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国际电影节（法语：Festival De Cannes）是于1946年起成立的国际电影节，于每年五月中旬在法国戛纳举行，是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认证的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其余两大为柏林国际电影节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电影节最初由法国艺术行动协会秘书长菲利普·厄兰杰向法国教育部长让·扎伊及内政部长阿尔贝特·萨罗提出，以抗衡由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掌控的威尼斯共和国国际电影节。首届电影节原定于1939年9月1日举行，后来因为法国于同年9月3日向纳粹德国宣战而未能如期举办，最终改于1946年9月20日在戛纳正式举行。

时至今日，电影节共设有多个不同的单元，除了参与角逐金棕榈奖的竞赛单元外，还有导演双周、电影基石、电影评论人周和一种关注等其他单元，每个单元都有各自的奖项。其中主竞赛单元的奖项设置方面，除了最大奖金棕榈奖，还有仅此于金棕榈奖的评审团大奖银熊奖、评审团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编剧等奖项。

第77届戛纳电影节于2024年5月14日-5月25日举行。第7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共有22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由格蕾塔·葛韦格出任评委会主席，札维耶·多蓝出任“一种关注单元”评委会主席。本次电影节开幕电影为法国导演昆汀·杜皮约的《第二幕》。

早在举办1937年环球博览会的时候，法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组织一项国际电影竞赛来彰显国家的文化实力。到1930年代，由法西斯主义政府组织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是当时全球唯一一个国际电影节，而选送参加电影节的电影又常常以政治因素遭到审查。有鉴于此，法国艺术行动协会主席菲利普·厄兰杰（Philippe Erlanger）、影评人埃米尔·维勒莫兹（Émile Vuillermoz）与雷内·真纳（René Jeanne）向法国教育部长让·扎伊（Jean Zay）及内政部长阿尔贝特·萨罗（Albert Sarraut）提出要在法国举办一个不受政府掌管的国际电影节的计划。结果让·扎伊对这个想法表示出兴趣，当时声明抵制威尼斯电影节的几位英美电影工作者也表示支持，其中美国电影协会驻巴黎代表哈罗德·史密斯（Harold Smith）、英国电影业驻法国官方代表内维尔·科尔尼（Neville Kearney）表示公开支持，承诺会率领明星参展。同时，美法两国也希望借助电影节打造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

当时有十座法国城市获选为电影节举办地的候选，起初比亚里茨中标，但支持戛纳成为举办地的人士将巴黎市议员乔治·普拉德（Georges Prade）团团围住，再加上戛纳的酒店业者大力动员游说，戛纳最终成为举办地。1939年5月31日，戛纳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在戛纳正式成立，标志着电影节正式诞生。

第一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定于1939年9月1日至20日在戛纳市政赌场（Municipal Casino）大堂举行，由世界电影之父路易斯·卢米埃尔担任名誉主席。首届电影节强调全球参与的精神，各国可以自行选送电影参与竞选，胜出者可以获得一个大奖（Grand Prix）。为了避免产生摩擦，法国邀请所有生产出电影的国家参与角逐，包括法西斯主义阵营的德国和意大利。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局势十分紧张，德国和意大利拒绝了邀请，最终有9个国家参与了首届电影节，他们代表着当时电影制作的最强实力。

虽然政治气氛紧张，电影节的筹备工作还是如期进行。戛纳当地的画家让-加布里埃尔·多梅格（Jean-Gabriel Domergue）创作了电影节的第一幅海报，组委会向全球发出了2000封邀请函，米高梅公司租用了一艘跨大西洋班轮，将当时的好莱坞演员泰隆·鲍华（Tyrone Power）、加里·库珀（Gary Cooper）、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乔治·拉夫特（George Raft）、保罗·穆尼（Paul Muni）、瑙玛·希拉（Norma Shearer）、梅·韦斯特（Mae West）等带到了戛纳湾。

然而事与愿违，1939年8月23日，纳粹德国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大批游客听闻消息后惊慌失措，纷纷逃离戛纳。尽管如此，组委会还是组织了一场私人放映活动，放映了电影节的唯一一部参选电影（也是戛纳电影节的第一部参选电影）：由威廉·迪特尔（William Dieterle）执导的《钟楼怪人》（The Hunchback of Notre-Dame）。在电影节原定开幕的9月1日，德国宣布入侵波兰第二共和国，组委会宣布将开幕日期推迟10天。两天后的9月3日，法国正式向德国宣战，第一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因而被迫取消。

