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法语：Le Deuxième Sexe）是法国哲学家、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先驱西蒙娜· 德· 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所创作的社会学专著，于1949年由法国加利马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扎实深厚又切近实际的理论武器，此书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及之后被女性主义者们视为“女权圣经”。

全书共两卷，第一卷《事实与神话》从生物学角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女性观、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诗歌和文学中的女性神话出发，考察了人类对女性形象的历史想象。第二卷《体验》则是从女性的现实处境出发，分析女人从童年到老年的身心发展，所经历的各种不同的境遇（婚姻、为人母、社交、妓女、中老年）及其局限，并以关于女性的独立作为全书的高潮部分，探讨了当今女性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解放，从而踏上自由之路。《第二性》是波伏瓦影响及传播最广的论著，其将存在主义与性别研究相结合、深刻地剖析了性别制度与文化是如何对女性产生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影响。 此书中存在的女性主义思想在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中起到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引导全球女性主义理论走向深入和多元；在实践上，其传达的女性主义思想也深刻影响并激励了法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女权运动。

《第二性》的中文译本最早是1972年由欧阳子翻译、台湾晨钟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性——女人（第三卷：正当的主张与迈向解放）》，其选译了第二卷部分章节；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译本是1986年桑竹影，南姗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性——女人》，该译本对《第二性》的第二卷内容进行了比较完整的翻译；1988年王友琴，邱希淳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女人是什么》相较于台湾译本更为准确、流畅，但该译本也只译了《第二性》的第二卷；中国第一本全译本是1998年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性（全译本）》该译本尽可能详实的翻译了《第二性》一书，但仍然存在的遗憾是，其根据的是学界颇有争议的英译本《第二性》，而非法语原著进行译文工作；2011年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第二性Ⅰ、Ⅱ》两卷本的特点则是其根据法版《第二性》原文进行翻译，完全忠实于原文；2013年邱瑞銮译，台北市猫头鹰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性》亦是基于法文原著进行直译，与郑译的区别在于：一方面，相较于郑克鲁翻译家的身份，邱瑞銮是哲学系出身；另一方面，邱瑞銮本人女性的身份能够有助于贴近于波伏瓦本来想要表达的那种女性主义的分析立场。

西蒙娜· 德· 波伏瓦是法国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先驱、法国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她一生著述颇丰：文学创作有小说《女宾》(1943) 、《他人的血》(1945) 、《人都是要死的》(1946) 、《美丽的形象》(1966) 、《独门》(1967) 以及荣龚古尔文学奖的《名士风流》(1954) ，四卷本回忆录《端方淑女》(1958) 、《岁月的力量》(1960) 、《事物的力量》(1963) 、《归根到底》(1972) ；学术创作包括部分随笔和哲学论著，如《模糊性的道德》(1947) 、《第二性》(1949) 、《要焚毁萨德吗？》（1952) 、《长征》（1955）、《老年》(1970) 等。西蒙·德·波伏娃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的论著之一就是将存在主义与性别研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深刻剖析了性别制度与文化的——《第二性》。这部论著时至今日仍然反映并揭露着全世界亿万女性的生存状况，波伏瓦的论述令人们了解到不公正的性别制度如何潜移默化、根深蒂固地影响每一个（女）人。波伏瓦还是一位积极的妇女运动活动家，她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女性主义思想。并以个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全世界女性的思想和行为。

第二性（the second sex）：指法国思想家西蒙·德·波伏娃在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中对“女性”称谓所作的置换。她指出，女性素以“我是个女人”来界定自身，男性则绝无多此一举，而以整个人类的代表自居，这表明“女人”和“男人”决不是对称的术语，而是“社会造就女人”：“立法者、牧师、哲学家、作家和科学家们一直在竭力表明，妇女的依附状态既是天定，也为人间带来了福祉。”由于妇女据说是天性低劣，平等两字便永远只是空谈。如在历来关于性别差异的讨论中，正如波伏瓦所说，从生理上看，“女人只是一个子宫”，妇女的命运既已为这一既定构造决定，任何向女性所受到的性别歧视挑战的努力，便无不在此一自然秩序前化为烟云。再从话语上看，妇女从根本上说是被一种由男性一统天下的语言所压制，如果福柯所谓“真”取决于谁控制话语的命题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有理由相信，男性对话语的控制权，是诱使女性落入一个男性“真理”的陷阱。所以女性作家应当抗争男性对语言的控制，而不是消极退入女性话语的避风港。总之，同女性有关的一系列概念，如意志薄弱、易受诱惑等等，都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是男性世界根据需要一手编织而成，而非女性特定的生理构造所造成的。西蒙·德·波伏娃因此建议用“第二性”的指称替代“女性”，认为这样可以弱化传统观念强加给妇女的种种偏见，从而使妇女最终达到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这是早期女性主义的思想。

20世纪上半叶，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巨大冲击，西方国家逐渐从贵族等级社会向平等化发展。求发展、求平等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两大动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关注两性平等的西方女权运动登上历史舞台。

