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所著的长篇小说，首发于《收获》杂志2005年第6期，2005年12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发行初版。

小说分上、中、下与尾四个部分，概括了整个民族由兴到衰，再到明天的希望整个过程，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我”的自述口吻，讲述了一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人口式微。他们在严寒、食肉目、瘟疫等自然灾害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然而，一代又一代的民族传承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该作以独特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民族故事与历史交织的叙述结构以及隐喻手法塑造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人物，展现了传统民族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尴尬、悲哀与无奈，突出了生态意识主题和民族文化主题。2008年，该作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23日，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初中段。同时，该作被翻译成英、法、阿拉伯等多种语言，受到国际读者的欢迎。

作者迟子建在少年时期就曾在山中见过树上雕刻的山神头像，从此对少数民族萌生了兴趣，加之在成长过程中她亲眼见证了现代文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迟子建对原始民族及其文化的流失和自然生态的未来产生了思考。

在2003年的报道中，迟子建知晓了敖鲁古雅的鄂温克族人下山定居的事情，看到人类文明进程对少数民族的同化，她的心中充满忧郁和苍凉感，而在同时，她的朋友给她寄来了一篇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的文章，该作讲述了这名优秀的画家走出森林，却又在最后辞去工作，回到森林，在河流中丧生的故事，迟子建深受感动，在朋友的鼓励下，有了动笔写下关于鄂温克人故事的想法。

2004年，迟子建先后来到了澳大利亚和爱尔兰，在澳大利亚，她看到了土著人对现代文明无所适从，在迷茫中浑噩度日的场景；在爱尔兰，她则看到了优雅浓郁的文化氛围被灯红酒绿的现代文明完全占据的情景，这让她有了更深刻的感触，她认为，在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土著人反而成为了“边缘人”，救济他们的灵魂是当代人应该关注的。回国后，迟子建动身开始考察，她走访了鄂温克族族作家乌热尔图，又到根河市去考察了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现状，果然见到了他们在现代文明中尴尬的处境，于是迟子建结合这些思考和经历，并花费三个月时间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开始进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

《额尔古纳河右岸》发表于《收获》杂志2005年第6期，2005年12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发行初版。

该作分上、中、下与尾四个部分，概括了整个民族由兴到衰，再到明天的希望整个过程。

上部主要描写了鄂温克族主人公“我”青少年时期的经历。

“我”的父亲林克和“我”的母亲达玛拉恩爱和睦，养育了“我”的姐姐列娜、“我”、“我”的弟弟鲁尼三个儿女。“我”的伯父尼都萨满是乌力楞的族长和萨满。“我”的叔父伊万曾在路途中对被人贩子拐走的俄罗斯女人娜杰什卡一见钟情，赎回了她并同她结婚，生下了一双儿女。“我”的姑母依芙琳是个强势刻薄，和丈夫坤德育有一个儿子金得。除此之外，“我”的乌力楞还生活着老人达西，以及他的儿子儿媳哈谢和玛利亚。达西曾因和狼搏斗瘸了一条腿，从此一蹶不振，由于极度渴望有一个孙子，他便将一只猎鹰当作了孙子，希望猎鹰能替他报仇。这就是“我”所在的乌力楞（鄂温克族的家庭公社）的人员组成。

“我”和族人宁静和谐的生活因族人的接连丧命被打破。在一次迁徙中，列娜因在驯鹿背上睡着，摔下鹿背后于雪地中冻死。乌力楞遭遇瘟疫，导致驯鹿大量死亡，“我”的父亲去同其他乌力楞交换驯鹿，路途上被雷电劈死在了树林中。在迁徙中乌力楞遭遇了狼群，达西带着猎鹰向咬断自己腿的狼复仇，报仇成功了，达西和猎鹰也死去了，之后，他的儿媳成功生下了一个儿子小达西。在“我”的父亲死后，爱慕着“我”母亲的尼都萨满一直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她，打动了“我”的母亲，但是他们的恋情却不被族规所允许，最后无疾而终。

