自由而战的将军”。2005年12月8日，法拉奇被授予Ambrogino d'oro（金安布罗吉诺），这是米兰市的最高荣誉。

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卡罗·阿泽利奥·钱皮（Carlo Azeglio Ciampi）于2005年12月14日授予法拉奇金奖，以表彰其做出的文化贡献(Benemerita della Cultura)。因其个人健康状况使她无法参加仪式。她在一次演讲中写道：“这枚金牌让我感动，因为它满足了我作为作家和记者的努力，我在前线参与捍卫我们的文化，我热爱我的国家和自由。我因众所周知的健康状况使我无法旅行和亲自收到这份礼物，但对我来说，这个奖项具有强烈的伦理和道德意义。

法拉奇因其记者成就而大获称赞、闻名世界，她善于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访世界风云人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法拉奇采访过几十位政要“风云人物”。凭借深厚的新闻和文学功底，法拉奇以敏感的视角和犀利的提问方式，直指关键要害问题，使得她的政治采访备受瞩目，随着访谈录《风云人物采访记》的出版，确立了她“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身份，同时获得“世界第一女记者”“文化奇迹”“二十世纪后半期历史的见证人”“等盛誉。

2015年，意大利导演马可图科（Marco Turco）以奥莉娅娜·法拉奇为原型创作了剧集《繁华世纪：第一女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意大利当红女星维多利亚·普契尼（Vittoria Puccini）饰演法拉奇一角。

法拉奇亦因独特的记者风格而受到诟病，有人曾将她“海盗式”的采访风格归因于修养不高，称她小说化的新闻写作技巧是故意塑造自我偶像中心的地位，并将她强烈、直接的情感表露归于易怒的性格，她对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的质疑被定义为西方中心论。

“9·11”事件爆发后，移居纽约的法拉奇突然复出，并在意大利《晚邮报》上发表《愤怒与自豪》的八万字长文，这篇文章近乎激进地抨击了伊斯兰教世界和西方左派，呼吁欧洲民众保护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文章一经刊登，报纸在4小时内卖出了100万份，法拉奇因其对于伊斯兰的极端言论，被伊斯兰世界视为“全球通缉”的对象，却被欧洲媒体盛赞为“欧洲的良心”，饱受争议。

在2002年11月于佛罗伦萨足球俱乐部举行的第一届欧洲社会论坛上，法拉奇邀请佛罗伦萨人民应该停止出外活动并留在家中。此外，她将这次论坛比作纳粹占领佛罗伦萨。抗议组织者为此宣称，“我们为奈杰尔·法拉奇做了这件事，因为她在过去的12年里没有在公共场合发表过讲话，并且在过去的50年里没有笑过”。

2005年5月，意大利穆斯林联盟主席阿德尔·史密斯对法拉奇提起诉讼，指控“她在《理性的力量》一书中所说的一些话冒犯了伊斯兰教”。史密斯的律师引用了18个词组，其中最著名的是将伊斯兰教称为“永不净化的水池”。因此，一名意大利法官以“诽谤伊斯兰教”的罪名命令法拉奇在贝加莫受审。法拉奇指责法官无视史密斯要求谋杀她，并诽谤基督教的事实。

在法国，一些阿拉伯穆斯林组织和反诽谤组织对法拉奇发起诉讼，指控《愤怒与骄傲》和《理性的力量》(La Rage et l'Orgueil and La Force de la Raison在他们的法语版本中）是“对伊斯兰教的冒犯”和“种族主义”。

在她2004年的著作《启示录（Oriana Fallaci intervista sé stessa–L'Apocalisse）》中，法拉奇表达了她对同性婚姻的反对，认为它“颠覆了家庭的生物学概念”，并称其为“一种时髦的心血来潮，一种暴露狂的形式”，并反对同性伴侣养育子女，称这是“扭曲的人生观”。她还断言存在“同性恋游说团体”，“同性恋者本身就是在通过这种游说团体歧视他人”。

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现任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对法拉奇的去世惋叹道：我们失去了一位享誉全球的记者，一位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作家，一个充满热情的文化战士。

意大利记者联合会主席评价法拉奇是一位“伟大的、勇敢的记者”。

《华盛顿邮报》评论道：面对妇女权利、战争中的暴行和荒诞等禁忌话题，她（法拉奇）的声音坚毅果敢。这让她深受左派读者的欢迎，尤其是那些像她一样蔑视权威的人。

《纽约时报》评论道：法拉奇是一个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一个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的记者。

路透社有评论称：她（法拉奇）充满了激情，充满了爱，有着伟大的文明精神，是意大利极具争议的著名的新闻记者。

新华社有评论称：一直在与病魔作勇敢斗争的杰出女性。

2018年，比萨、阿雷佐和热那亚的街道或广场以法拉奇的名字重新命名。在靠近米兰的工业城镇塞斯托圣乔瓦尼，一个公共花园也以她的名字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