1940年初，尽管世界依然笼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中，由菲利普·厄兰杰率领的戛纳当局仍千方百计重启电影节。当时意大利和法国还没有交恶，法国希望邀请意大利参加电影节，得到贝尼托·墨索里尼同意，但条件是戛纳电影节的举办时间不能和威尼斯电影节重叠。结果事情再度起变化，希特勒于6月10日正式向法国和英国宣战，再加上电影节的筹备工作已经被战争严重影响，既没有经费拨款，也没有充足的电影设备，更不用说军队已经征用了市政赌场，电影节的计划就这样再度胎死腹中。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1946年9月20日，首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式在戛纳大酒店（Grand Hôtel）花园揭幕，由美国歌手格蕾丝·摩尔（Grace Moore）献上开幕表演。当年的电影节吸引了来自19个国家的电影作品，由乔治·于思曼（Georges Huisman）率领的国际评审团进行评选。电影的放映活动于市政赌场进行，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时常有技术故障出现。而除了电影活动，当地还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周边活动，包括焰火表演、火炬传递、放飞和平鸽、飞行表演、时装展，以及电影节小姐评比，首届戛纳的电影节就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下顺利落幕。其后于1948年和1950年，电影节两度因为财政问题暂停举办。

没过多久，美苏冷战的阴云便笼罩着全世界，戛纳电影节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东西方阵营相互较量的战场。为了避免两大阵营因选片问题产生外交风波，组委会新增条件，批准在一定程度下撤回参展电影。到1957年相关规则取消，戛纳组委会共引用撤回规则11次，其中又以1956年的次数最多，共有六部电影撤展。有关规则取消后，戛纳电影节不再以外交因素作为首要考量，而是转而关注电影的注意。

随着法国等欧洲国家不断涌现电影节活动，戛纳在电影界的地位受到挑战。从1952年开始，戛纳定期于每年春天的5月举行。而从1955年开始，戛纳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金棕榈奖正式颁发，由国际评审团评选出，首届的获奖作品为美国导演德尔伯特·曼的《君子好逑》。另外，自1946年起秘密举行的电影市场（Marché du film）于1959年获得戛纳电影节官方认可，成为电影节的重要活动。1962年和1969年又新增了影评人周和导演双周两个单元。

20世纪60年代，法国被严重的社会问题困扰，最终出现了1969年的“五月风暴”事件，电影节也迅速演变为集会和抗议的论坛，众多导演收回了自己的电影，评审团宣布集体辞职。1969年5月19日中午，按照电影节的原定安排，由卡洛斯·绍拉导演的《薄荷刨冰》（Peppermint Frappé）将在电影节上首映，但是被路易斯·马勒、弗朗索瓦·特吕弗、让-吕克·戈达尔、克劳德·贝黎、米洛斯·福尔曼、罗曼·波兰斯基和克劳德·雷路许等人紧紧抓住舞台的幕布，阻止了电影的正常上映，以行动支持参与运动的学生和工人。

1968年的抗议浪潮结束后，为了与当时社会流行的思想观念保持一致，主办方认为电影节应该体现现代化的重要性，首先从体现电影创作自由开始做起。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1969年的入选电影主要以革命性题材为主，包括美国导演丹尼斯·霍珀的《逍遥骑士》（Easy Rider）、英国导演林赛·安德森的《如果》（If），以及法国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的《焦点新闻》（Z）。除了题材新颖的电影作品，电影节还于1973年推出“法国电影展望”（Perspectives du 电影摄影 法语）和“肥沃之眼”（Les Yeux fertiles）两大倡议，宣传采用其他艺术形式的电影作品。也是当年，正式竞选单元的作品由电影节独立决定，不再由参选国自行选送。1976年，新增时事题材电影单元“时代气息”（L’Air du temps），以及经典电影单元“过去式”（Le passé 排版）。1978年，新增平行单元“一种注目”（Un Certain Regard），新设表彰最佳处女作的“金摄影机奖”（Caméra d’or prize），同时加入惊喜电影及午夜放映场，减少电影节举办时长及非竞赛片的数量。

踏入80年代，戛纳电影节吸引了全球各地众多电影工作者参与，包括来自菲律宾、中国、古巴、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和阿根廷等国家的人士。

1983年，电影节的主场地节庆宫（Palais des Festivals et des Congrès）正式落成，每年出席活动的明星沿着24级铺设红地毯步入节庆宫的环节成为了戛纳电影节的一大传统，而自1949年落成启用十字大道宫则于1988年完成使命，正式拆除。与此同时，电影市场也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电影博览会，在20世纪末的最后一个10年里吸引了2000多家参展商，日均放映场次高达600场。