中部主要描写了“我”在第一段婚姻中的经历。

民国21年（公元1932年），日本人入侵，娜杰什卡害怕她和孩子的俄罗斯血统被日本人发现，带着孩子们逃走了，在和族人找寻他们的过程中，“我”在山里迷了路，被一个叫拉吉达的男人所救，“我”和他因这次意外相恋结婚，生下了儿子维克特，鲁尼也同猎户之女妮浩结了亲。在鲁尼的婚礼上，“我”的母亲去世了，尼都萨满意志消沉，不再打理乌力楞的事务，拉吉达成为了新的族长。一年冬天，为了满足日本人的要求，尼都萨满为其跳舞治伤后去世，我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安道尔。第二年夏天，男人们在日本人的要求下到“东大营”训练，在剩下的女人留守山上的几个月，“我们”遭遇了暴雪，驯鹿们遗失在了大雪中，男人们回来后便去寻找驯鹿，拉吉达在马背上睡着，活活被冻死在了睡梦中，伊万成为了新族长，妮浩则在第二年春天生下了儿子果格力。民国31年（公元1942年），妮浩做了萨满并生下了一个女儿，为了救人，她牺牲了自己的孩子果格力的性命，同已死的人做交换。依芙琳逼迫金得娶了一个歪嘴姑娘杰芙琳娜，导致金得在婚礼当夜上吊自杀，因同情刚结婚就变成寡妇的杰芙琳娜，小达西向杰芙琳娜求婚。在一次受训中，伊万因打死了日本人的猎狗遭到关押，他从牢房逃跑后便失踪了；又一年夏天，好几个乌力楞感染“黄病”，伤亡惨重，“我”把拉吉达家唯一幸存的弟弟拉吉米接来同住。

1945年，日军投降，乌力楞迎来了两场婚礼，一个是小达西和杰芙琳娜；一个是“我”和瓦罗加。“我”在贝尔茨河边遇到了帮助苏联人抓捕日军的氏族酋长瓦罗加，和他相似的丧偶经历使“我”和他心灵相通，走到了一起。

下部主要描写了在现代化进程中鄂温克族的命运。

在“我”和瓦罗加的婚礼上，伊万出现了，他说自己加入了苏联红军，现在成为了一名军人；婚礼后瓦罗加的氏族和“我”的乌力楞进行了合并。1946年解放军对逃窜到山里的土匪大清剿；1950年成立了供销合作社；1959年，政府为他们建了平房，林业工人要进山伐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也要修建铁路了；1965年，国家在山下为鄂温克族设立激流乡，鄂温克族人可以到山下居住、购物、治病或接受教育，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在此过程中，“我”的儿子维克特娶了瓦罗加的族人马粪包的女儿柳莎，安道尔和妻子瓦霞生下了安草儿；“我”和瓦尔加拥有了一个女儿达吉亚娜；拉吉米收养了弃婴马伊堪；妮浩萨满为了救人又牺牲了自己三个孩子的生命；鄂温克族徘徊于山下和山上之间，留恋山上的生活的同时又放不下山下丰富的生活和医疗学习条件；伊万、依芙琳等老一辈族人相继离世。

1972年，被打断腿的达西丧失了生的希望而自尽，此后“我”这一辈人也相继离世，瓦罗加在送放映队回林场的路上遭遇黑熊，为了保护放映员而死；妮浩死于1998年，那年突发森林火灾，妮浩在最后一次祈雨后去世……“我”成为这一代唯一存活于世的人。达吉亚娜的女儿依莲娜成为了山上第一个大学生，并在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画家，无法完全回归原始文明，又无法完全适应现代文明的尴尬处境使她痛苦，最后投河自尽。达吉亚娜在女儿死后开始厌恶山林生活，联合了其他乌力楞的人，联名向激流乡政府提交了下山定居的建议信，鄂温克族进行了大规模的搬迁，最后留下来的，只剩下“我”和安草儿。

月亮升起来了，是半轮，它莹白如玉，像喝水的小鹿。月亮下面，是通往山外的路，“我”落泪了，因为“我”分不清天上人间了。

“我”是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是在故事最后依然选择坚守山林的鄂温克老人，“我”从小便同“我”的乌力楞在山林中长大，也在山林中收获了两段美好的爱情，孕育了自己的大家庭，性格善良淳朴，热爱山间原始的生活，坚信万物有灵，是个温柔坚韧的女人及母亲。在艺术层面上，“我”是作品的叙述人，也是故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通过“我”之口，向读者叙说族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民族的历史变迁，使作品获得了身份认同感、史诗感和厚重感。

尼都萨满是“我”的伯父，是乌力楞的萨满。他很胖，为了维持萨满形象总是穿得和女人一样，性格沉默寡言，从他的身上体现出了作为“神”和作为“人”的人格魅力。作为“神”，尼都萨满拥有非凡的神力，为了氏族人畜的平安与兴旺恪守职责，面对日本人的打扰和挑衅，他挺身而出，展现出令人震撼的神性力量；作为“人”，他善良深情，为了成全弟弟林克的爱情，选择放弃自己也深爱的达玛拉，在林克死后始终如一地陪伴在达玛拉的身边守护她，并在达玛拉去世后为她歌唱，送她的亡魂顺利渡过血河，体现出爱情的深沉细腻。

