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85年～约前415年），希腊哲学家，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是第一个自称为智者（sophist）的思想家，并对自己所提供的教育收费。

普罗塔戈拉在约公元前485年出生在爱琴海（the Aegean Sea）北岸色雷斯（Thrace）的阿布杜拉城（Abdera）。他周游希腊，从事教学，获得了声望和财富。他曾至少两次来到雅典，并与伯里克利结识，公元前444年，他在伯里克利的委托下起草了图里城的法典。据说他晚年因为不敬神而遭到审判，被逐出雅典，在渡海途中逝世。

普罗塔戈拉的的主要著作有《真理》（Truth）、《相反的演说》（The Opposed Speeches）、《论诸神》（On the Gods）等，但是流传下来的只有几个句子。他是一位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他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重要论点；他对神的主张引发了不可知论（agnosticism）的问题；他教授演讲技巧，提出任何主题都有相反的论点。普罗塔戈拉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他提出的诸多理论，特别是相对主义理论，对于哲学、政治、伦理等领域产生过较大影响，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讨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都对他的思想进行过解释和回应。

普罗塔戈拉约生于公元前490～前480年之间，大约活了70岁。他出生在爱琴海北岸色雷斯的阿布杜拉城。他的父亲一说是阿特蒙（Artemon），而根据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和迪诺（Dinon）的《波斯史》（Persian History）的说法，他的父亲是马安德里乌斯（Maeandrius）。

根据第欧根尼·拉尔蒂乌斯（Diogenes Laertius）（IX.53）中的一则轶事，普罗塔戈拉是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学生，德谟克利特教他之前，他是一名搬运工。（DK80A1）

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普罗塔戈拉作为教师和“智者”周游希腊，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财富。在伯里克利时代，他曾至少两次来到当时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的中心雅典，与民主派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建立了私人联系，在公元前444年，伯里克利委托他起草意大利南部的新的泛希腊（pan-Hellenic）殖民地图里城（Thurii）的法典。

普罗塔戈拉一生旅居各地，收徒传授修辞和论辩知识，是当时最受人尊敬的"智者"。据说晚年因"不敬神灵"被控（Diogenes Laertius IX.54），著作《论神》被焚，本人被逐出雅典，在渡海去西西里的途中逝世。著作除少数片断外，均已失传。但是柏拉图说他直到最后都享有良好的声誉，这与他在雅典遭到指控和驱逐的说法相矛盾。

普罗塔戈拉在《真理》的开头写道“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Tht.152a3-4=DK80B1），这也是普罗塔戈拉留下的最重要的观点之一。

因为普罗塔戈拉流传下来的这句话是从柏拉图的作品的引用中摘录出来的，没有原始的上下文语境，所以关于其准确的解释始终是有争议的。例如其中的“人（man）”指的究竟是人类整体还是人类个体，“事物（things）的范围是什么，我们是仅仅将其视为一个认识论的理论，阐述了知识和感知觉之间的关系，还是能够从实践层面对其含义进行更广泛的解读，发掘其政治上、伦理上的意涵，认为在道德上也没有好坏、善恶的客观标准，种种问题因为原始语境的缺乏而在后代引起了许多不同的解读。

在尺度理论下，同一个判断可能同时既是真的又是假的，相互矛盾的观点可能都是真的，即使它们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有些评论认为普罗塔戈拉放弃了矛盾律，认为矛盾是不可能的。第欧根尼认为普罗塔戈拉是第一个在安提斯泰尼的论证（argument of Antisthenes）中使用辩证法的人，该论证试图证明矛盾是不可能的。(DK 80A1)但是否定矛盾律的代价是很高的，我们并不能轻易地就把这个观点归给普罗塔戈拉，在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篇》中普罗塔戈拉就使用了矛盾律，他在对话中询问苏格拉底“如果诗人自相矛盾，你也认为一首诗写得很美吗？”（Prt.339b7）

就将尺度理论视为一个认识论理论，说明认识与真理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而言，一般将古代学者的解释分为相对主义（relativism）解释和主观主义（subjectivism）解释，前者的代表学者为柏拉图，后者为亚里士多德和塞克斯图斯·恩披利库（Sextus Empiricus）。