踏入20世纪末，电影节吸引了来自亚非拉地区及苏联国家的导演参与，其中以亚洲导演的成绩最为耀眼，其中陈凯歌凭借《霸王别姬》拿下金棕榈奖，侯孝贤以《戏梦人生》拿下评审团大奖银熊奖，张艺谋以《活着》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获得垂青，《春光乍泄》让王家卫名声鹊起。此外，柬埔寨导演潘礼德以《稻米人》拿下特别提及。

而在西方，由于法国等欧洲国家计划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加入电影配额的条款，以保障本国影视产业的发展利益，美国主流电影制片厂宣布抵制戛纳电影节。抵制浪潮下，独立电影制片人意外获得展现机会，其中科恩兄弟和昆汀·塔伦蒂诺分别凭借《巴顿·芬克》和《低俗小说》拿下金棕榈奖。除此之外，继续有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历史电影入选戛纳电影节，包括肯·洛奇的《土地与自由》、马修·卡索维茨的《怒火青春》、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尤里西斯的凝视》、斯派克·李的《丛林热》，以及迈克尔·温特伯顿的《烽火惊爆线》。

1997年，为庆祝戛纳电影节成立50周年，由当时仍然在世的金棕榈奖得主为英格玛·伯格曼颁发金棕榈荣誉大奖（Palme des Palmes），由伯格曼的妻子和女儿到场领奖。而在闭幕式上，评审团主席伊莎贝尔·阿佳妮（Isabelle Adjani）向执导《命运》的埃及导演优素福·沙欣颁发50周年大奖。

1998年，“电影基石”（Cinéfondation）成立，负责每年网罗世界各国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产出的中篇及短篇电影作品呈现。后来在2000年，电影基石单元的驻地计划（Résidence）正式揭幕，为年轻导演创作打磨剧本提供平台。2005年又设立电影工作室（Atelier）项目，每年资助20位导演拍摄电影。

2007年，为纪念戛纳电影节60周年，组委会组织全球33名导演以电影院为主题拍摄3分钟短片，组成《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的电影。

与此同时，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入围作品开始在全球各地展出，其中一年一度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戛纳电影周”（La Semana de Cine del Festival de Cannes）于2009年启动，此外还有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Christian Mungiu）倡议设立的“布加勒斯特戛纳电影节”（Les Films de Cannes à Bucharest）。2019年，六部出现在当年戛纳电影节的电影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展映。

2017年5月，戛纳迎来70周年大庆，115位世界级知名导演、演员齐聚一堂拍摄大合照。

2020年，因应新冠疫情，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不再举行实体活动，电影市场也全程转至线上进行。次年的电影节同样受到疫情影响，从往年的5月份推迟到7月份举行。到了2022年，电影节才恢复正常模式，重回往年的5月举行。

戛纳国际电影节由不同职位的人管理。在2000年以前，电影节的管理工作实际上由两个人负责，一个是负责统筹的主席（Président），一个是担任总经理人及艺术总监角色的总代表（Délégué général）。其中主席为管理层的最高级，为无薪职位，一般作为电影节代表与合作金融机构、公共机构及媒体打交道，在电影节活动期间站在红地毯上欢迎出席嘉宾。而在管理方面，主席负责执导各部门的工作，有权决定电影节各环节的配置，为电影节未来的发展做出决定，同时规划电影节的活动策略，敲定最终的活动预算。至于选片等艺术范畴的工作，主席一般不参与，而是由艺术总监全权（Délégué artistique）负责。

主席人选通常由电影节董事会“法国国际电影节协会”（Association française du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电影）投票选出，该机构由28名成员组成，包括：一位法国文化部代表、一位法国外交部代表、国会参议院及下议院议员、电影行业协会的制片人及发行商代表（如L'ARP法国编剧导演与制片人协会、SACP电影编剧与作曲家协会），以及在娱乐行业有较大影响的工会（如法国总工会CGT）。主席当选后负责任命总代表，一届任期为三年。

2001年吉尔·雅各布当选主席后，将总代表的职务划分为两个人来负责，一个是负责组织活动的常务董事（时为维罗妮卡·卡拉），一个是只负责选片的艺术总监（时为蒂埃里·福茂）。到了2007年维罗妮卡·卡拉卸任常务董事的时候，蒂埃里·福茂接任总代表，恢复了总代表的原有职能。时至今日，总代表又额外承担了行政、财务和会计职责。

目前戛纳的现任主席为德国人爱丽丝·诺布洛赫（Iris Knobloch），她于2022年5月23日获法国国际电影节协会董事会选举为戛纳电影节的主席，接任2014年起担任主席的皮埃尔·莱斯库尔（Pierre Lescure），成为戛纳电影节的第一位女掌门人。目前电影节艺术总监为蒂埃里·福茂（Thierry Frémaux），自1999年起他便担任艺术总监，一直至今。