妮浩是“我”的弟弟鲁尼的妻子，也是继承了尼都萨满衣钵的新萨满。她美丽温柔、善良隐忍，是一位尽职尽责、心怀大爱的萨满，在成为萨满以后，妮浩为了救人而牺牲了自己的三个孩子的生命，幸存的女儿贝尔娜也为了躲避死亡逃离了她的身边，还有一个儿子则为了救她而死。作为一个母亲，妮浩是失败的，但在与氏族众生的链接层面，妮浩选择自己承受痛苦和折磨，成为氏族的“大母亲”，她坚决捍卫自己成为萨满的誓言，全身心保护氏族，保护家园与生命，维系着氏族社会的信仰和准则。妮浩体现了在神的“大义”和人的“小我”中纠缠的人性，展现了纯粹的母性光辉。

依芙琳是“我”的姑母，是一个有着歪鼻子、“心底积存着深深的情感忧伤”的女人。她强势刻薄，对别人的幸福和真情流露出嫉妒和鄙视，总是嘲笑身为外族人的娜杰什卡；因妮浩没有嫁给自己的儿子而记恨妮浩、因儿子在婚礼上上吊自杀而记恨杰芙琳娜，进而对这两个女人的悲剧表现出快感。她敢于反抗强权，因为丈夫坤德精神萎靡且并不爱自己，依芙琳从不和坤德睡在一起，经常数落坤德，甚至亲自导致两人的第二个孩子流产，在男性不在场的情况下，依芙琳带着女人迁徙、打猎，承担了男性的责任，当日本人到来时，依芙琳也敢于对他们出言不逊。在生命的最后，依芙琳放下了对生活的执念，回归了“善”，在这个复杂的女性身上，可以看到生命因在苦痛中挣扎而变得执拗，最后得到净化的过程。

依莲娜是“我”的孙女，是氏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受热爱岩画的“我”的影响而爱上了绘画，擅长油画、皮革画，大学毕业后到呼和浩特市一报社当美术编辑，第一段婚姻很快结束后与记者刘博文结婚。依莲娜常年游走于城市与山林，她一方面嫌弃山中“没有酒馆，没有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书店”，远离功名利禄的空虚生活，一面又厌恶城市中“到处是人流，到处是房屋，到处是车辆，到处是灰尘”的喧嚣景象，在事业、爱情、生活都不顺后，依莲娜从城市中逃离，回归山林，但却依然不能摆脱痛苦，城市和山林都既使她向往又使她厌倦，她最终在这种矛盾的心境中投河自尽，展现了原始民族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尴尬、悲哀与无奈。

《额尔古纳河右岸》书写了一个始终坚持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拥有顽强生命力的古老民族因为现代文明的演化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然而却对现代文明无所适从，始终处于现代文面的边缘位置，民族性也逐渐消亡的悲剧，将个体的困境同人类、现实的困境相关联，揭示了现代文明在进化过程中给原始文明带来的尴尬处境，在展示出多元文明中鄂温克游牧世界独特生态观和生命观的同时表达了对游牧文明即将逝去的哀婉和对现代强势文明同化的焦虑，以语言文字为鄂温克原始狩猎文化树起了一座历史的纪念碑，从而折射出对整个民族、国家和传统文化的隐忧。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族人有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生态文化及观念，在鄂温克族人的生活轨迹中，大自然是人赖以生存和生活的主要载体，也是人类的灵魂归宿，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关系已内化为了他们对于自然生灵的内在关怀，人和自然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灵的关爱与体贴，对人的自然天性的礼赞与颂扬；同时小说通过风葬、祭祀、族规等展现了族人对自然的崇拜和守护，和现代文明的伐木行为形成对比，体现了族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突出了作者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的忧虑与不安，对宇宙生态平衡秩序和谐的祈盼与畅想。