通常，人们认为柏拉图把普罗塔戈拉视为相对主义者，他将尺度理论的内涵解释为“知识就是感知”，是一种知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泰阿泰德篇》中的苏格拉底将“尺度”观点解释为对于每一个人，事物“对于我就是它向我（to me）呈现的样子，对于你就是它向你（to you）呈现的样子”，例如风对于感到冷的人来说是冷的，对于另一个不感到冷的人来说就是不冷的，因此任何判断对于做出判断的人而言都是正确的（152a-c）。

对于普罗塔戈拉的“尺度”理论的反驳，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认为这一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反驳（self-refuting）（或peritrope）的，但是确切而言如何理解尺度理论，以及柏拉图是否真正成功地反驳了这一理论还不清楚。

柏拉图认为如果普罗塔戈拉的尺度理论要具有普遍性的话，那么该理论应该对其自身也能加以应用。那么在该理论的前提下，即如果一个人相信某个命题，那么该命题对于这个人来说就是真实的，如果普罗塔戈拉相信“人是万物的尺度”，该理论对他而言是真的，那么对于该理论的反驳者而言，“人并非万物的尺度”也应该为真，这样就产生了矛盾。(Tht.170d-171a）

相对主义区别于主观主义的地方在于相对主义认为没有信念是绝对真的，必须加上限定条件，所有信念对于相信这一信念的人而言是真的。但是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对普罗塔戈拉的反驳的许多关键地方都缺少了“对某人而言”这一限定条件，而缺少这一条件后，柏拉图对相对主义的反驳似乎就并不成功令人信服，因为相对主义者会坚持这一限定条件。

普罗塔戈拉的相对主义至今仍然被现代哲学家讨论，以确定它是否是自我反驳。有学者认为他的这一理论可能完全拒绝或逃避哲学论证，对哲学的可能性提出了挑战。

另一种对尺度理论的解释是主观主义的解释，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和塞克斯图斯持有这种解释。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认为普罗塔戈拉的教义是承认“矛盾两可”，认为一切意见与现象都是真实的，同一事物可以“既是又不是”，他认为普罗塔戈拉否认了矛盾律。（Metaphysics IV 5, 1009a7-15）在这种解释下，一个判断的正确性并不仅仅是对于相信该判断的人而言是正确的，而是绝对正确的，所有的信念都是绝对正确的（absolutely true）。

在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篇》中，普罗塔戈拉说自己从事的职业是教给人们政治技艺，把人们教成良好的公民。但是随后苏格拉底提出了两点质疑美德可教的论点，（1）每当涉及到国家统治的争议事件时，城邦内所有公民都可以提建议，不管贫富和其职业，没有人能够指责他们没有专业知识，他们也没有跟从这方面的老师学习（2）城邦中最优秀的人也不能把他们的美德赋予他们的后代，由以上原因，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是不可教的。（319a-320b）普罗塔戈拉面临着困境，要么承认美德是不可教的，他的职业只是一个骗局，要么承认美德需要教授，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政治美德，那么雅典的民主政治理论就受到了挑战。

为了回应苏格拉底所提出的“美德不可教”的质疑，普罗塔戈拉展开了回应。首先他向苏格拉底和其他听众讲述了他自己版本的普罗米修斯神话（myth）：当诸神造好万物，要把它们拿到日光下来的时候，们指派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和厄庇墨透斯（Epimetheus）来装备给它们适宜的力量。厄庇墨透斯说服普罗米修斯由自己来分配力量，他来监督。结果当厄庇墨透斯把力量全部分配完之后才发现没有给人类分配任何力量。普罗米修斯于是从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偷来了各种技艺和火送给人。这些技能虽然足以让人们取得生活资料，但是却没有与野兽作战的政治技艺，而且当人类聚集在城堡里以求自保之时，也由于缺乏政治智慧而彼此为害，重新陷入分散和被吞食的状态。宙斯担心整个人类会因此而毁灭，于是派遣赫尔墨斯来到人间，把尊敬（aidos）和正义（dike）分配给所有人。（Prt. 320d-322d）