华语电影人与华语电影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截至2023年，共有14位华人担任主竞赛单元评审，分别为巩俐（1997年）、陈凯歌（1998年）、杨德昌（2001年）、姜文（2003年）、徐克（2004年）、吴宇森（2005年）、张曼玉（2006年）、章子怡（2006年）、舒淇（2009年）、杜琪峰（2011年）、施南生（2011年）、贾樟柯（2014年）、范冰冰（2017年）和张震（2018年），其中章子怡又分别于2006年和2013年担任电影基石单元和一种关注单元评审，属于戛纳评审团的常客。除了评委之外，有两位华语电影人曾担任评审团主席，包括2008年短片单元评审团主席杨德昌，以及2005年主竞赛单元评审团主席王家卫。

2024年4月11日，第77届戛纳电影节在巴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官方单元片单。贾樟柯的《风流一代》入围“主竞赛单元”，陈可辛的《酱园弄》入围“非竞赛”单元，郑保瑞的《九龙城寨》入围“午夜展映”单元。5月25日，管虎的《狗阵》获得一种关注大奖。

获奖成绩方面，截至2023年，有一部华语电影斩获了戛纳电影节的最高奖金棕榈奖，为陈凯歌的《霸王别姬》（1993年）。以下为华人获得电影节各奖项的记录：

电影市场创立于1959年，1980年被正式纳入戛纳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每年，电影市场吸引1.2万名电影行业人士前来参观，超过4000部电影在电影市场上放映。电影节官方在蔚蓝海岸河畔搭建了众多展馆，这些展馆统称为“国际村”。虽然官方通常不会披露展会的成交总额，加上部分交易是在展会外进行，业内人士估计每年的交易总额大约在6亿到10亿美元之间。

2016年，大约1.19万人登记成为电影市场的参展商，其中中国在参展人数上迎头赶上，仅次于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当年一共进行了1426场放映活动，共有985部长片放映，此外还有1050部其他形式的项目亮相。在当年成交的所有项目中，剧本已定稿、导演及演员人选获批准、只拍了少量镜头的开发中项目占比最高，其中胜图娱乐（STX Entertainment）以500万美元卖下马丁·斯科塞斯的《爱尔兰人》，创下当年的成交金额纪录。另一方面，以往由DVD和付费电视占据的细分市场几近消失。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电影市场转到线上举行。近年来，VR、流媒体及利用人工智能手段的电影逐渐成为电影市场的新趋势。

近年来，戛纳国际电影节已经成为全球电影界最重要的活动，是首屈一指的国际媒体和文化活动。电影学者吉尔·福布斯（Jill Forbes）和莎拉·斯崔特（Sarah Street）在《欧洲电影概述》（European Cinema: An Introduction）一书中认为戛纳电影节对电影评论圈及商业界来说非常重要，是欧洲人想根据电影的艺术价值卖片的重赛芙琳·卡尼尔要渠道，同时为各国确立电影品牌提供平台，让大众逐渐培养出“欧洲电影是艺术电影的观念”。

入选戛纳国际电影节被认为是等同于获得法国军团荣誉勋章，有如缔造神话。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入选竞逐金棕榈奖的正式单元，或是影评人周、导演双周、ACID（独立电影推广协会）等平行单元，对电影在法国国内或海外地区的推广都是至关重要，其在电影市场中的价值也同样体现在这里。如果影评人与其他观众的反响是积极正面，那么这部电影在市场上的售价就可以上涨。许多发行商会利用所谓的“戛纳效应”，选择在电影于戛纳电影节放映当天上映电影，也有发行商会把戛纳的放映当成试映。

电影的制片人、导演及演员都希望在电影节上得到“锦上添花”的奖项，而由官方评审团颁发的奖项更是媒体、电影爱好者和娱乐界非常看重的标签。在电影节的所有奖项中，金棕榈奖被认为是电影行业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代表着电影对法国国内及海外观众的质量保证。获奖者可以凭借这个奖项获得国际声誉，轻松找到发行商，收获成千上万的观众。除了在票房方面得到保证，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的电影也时常在其他颁奖典礼上获得肯定，譬如《低俗小说》《钢琴家》《教会》《陆军野战医院》等电影就是同时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和金棕榈奖。

自2000年以来，部分人士批评戛纳电影节将新人导演和成熟导演的作品混为一谈，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也有意见认为戛纳电影节只邀请已经成名的国际巨星出席活动，而国际巨星根本就不需要通过官方的评选活动来积攒名气。因此，外界指责戛纳电影节逐渐商业化，不再以作品为中心。有媒体甚至称戛纳电影节为“过时电影节”，非常看重商业利益，已经不是非参加不可的那种。

