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王》（King of the Children）是由陈凯歌执导，陈凯歌、陈迈平、阿城编剧，毛玉平、吴天明担任制片人，谢园、杨学文、陈绍华主演的中国剧情。影片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于1987年在中国大陆首映，于1989年3月17日在瑞典上映，在芬兰上映的时间是1991年5月3日。

该片改编自阿城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在中国“十年动乱”时期的插队知青老杆，在农场中学担任教师期间，以他独特的教学方法激起了学生们学习的兴趣，但是却违反了教学内容，他最终被退回队里的故事。

1988年，《孩子王》获第八届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同年，《孩子王》在第4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得“教育贡献奖”，提名“金棕榈奖”。《孩子王》还获得了1988年比利时电影探索评奖活动获“探索影片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影视委员会特别奖等荣誉。

文化大革命期间，插队七年的知青老杆（谢园饰）被抽到云贵山区的某简陋小学担任老师，知青伙伴高兴地称他为“孩子王”。孩子王苦恼的事真不少。调皮的学生在黑板上画漫画嘲笑老杆的样子，其中识字最多的学生王福（杨学文饰）还直接指出他不会教书。老杆并未生气，而是向学生们请教之前老师教的内容，并耐心地在黑板上板书，让学生划出不认识的字，他这才发现初三的学生很多小学的字都不认识。

后来，老杆主动放弃抄课文的教育方式，选择让学生自由发言，他的课上总有停不下来的笑声，而别的教室都是安静沉闷的。王福（杨学文饰）是孩子中认字最多的，老杆后来知道他有一本手抄“字典”，从上学开始，凡是老师讲过的字，他都会认认真真写到本子上并反复牢记。

放假了，孩子王回队上看望大家，大家玩得很开心，他却提不起精神。队里煮饭的来娣（张彩梅饰）指出没字典当不了孩子王。老杆得知只有来娣有字典，但来娣愿意借字典的条件是让她去学校当音乐老师，老杆表示自己做不了主，来娣便让他教学生唱自己作曲的歌。在来娣的再三请求下老杆答应了，来娣也将字典给了老杆。临走时，来娣特意把他送了很远。

几个月过去了，孩子王和学生们相处很熟。在一次砍竹子的劳动中，王福为得到字典和老杆打赌，他说能在大家砍竹子前写出关于砍竹子的作文，且不是抄来的。老杆认为王福肯定赢不了，要是他输了他的东西让王福随便拿。结果王福前一天晚上就砍好竹子并写好了作文。老杆指出他虽然作文是昨天写的，但劳动也是昨天的，这个道理是扳不动的。不过老杆还是愿意把字典送给王福，王福听了老杆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却觉得是自己输了，没要老杆的字典，而是选择到老杆家里手抄字典。王福没有字典，所以他每天晚上就着孩子王的油灯抄字典，他已抄满了一大摞黄麻纸。当老杆问王福对未来的打算时，王福回答初三毕业后回队劳动，以后还有更大的字典还要抄。

老杆不按课本教书、带学生唱歌、与学生打赌等事被上级知晓，吴干事（顾长卫饰）前来了解情况后，老杆不久便被要求离开学校。来娣不理解，询问“孩子王”，明明他独特的教学方法激起了学生们学习的兴趣，却为何违反了教学内容。离开前他把字典留给王福，并留言“今后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老杆离开那天，学校正好在烧坝，熊熊火光映红了天空。他背着行李望着枯木，不知是为土地痛心、为孩子未来担忧还是对自己前路感到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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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孩子王》在云南省勐腊县勐醒农场中学拍摄，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制作。

相同的云南知青经历，对那段经历的相似体悟，以及相近的思想和审美旨趣，是陈凯歌对阿城小说产生共鸣的根本原因。《孩子王》的焦点并非对教育者献身精神的颂扬，亦非对“知识改变命运”或“希望工程”的验证，而是对被高度政治化、教条化、空洞化和僵化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思维的反省，乃至对其身后更为深晦的文化传统的反思。这是电影与小说共通的内在主旨。电影保留了原作的反思性，甚至还对其有所强化：纸张紧缺以致发不出学生的课本，但用来“糊墙蛮好，擦屁股也行”的各种批判材料却堆积成山，无人问津；语文课本与政治课本没有两样，都为同样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话语所充斥；“你可是要整我”“闹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些令老杆儿悚然回头，意味深长的语言，或许只有那个特定年代的人方能有刻骨铭心的体悟。

演员谢园为了准确抓住人物的形体状态，演活老杆这个知青，他两三个月蓬着头，脸也不洗，穿着一件旧衣服不换，过年大家都回了北京，他也不走，为了活在人物里，他一个人守在景地，等大家回来。