接下来，普罗塔戈拉对自己所讲述的神话进行了总结和解释，为自己的“美德可教”的观点辩护。（1）雅典的民主制度听取所有公民对城邦事务的建议是正确的，因为每个人都拥有政治智慧，否则城邦就不能存在。（2）政治美德和专门技艺不同，如果一个人不擅长某些专门技艺，人们更欣赏那些真正承认自己不擅长的人，然而如果有人说自己不正义，人们会认为他发疯，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正义。（3）虽然每个人都有政治美德，但是普罗塔戈拉并不认为这种美德是天生的或自然而然拥有的，而是通过学习和接受教育获得的，因为人们不会惩罚天生的缺陷，而会惩罚那些违背美德的行为。（Prt.322d-324d）

最后，为了回应苏格拉底的第二点质疑，即好人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善教给自己的后代，使他们变得比其他人更好。普罗塔戈拉明确表明自己将不在采取前面的回应方式，而是要提供一个清晰的论证（Logos）（324d）。普罗塔戈拉提出正义、节制和虔诚这些美德是一切公民必须共享的东西，是国家的存在所要求的，因此整个社会都在教孩子们这些东西，从孩子的保姆、父母，到学校的语文、音乐、体育等各个科目，不管私人还是国家的行为其实都是对孩子的美德的教育，所以苏格拉底所说的好人不教给他们的孩子美德是错误的。而至于人们的政治智慧高低不同，则是天赋的不同所致。由此，普罗塔戈拉认为自己说明了美德可教这一雅典人相信的观点。（324d-328c）

普罗塔戈拉在《论诸神》的开头有这样的表述：“关于神，关于神，我无法知道他们存在还是不存在，因为有许多障碍使我们得不到这种知识，一则这个问题暧昧不明，再则人生是短促的。”（DK80B4）这个表述对于同时代的人而言争议很大，以至于普罗塔戈拉被指控为无神论（atheism）者，他的书也被公开烧毁。他的这本书只有这一句话流传下来，后文如何展开则不得而知。

后世学者认为将普罗塔戈拉划定为无神论者并不准确，因为他在这句话中所作的并不是本体论上确定的表述，他表明他不知道神是否存在，并没有做出否定神的存在的表述。

他指出他之所以对神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持不可知的态度的两个原因，一是这一主题的晦涩难懂，因为神不能被人用感官所感知到，神和人的本性有很大不同，人无法理解神；第二原因是人的生命的短促，根据当时的传统宗教，神和人之间一个基本的区别就是神的不朽，因此人难以获得足够的关于神的知识。

措辞的正确性，而不是说服，似乎是普罗塔戈拉语言研究的中心主题，有一个普罗塔戈拉式的名称：orthoepeia（correctness of speech）。但是在现代学术中，人们普遍认为普罗塔戈拉的这些关于语言的观点不是早期语言理论的独立、系统体系的一部分，而是在他批评荷马和西蒙尼德等诗人的措辞的背景下展开的。

据说普罗塔戈拉区分了名词的三种性：阳性（masculine）、阴性（feminine）和中性（neuter）。（DK80A27）从亚里士多德的证言中给出的例子来看，普罗塔戈拉从他对史诗措辞的研究中发现名词的性别与其指称物的实际性别之间并不总是有明确的关系，有些名词看似是阳性的，但是指称的确是阴性的对象，反之亦然。

第欧根尼·莱尔修斯说普罗塔戈拉是第一个区分四种话语类型的人，即祈使（prayer）、提问（question）、回答（answer）和命令（command），他将它们命名为“基本话语形式”（basic forms of speech）。（DK 80 A 1）这四种话语类型分别与动词的四种语气（moods of the verb）的典型用法相对应，分别是祈使语气（optative）、虚拟语气（deliberative subjunctive）、陈述语气（ indicative）、命令语气（imperative）。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提供了一个例子，普罗塔戈拉曾批评荷马在向女神祈祷的时候，本应该使用祈使语气，但是却使用了命令语气。（DK 80 A 29）

第欧根尼·莱尔修斯的证言中还有一条提到普罗塔戈拉是第一个确定时间单位和阐明时刻的重要性的人（He was the first to determine units of 时间, to expou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ight moment）（DK 80 A 1），这条证言一直被认为是普罗塔戈拉对动词的时态做了正式区分，但是这种解释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不安全的。