多年来，戛纳电影节成为了大导演的专属活动，譬如大卫·林奇、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大卫·柯南伯格三位，他们都是电影节的常客。又以2007年的正式评选单元为例，22部参选电影中，只有13部是戛纳新人的作品。2009年，演员桑德琳·波奈儿认为当年参赛作品缺乏新意：“拉斯·冯·提尔、昆汀·塔伦蒂诺、佩德罗－阿尔莫多瓦……我们老是看到他们的作品。”

意见认为戛纳电影节只会邀请已经成名的巨星参加。相比之下，当新人获得奖项的时候，现场观众会给他们吹口哨。然而1999年人气演员赛芙琳·卡尼尔和艾米莉·德奎恩分别获得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的时候，现场在她们发表获奖感言期间抱以嘘声。有参加电影节的人士直接告诉记者：“我们只想要莱茵石和亮片。”其他人则希望在获奖名单上看到更加迷人、更加主流的电影。第52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主席大卫·柯南伯格曾为评审团的选择辩护：“我们并不觉得自己被激进或反好莱坞欲望驱使。既然好莱坞已经把全世界都洗脑了，我们还设立评审团干嘛？如果人气是唯一的评选标准，你让观众来进行投票就好了，这样最受欢迎的电影就会获奖。”

在部分人看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作品如果入围竞赛名单，可能是因为其本国的其他电影作品有一定的口碑，或者是电影本身对本国的问题、文化或思维方式进行简单的解读，只为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直以捍卫原创和前卫电影形式作为挡箭牌的戛纳电影节已经成为新学院派的殿堂。

Netflix不满规则变更撤展

2017年，美国流媒体巨头网飞（Netflix）凭着韩国导演奉俊昊的《玉子》和诺亚·鲍姆巴赫的《迈耶维茨家的故事 （全新增订版）》参加戛纳主竞赛单元角逐后，法国各大电影院的老板和各电影工会向戛纳艺术总监蒂埃里·福茂提出抗议，反对将不在院线放映的流媒体平台纳入竞赛单元。事实上，网飞有意将参展作品放在法国的电影院公映，只不过法国法律规定电影在院线上映的36个月内不得出现在家用媒体平台，网飞才打消了原来的想法。最终，因应业界的反对声音，戛纳主办方于2018年修改参赛规则，要求竞赛单元的参赛作品必须在法国的电影院放映。然而此举被Netflix视作对流媒体平台的歧视，于是决定退出当年的戛纳电影节。直至2023年，福茂透露Netflix仍未有重返戛纳电影节的计划。

Metoo运动的影响

2018年的戛纳电影节是Metoo运动爆发后的第一届戛纳电影节。在当年的电影节上，由主竞赛单元评审团主席凯特·布兰切特率领82名女性电影演员及导演在走红毯游行，表达对Metoo运动的支持。而在2019年，持有比利时及荷兰双重国籍的女演员桑德·范·罗伊在阿兰·德龙接受荣誉金棕榈奖期间的红毯仪式上，以背部“停止对女性进行暴力”的巨大文身表达抗议，反对组委会向涉嫌暴力对待女性的阿兰·德龙颁奖。

与2022俄乌冲突有关的事件

2022俄乌冲突爆发后，电影节组委会宣布不为未明确反对战争的俄罗斯媒体记者发放记者证。在当年电影节的开幕式上，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以视频方式发表讲话。2023年的红毯仪式上，在Instagram拥有百万粉丝的乌克兰健身教练伊洛娜·切尔诺拜（Ilona Chernobai）身穿乌克兰国旗颜色的裙子，将一袋假血涂在自己身上，闯入红毯区域。她之后被现场保安带离现场。

每年到了电影节的时候，上万人会涌入戛纳小镇参加活动，造成了当地酒店及民宿房价大幅度上涨，涨幅又以新冠疫情爆发最为明显。尽管如此，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电影爱好者都会慕名前往。以往游客及记者只需凭借证件即可入行观看电影，据称有些疯狂影迷，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三餐只靠几块巧克力充饥，为的是尽可能把时间投入到看电影中。而从新冠疫情爆发后，为防止人群在进场排队时形成聚集，原有的通行证制度改成网上抢票，观众需要每天早上7点在网上抢四天之后的票。即便是抢到了票，也要趁早排队进场，排队落后的可能会面临有票没座位的情况。尽管如此，影迷们观影的热情并没有减退，而且排队人龙比改制前还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