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社起义，又称雾社事件，是指在1930年台湾地区高山族人发动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武装起义，源于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少数民族进行的镇压和剥削，在日本殖民者举办“台湾神宫祭”期间，当地人民因砍伐祖先的神灵而发起反抗。日本巡警吉村与达拉欧的打架事件成为雾社起义的导火索。

1930年10月27日，由莫那·鲁道领导的台湾土著居民在仁爱村发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行动，起义军在夺取了大量武器和弹药后占领了整个雾社地区，杀死了一百多名日本人，但最终在日本军队的打压下失败。在随后的“第二次雾社事件”中，与日本军队交好的道泽部落袭击了起义军族人。

雾社起义被日军残忍地镇压，幸存的泰雅人被迁移到川中岛，并进行监视和改造，遗族遭受严格的控制和镇压。雾社起义是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和剥削政策的英勇行动，揭露了日寇的凶残和腐败，标志着日本殖民统治对高山族“理蕃”政策的失败，体现了泰雅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英勇牺牲精神，对台湾历史和抗日战争都有重要影响。

为了控制台湾山地蕴藏的矿产，日本殖民当局实行了“理蕃政策”，对土著居民进行镇压和剥削。自1896年开始，日本殖民当局就开始对土著居民实行“讨伐”，并在1910年开始实行“蕃人讨伐五年计划”，强制收缴枪械，镇压各部落。在这场持续五年的讨伐中，日本殖民者动员了2.5万名军警，导致2万名土著居民死亡，并强制收缴了3.15万支枪械。在大规模的镇压之后，日本殖民当局开始实行“抚育”政策，对土著居民进行生产教育和殖民奴化教育，强制让他们使用日语作为共同语言，开展商品交易，还强迫高山族女子与日本人通婚，使土著居民改变生活方式，不再发生反抗行为。

日本殖民当局还通过各种法令和政策，收回了山地林野，禁止民间私藏枪枝发射药，严禁狩猎，使得台湾高山族的狩猎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在雾社地区，日本殖民者对山地资源进行掠夺，建立了大量樟脑园、茶园、热带作物种植园、矿山，征用高山族人民进行繁重的劳役，高山族人民还遭受极低的工资和警察的克扣。除此之外，日本殖民者组织“头目势力者会”和“家长会”，监控台湾当地居民，并且面对不配合的台湾村社，还禁止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使得当地人民生活更加贫苦。1930年10月，日本当局要举办“台湾神社祭”，逼迫各社百姓前往迈勃村深山砍伐大树，但当地人认为这些树木是祖先的神灵所在，砍伐这些树木是对祖先的不敬，但在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下服从了安排。在会场的修建过程中，有一位工人对日本殖民者的劳役提出抗议，却被日本殖民者杀死。

1930年10月7日，马赫坡社在举办婚礼，莫那·鲁道的长子达拉欧邀请路过的日本巡警吉村喝喜酒，但被拒绝。随后，吉村看到达拉欧手上沾有猪血，用手杖敲打达拉欧的手。达拉欧感到被羞辱了，就将吉村打倒在地。事后，吉村扬言要严惩相关人员。之后，荷戈社一些青年希望莫那·鲁道能带领他们反抗日本人的统治。于是莫那·鲁道决定于10月27日在雾社公学校进行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行动。

10月26日深夜，由莫那·鲁道领导的300人武装队伍趁日军在仁爱村公学校举行运动会庆祝“台湾神宫祭”，切断日军的电话线，袭击雾社周围的日警驻在所，夺取了枪支弹药，将通往周边地区的交通要道毁坏。27日凌晨，起义军占领多个日警驻所，雾社周边的各社群众纷纷响应，参与起义行动，队伍扩大到1500多人，夺取了大量武器和弹药。

之后，起义军在雾社公学校袭击了正在观礼的日本人。莫那·鲁道等人在起义军没有一个伤亡的情况下就将雾社全区占领，共杀死一百多个日本人，此外，误杀了身穿日本服装的两个汉人。当天下午，日本在台湾的军令部得知雾社动乱，派遣两架飞机去雾社侦察，还派了一千三百多人去镇压。10月29日，日本军队攻陷雾社。10月31日，莫那·鲁道率领一部分起义军在马赫坡社与日军对抗。11月2日，他们为躲避日本军队的袭击，进入深山。11月7日，日军往深山投掷毒气瓦斯。11月18日，日军利用与起义军敌对的社民作为前线攻打起义军。起义军经过多日的战斗，弹尽粮绝，12月初，莫那·鲁道和部分起义军自杀身亡。