普罗塔戈拉认为任何主题都有相反的论点（opposed speeches），他教授他的学生如何在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都提出好的论点（DK 80 B 6a），一些对他的评价中提到他“使一切都有争议”“使弱的论点变强”，在他之后，捍卫那些似乎已经失败的论点成为修辞术教学的核心。

亚里士多德暗示普罗塔戈拉的演讲依赖于对eikos概念的滥用，他认为普罗塔戈拉的这种推理方式能够使弱的论点变强，这会引起公众的恐惧，因为掌握这样的推理方式的演讲者可能会成功地为罪犯辩护、给无辜者定罪。eikos有合理的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或概率（probability）两种含义，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证言中使用的更接近后一种含义。但是学者认为这种解读是不准确的，应该区分随机概率和合理期望。

普罗塔戈拉让学生学习诗歌并注意其中的语言准确性的问题并不是为了纯粹的文学或语言目的，而是为了训练他们的语言能力，为他们日后的城邦公共生活考虑。普罗塔戈拉教导的核心是euboulia（“good judgement”），即良好的判断，他认为他的教育对于家庭和城邦的良好管理的足够且必要的。（DK 80 A 5）

普罗塔戈拉认为具体的专业技术（technai）对城邦的作用并不是最大的。在《普罗塔戈拉篇》中，他对那些驱赶着学生进行各种职业化学习，如算术、天文学、几何学和音乐等的教师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所教授的政治技艺才是真正重要的，能够让学生学会恰当地照料自己的私人事务和国家事务。（318e-319a）普罗塔戈拉还攻击数学，他认为几何学的研究和客观经验对象并不相符，例如经验世界中的线并不是几何学家所刻画出的那种直和曲的样态，也没有一个圆在某一点与某个直线相切，（DK 80B7）他认为数学研究的对象是不可知的，其术语是令人厌恶的。

关于普罗塔戈拉的老师，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德谟克利特，在他跟从德谟克利特学习之前，他是一个搬运工。（DK80A1）德谟克利特生活在约公元前460年到约公元前350年，他的出生地与普罗塔戈拉相同，在色雷斯的阿布杜拉城。德谟克利特是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学说的创始人之一，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

但是普罗塔戈拉师从德谟克利特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德谟克利特的出生日期大约是公元前470年或公元前460年左右，比普罗塔戈拉年轻很多。（DK68A1）此外，德谟克利特还反驳普罗塔戈拉的尺度观点，并提出了很多论点来反对他。（DK68B156）

色雷斯门德（Mende in Thrace）的安提谟鲁（Antimoerus）是普罗塔戈拉最优秀的学生，通过学习而成为一名职业智者。（Prt.315a）

雅典的欧提勒士（Euathlus of Athen）跟随普罗塔戈拉学习论辩术，两人之间发生了著名的“半费之讼”。

有说法认为昔兰尼的塞奥多洛（Theodore of Cyrene）是在从事数学之前曾跟从普罗塔戈拉学习，还认为塞奥多洛也教过柏拉图数学。不过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中塞奥多洛只是称普罗塔戈拉为朋友。（Tht.162a）

普罗塔戈拉作为古希腊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他的相对主义学说被后世学者广泛讨论，这种相对主义对传统的道德思维和决策制定模式产生冲击。他的这一学说还对柏拉图哲学产生了影响，为了回应普罗塔戈拉的这种相对主义学说，柏拉图找到了形式这一标准，德国柏拉图哲学专家策勒尔（Eduard Gottlob Zeller）就曾评论道“ 正如没有启蒙时代德国就几乎不可能有伊曼努尔·康德一样，没有智者们，希腊几乎就不可能有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哲学”。

普罗塔戈拉和其他的智者以及苏格拉底一样，使哲学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传统转向关注人本身，以人的名义和人的尺度来认识和创造世界，这一转向对后世哲学产生深远影响。

普罗塔戈拉是最先将某种元语言概念（metalanguage）应用于实践的思想家之一，通常被认为“发明”了语法，他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来思考和言说世界，特别是话语的世界。普罗塔戈拉推广和规范了讲说、论辩等作为探寻方法的特殊话语形式，他的双重逻格斯概念以双面辩论（two-sided debate）的形式延续至今。