《额尔古纳河右岸》描述了我国最后依靠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的民族鄂温克族的文化，对鄂温克人生活状态与生活历史进行原始本真的书写。作品通过对他们游猎民俗生活的描写，使整部小说充满着鄂温克民族风情和东北地区大森林地域文化色彩；以他们岩画文化的传承象征鄂温克人一代又一代生命的传承；通过驯鹿、桦树皮等历史文化符号来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内容；更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民族所信仰的萨满文化，在这种信仰的熏陶下，人们信奉万物有灵，有以图腾崇拜和动物崇拜为主体的自然崇拜，体现出以鄂温克人为代表的人类原始宗教对大自然无上的崇敬之心，同时萨满文化以萨满为中心，该作通过对尼都萨满、妮浩萨满两位宗教使者的塑造彰显了宗教牺牲精神和高尚的人格，表现了民族大爱。总的来说，作者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展现，凸显了鄂温克族文化的魅力，表现了作者对“天人合一”境界的向往。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书写中，作者选取了“我”这个独特的人物取代了作者承担起叙事主人公的角色，“我”是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是回忆的主体，是故事的讲述者，这使“我”这一叙事视角拥有了多层作用。第一，“我”涵盖了一个鄂温克族女人九十年的生命历程，是一个具有成长性的叙述主体，这使“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特点，在《清晨》部分，“我”以儿童视角观察生活，用简朴灵动的语言描绘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纯净画面；在后续情节中，“我”则成长为了一个善良坚韧、淳朴自然的女性，为作品增添了女性的柔美。第二，“我”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身份使作品获得了身份认同感，通过“我”之口，向读者叙说族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民族的历史变迁，增强了作品的史实感和厚重感。

《额尔古纳河右岸》在叙事结构中将鄂温克族的故事与30、40年代的战争史以及1949年以后的国家层面的历史交织叙述，但是并未在文明的交流碰撞上着墨过多，而是通过这一背景构置客观地反映了鄂温克族近百年生存文化史的原真面貌，更好地塑造了乌力楞这一与大自然相连的血缘共同体。同时，基于“我”这一独特视角，作品在叙事结构上具有历史主动性，“我”的情感左右了作品的结构布置，通过“我”的回忆，故事在过去和现在间交叉叙述，故事之间的因果联系被淡化，而人物的情绪和追忆营造的特殊氛围构成了作品特别的美学效果。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通过隐喻的手法诠释了她所认为的历史。作者以“清晨”“正午”“黄昏”来命名作品的上、中、下三部，清晨是是万物生长的时刻，而正午和黄昏的到来，则暗示着一个人从强壮走向衰老，一个民族从鼎盛走向衰退，大自然从繁荣走向衰落。这种命名方式概括了整个民族由兴到衰，再到明天的希望整个过程。作者还将每一个人的死亡都赋予一定的意义，如列娜和驯鹿仔的生与死、老达西和两代狼的仇怨、妮浩四个孩子同其他生命的互换，作者通过生死转换，展现了生的从容、珍贵，凸显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外，作品中还体现出了“迷狂”隐喻，为了守护族人而忘情跳舞的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是民族大爱的体现，看似痴傻的安道尔、安草儿和西班则象征着民族的野性和人性中最单纯的一面。

作者着重展现了以达玛拉、妮浩和依莲娜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女性人物。这些女性生命中都有无法形容的痛苦与悲伤，而那些破坏幸福和生命的力量却是人无法抗拒的，达玛拉为爱情而苦，妮浩为亲情而苦，依莲娜为民族深情而苦，她们为爱而牺牲，展现了鄂温克女性敬畏生命、甘于奉献的美好品格。同时，作者还根据在文化嬗变中的不同抉择，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鄂温克族新生代青年，展现出了对传统民族变革困境的思考。

《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23日，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初中段。同时，通过在纸上呈现文学世界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该作增强了民族题材文学的文化认同，成为现实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助力。此外，2022年，通过与新媒介新业态融合，《额尔古纳河右岸》借直播渠道畅销全国，成为2022年抖音电商平台上人气最高的图书，累计销售60余万册。

《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由美国翻译家徐穆实（Bruce Humes）执笔翻译，于2013年由英国哈维尔·塞克书局（Harvill Secker）出版，受到广大英美读者的好评，引起各大媒体的关注；并在2015年Timeout Beijing评选的百年中译英最佳小说中，取得了排行第六位的好成绩。此外还有法语、日语、韩语、西班牙语、荷兰语、阿拉伯语、哈萨克文译本。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辞评：“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柔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迟子建的文风沉静婉约，语言精妙。小说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

编辑家、散文家张守仁评：“《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一个九十岁老人一天的回忆，叙述了鄂温克民族百年的沧桑史……沉浸在作品之中，我们能听到驯鹿的铃声如晨曲般然扬叮当:这位森林之子正踩着露珠，听着鸟鸣，闻着花香，与凤蝶总科做伴，去河边饮水，并看见了自己清晰的倒影。那真是一个美好、神奇的世界。”

作家麦小麦评：“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古老的鄂温克族，小说以九十岁的首长女人的口吻讲述了这个民族的艰辛与抗争，是一部极具力量与个性的作品。”

《额尔古纳河右岸》同名电影于2012年上映， 由杨明华担任导演兼编剧，由 斯琴高娃、艾丽娅、鄂布斯、巴特、季晨等出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