第一次雾社起义失败后，台湾民众党发起抗议活动，反对日本军队的残暴行为。于是，1931年1月，日本将当时的台湾地区总督石家英藏与总务长官等人调回日本，任太田政弘为台湾地区总督。他上任后，先解散了台湾民众党，随即策划并在背后协助道泽部落针对剩余的泰雅人进行复仇。4月，发生了“第二次雾社事件”，为了给在第一次雾社起义中被杀的首领报仇的道泽部落分两次袭击了泰雅人所在的收容所。之后，被迁移到川中岛的幸存者中有4个人返回雾社地区，为了给惨死的同胞报仇却被日军抓捕。除了一个小孩，剩下的3个人都被日军杀死。日军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和侦查，发现在幸存者中有23人曾经在雾社事件中袭杀了日本人。因此，日本总督府于1931年10月15日逮捕并杀害了这23人，这被称为第三次雾社事件。

在第一次雾社事件中，参加起义的泰雅人有644人死亡，日军死伤四千多人；第二次雾社事件中，有214人遇害，其中195人在收容所遇害，19人自杀。雾社事件被镇压后，剩余的泰雅人被日军迁徙到川中岛，并进行了监视和改造。为了打压赛德克族的反抗行为，殖民统治者采取了严苛的镇压、报复和清算措施，实行军事化管理和皇民化运动，对遗族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直到1937年，泰雅人只幸存了230人。

雾社起义是一次台湾人民的反抗行动，旨在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和剥削政策。它揭露了日寇的凶残和腐败，宣告了日本殖民统治者实行“理蕃政策”的破产，激励起台湾各族人民的斗志。这次起义不仅在台湾地区引起轰动，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殖民统治者被迫更换台湾总督及相关官员，这一举动标志着日本殖民统治对高山族的“理蕃”“日化”政策的失败，也意味着高山族人民意识的觉醒。此次起义体现了泰雅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英勇牺牲精神，为台湾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总之，雾社起义是争取台湾回归中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台湾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之一。

台湾民众党谢春木认为雾社起义的规模和影响力超过了台湾当时的其他社会运动，是台湾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河野密及河上丈太郎认为雾社起义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经营和民族的压迫与榨取所引起的民族革命。报刊《新东方》与《新亚细亚》编辑都认为雾社起义不仅仅是日本政治问题和台湾本身的问题，而是全球弱小民族革命的一部分。

马赫坡社第二代余生后裔郭明正认为雾社起义是一场民族抗争的历史事件，是雾社地区原住民对殖民政权的反抗和斗争，象征着人民反抗殖民政权的压迫及奴役和对自由、平等的渴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高莹莹认为雾社起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雾社少数民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历程中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必然性。从历史上看，自从日本殖民统治开始，雾社少数民族反抗的遭遇代表了台湾少数民族抗日历史的缩影。

雾社事件纪念公园建立于1953年，入口处是白色三门石牌坊——“碧血英风”牌坊，园内包括了纪念碑、莫那·鲁道雕像、莫那·鲁道墓地、雾社少数民族抗日群像等多处历史遗迹。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过后，仁爱乡公所对余生纪念碑进行了改建，并在公园内设立了“雾社事件余生纪念馆”，以公开展览相关的历史文物和史料。

“碧血英风”牌坊位于南投县仁爱乡雾社街区入口的左侧，是为了纪念雾社事件中抗日的泰雅人民而修建的牌楼。

电影《赛德克·巴莱》由魏德圣编剧并执导，林庆台、马志翔、安藤政信、河原萨布、徐诣帆等主演，于2012年5月10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电影以台湾地区1930年的“雾社事件”为背景，描述赛德克族人在日本占领下被奴役、文化被剥夺的情况，以及他们为保护家园奋起反抗、不畏生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