1988年5月17日，《孩子王》在第41届戛纳电影节上正式放映。当天中午，在戛纳电影宫举行《孩子王》记者招待会，到会的各国记者近百人，他们已在前一天晚上看过影片。有记者问陈凯歌：“看得出来，你的影片里有很多象征的成分，你能不能在这里用语言讲得更明白一点？”陈凯歌回答：“民俗音乐‘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这就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部分的看法。影片最后的烧山，是当地一种习惯，我借用这件事来表现我的态度，对这种教育方法，这种文化传统，应该烧掉它。电影里有一个放牛的孩子，他是唯一一个拒绝接受教育的孩子，教师永远在他面前感到迷惑，也许年轻的老师在文化限制下想寻找某种新的东西。当教师离开学校时，那些被火烧过的树桩有些像我们的孩子。”关于在本片中的艺术追求，陈凯歌如此阐述：“希望用最简单的办法拍电影。在《孩子王》中我追求两种气氛，一是冷色调的雾，二是暖色调，在二者的变换中见出对影片整体的把握。我们有意大量透过门、窗拍摄，一进入学校马上进入框子。平静下的压力有时比血腥和暴力还大。镜头运用平稳固定，同时运用音响力量如砍树声、民俗音乐声，来表现一种时代气氛。遗憾的是，这个拷贝上视觉效果没有完全出来。”有记者问谢园为什么要在《孩子王》采用木偶式的表演，谢园回答说：“我认为我演的这个人物——老杆，是一个有很深重的责任感的人物，他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他面对自然在思考。一个人在想问题时，他自然不会是欢蹦乱跳的。”

《孩子王》当年带给陈凯歌的是近乎灾难性的体验。在云南省拍摄一个多月却因摄影机出问题全部报废，陈凯歌不得不用自己的知青经历来鼓舞大家不至于中途撂挑子，与西影厂的制片人相处不洽导致剧组龃龉不断。更糟糕的是影片在戛纳电影节铩羽而归，还被电影记者评为“最令人厌倦的影片”并授予“金闹钟奖”，这一令人难堪的事件因被国内《参考消息》报道而广为人知。

《孩子王》的美工陈绍华，在片中饰演了校长一角，这是他为数不多担任美工的电影作品。摄影师顾长卫奉献出了自己的银幕处女秀，饰演了一位对于主角故事线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物——吴干事。老杆儿的知青朋友是由剧组工作人员组成的，副导演助理、服装、化妆助理、跟机员等，他们自然本色的出演与导演陈凯歌对于影片的调性 高度契合。 在为数不多的全景镜头中，知青朋友们与老杆儿融洽地再现了特定时代中的青年形象。片中戏份较多的孩子“王福”，跟其他孩子一样，也是山里娃。想当音乐老师的来娣是一名非职业演员。

电影《孩子王》开头和影片行至过半时用了一组延时摄影的画面。将山顶校舍在日出日落循环往复的岁月中，静默不变的情绪表达到了极致。延时摄影是如今手机都自带的功能，然而在80年代胶片电影时代，实现起来可没那么容易， 完全靠手动拍摄，这个镜头耗费了剧组一整天时间。这一美学上的表达和追求耗费了剧组巨大成本，但的确在全片中起着关键的表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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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王》是“第五代导演作品中最具思辨意识、最具文化野心的一部电影”。——中国电影资料馆史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镇

《孩子王》对当时教育和文化的缺失以及其给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理性且带有反省意味的思考。这部影片除了延续了文革后反思文革的传统之外，还从深层的教育缺失问题上提出了更为令人痛心的思考。虽然这部影片提出问题的时间晚了很多年，但如此深刻地反映中国教育缺失问题的影片却前所未见。——不死鸟娱乐

《孩子王》的焦点并非对教育者献身精神的颂扬，亦非对“知识改变命运”或“希望工程”的验证，而是对被高度政治化、教条化、空洞化和僵化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思维的反省，乃至对其身后更为深晦的文化传统的反思。这是电影与小说共通的内在主旨。——央广网

《孩子王》作为陈凯歌所有作品中最具个人色彩的一部，无疑灌注了他自己对“文革”时期在云南省插队经历的深刻反思，但比较极端的晦涩表达，使影片失去了电影应该具有的观赏性，无法达成与观众的有效沟通和交流。但在国外，《孩子王》却受到了高度推崇。——人民日报

《孩子王》是谢园最满意的一部作品,这部电影纯粹、深情且深邃，是一部作者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谢圆

教育主题的电影中，这部国产作品不该被忽视。——北京日报

《孩子王》的影像具有一种中国画式的清淡幽远，本片的故事性是隐性的，影片在影像的表现力方面极具革命性。——大众网

《孩子王》是华语影史上分量极重的电影。——不死鸟娱乐

截止2024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