关于普罗塔戈拉的生平，除了认为他是德谟克利特的弟子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普罗塔戈拉是色雷斯最富有的人之一的儿子。对于前一种说法，德谟克利特虽然也来自阿布德拉，但是他比普罗塔戈拉年轻至少二十岁，而且他也曾批评过普罗塔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自我反驳（self-refuting）的，所以关于普罗塔戈拉是德谟克利特的学生的说法很大可能是不成立的。后一个说法与普罗塔戈拉的出生时间约公元前490年一致，历史上有可能。

柏拉图和其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智者的评价并不高，认为他们是“批发或零售灵魂粮食的商人”，“这些商人并不知道他们提供的货物对身体是好还是坏，但在销售他们时不加区别地夸耀”，（Prt.313c-e）但是对于普罗塔戈拉，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说过“如果你认为这个说法适合普罗塔戈拉，那么应当说是世上最聪明的人”（Prt.309d），柏拉图还评价普罗塔戈拉直到最后都享有良好的声誉。

柏拉图在《普罗塔戈拉篇》中对普罗塔戈拉有这样的评价：“（普罗塔戈拉）尽管他完全有能力作长篇讲演，这是我们刚才已经领略到的，但他也有能力简略地回答问题，还能自问自答，这确实是一项罕见的造诣。”（Prt.329b=DK80A7）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这样评价普罗塔戈拉：“ 这就是使弱的论点变强的意思。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对普罗塔戈拉这种职业感到愤怒，因为它宣扬的是虚假的和不真实的，但是似是而非的东西，除了修辞学和对有争议的论点的研究之外，没有其它的艺术中可以找到它。”（DK80A21）

关于普罗塔戈拉还有一个著名的逻辑悖论，即“普罗塔戈拉悖论”（或称为“半费之讼”）。一个名叫欧提勒士的学生想向普罗塔戈拉学习论辩术，普罗塔戈拉说需要收费，并提出了收费方法。学费分两期支付，一半在入学时支付，另一半在学成之后第一次出庭胜诉之后再交付。欧提勒士同意了，并签署了合同。但是欧提勒士学成后一直不肯替人打官司，当然也就不交付另一半学费，普罗塔哥拉决定起诉他。在法庭上，普罗塔戈拉说：“如果你在此案中胜诉，你就应按合同约定交付学费；如果你败诉就必须按法院判决付给我学费。总之无论胜诉还是败诉，你都要付给我另一半学费。” 而欧提勒士则针锋相对地回答：老师您错了，这场官司无论胜负我都不用付学费。如果我胜诉，根据法庭判决我不用付学费；如果我败诉，根据合同中我第一次出庭胜诉才付学费的约定，我也不必交付学费。” 双方都以真实性难以怀疑的前提出发，却得出了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让法官难以判决。

《希腊罗马名人传》（Plutarch’s Lives）在记载伯里克利时记载了一个例子，一名运动员意外地用标枪击中了Epitomes the Pharsalian，并杀死了他，克桑西普斯（Xanthippus）说，伯里克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与普罗泰戈拉讨论是标枪的问题，还是投掷标枪的人的问题，还是比赛的评委们的问题，他们哪个“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应该对这场灾难负责。

1941年8月初，开罗的英国军事当局派出一伙埃及本土工人清理距离开罗10英里的图拉（Tura）采石场的一些坑道，以便在那里储存弹药。他们在 35 号采石场中发现了一堆纸莎草抄本。在图拉纸莎草中有Didymus the Blind 所作的 Commentary on the Psalms 中，Didymus考虑了一个人是否可以既公正又不公正的问题。Didymus认为如果有人说这个人是公正的，有人说他是不公正的，那么普罗泰哥拉斯的追随者就不会同意这个人既是公正的又是不公正的。相反，他们会宣布这件事不明显。

纸莎草中的原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他（普罗塔戈拉）说：‘对于存在的事物，存在就是在被表现出来。’ 他（普罗塔戈拉）说:‘我坐着，对你们在场的人是显明的;但是对于一个不在场的人来说，我坐着是不明显的;我是否坐着是不明显的。’”这一新的材料和已有的普罗塔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是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DK80B1）这一残篇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者的探讨（如Mejer 1972、Woodruff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