对于法国来说，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女性积极参与夺取巴士底狱的战斗，与男性一起为自由而战，但最终只有男性赢得了政治权利，而在战场上与男性并肩作战的女性却没有得到应该享有的平等权益。一群来自巴黎的女性开启了法国的女权运动，她们不仅要求国民议会给予她们同男性一样平等的社会地位，还要求法律提供人权的保障，“女权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最早就出现在了法国。女权主义者奥林普·德写了一份女权主义宣言，呼吁将男性特权废除，她高喊着：“既然妇女有权上战场，也应该有权上讲台。”但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并没有重视这份女权主义宣言，当他们的地位慢慢维持稳定之后，资产阶级政府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限制女性在社会中的活动，女性被要求回家劳动，女性的存在再次遭到严重奴役。从这点出发，法国大革命尽管提出了“天赋人权”的口号，但那只是男人才享有的权利，法国妇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到1944年才迟迟获得。这无疑是一场压制女性自由和剥削女性人权的革命，是法国女性的悲哀。

西蒙·德·波伏娃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更加明显。而《第二性》的出现正是出于其对此种社会现状及其运作机理深刻揭露。波伏瓦《第二性》的创作也受到了其终身伴侣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的启发。起初，波伏瓦只想谈谈自己面临的困境、个人的探索与思考，她告诉萨特想要写一写自己：“头一个冒出来的问题是：做一个女人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以为我很快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从未有过任何一种卑下的感觉，……我的女性特征从未以任何一种方式令我不快。对我来说，你简直可以说，这从未被考虑过。”萨特则说：“不，假如你是男的，你的成长过程不会同你经历的一模一样吧；你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西蒙·德·波伏娃确实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她发现这是一个男性至上的世界，所有女性的处境都是相似的：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在写作《第二性》的过程中，波伏瓦还充分利用了她个人所具备的优势，如前所述，波伏瓦虽然生为女性，但她从未有过任何一种卑下的感觉，因为，波伏瓦出生于巴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以优异的学业赢得了男性的尊重。特别是《女宾》发表以后，波伏瓦“被看作男性世界的同路人。”正是因为波伏瓦的这种独特优势，她才能在《第二性》中以冷静、客观的笔触论述妇女的普遍性处境以及作为“他者”的命运，正如她在《第二性》序言中指出的“某些女人最有资格解释女人的处境”。西蒙·德·波伏娃融合了两种性别的优势，因为她生而为女人、植根于女性世界，会比男人更直接地认识到做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中国学者罗婷、王芳就认为波伏瓦与一般女性的处境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脱离，她才保留了客观、冷静地审视女性处境所需要的恰当距离。因此，波伏瓦《第二性》的写作既是时代的需要，又与其自身优势分不开。

波伏瓦被当代学者称为存在主义女权主义者，她与其灵魂伴侣——萨特共同参与了存在主义的最高潮。存在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最初由海德格尔提出，但真正将存在主义发展及传播的主要人物则是萨特。萨特认为存在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存在先于本质。”西蒙·德·波伏娃曾公开表示对其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是萨特。并且，波伏瓦在对其代表作《第二性》进行概括时明确表示，只有存在主义的解释才能让人们更好的认识到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生活形式。另外，一些女权主义学者也指出，《第二性》是存在主义理论和女性现实结合最好的果实。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主要继承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理论，主要研究人的存在，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更多的是“自然先于存在”，是对其本质的第一定性，然后是具体事物的存在。萨特认为，人必须首先存在，绝对自由的存在，自由的选择，不断积累，在未达到他本质之前，他什么也不是，他的存在什么也不是。“物质世界的存在就是自由的存在，人的存在就是自己的存在。”自由的存在是无目的、无因果、巧合的存在；而自我的存在则是自发的，积极的，一边不断地否定一边也在不断的超越。人必须先存在，然后在不同的境遇中按照自己的想法规划自己的生活，努力达成自我的期望。而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人拥有与生俱来的绝对自由的选择权。人的自由即人的存在，萨特认为，只有在选择上拥有绝对的自由，人才能真正的自由。

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著名论断：“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其意蕴即：在女性相对不自由的时代，按照男性的要求作出选择并在男性的眼光中认识自己，是以生存为对象的生存，处于客体的从属地位，所以女性不是她自身。波伏瓦认为，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并不能奢望其他人给予自己帮助，甚至是雅威也是不可以的。波伏瓦的这个想法和萨特的解释不谋而合，正如萨特所述：人的立场应当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己拥有决定权，并不能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创造。

萨特和西蒙·德·波伏娃在生活中联系频繁，虽一直没有步入婚姻，但始终是亲密的灵魂伴侣，他们的思想相近，逻辑相似，所以有些学者会认为波伏瓦只是将存在主义的一些观点应用到女权主义的思想中去，未有创新，也没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波伏瓦的女权主义思想虽然受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的启示，但她在一定程度上指正了萨特在思想上的偏颇，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萨特。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倾向绝对的自由，个人的自由也应该是完全的自由，不应受到任何牵绊，“我”存在的前提是要限制别人的自由，萨特所强调的是，当个体在实现自我意识主体化的过程中，必定要以牺牲另一种意识为代价。而西蒙·德·波伏娃的思想是想要实现自由的融合，倡导在个人得到自由的同时，也要承认他人的自由，波伏瓦的思想主张是提倡自我的意识和他人的意识相连接，在一定条件下和特定空间中可以彼此共存，相互转化。

同存在主义的精髓一样，波伏瓦认为，女性也应该是先于本质的存在，但女性本质的实现并不是源于自我本身的发展，而是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被迫置身从属地位，所以，女性的本质是由男性决定的。女性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规划生活，装扮自己，而是要按照男性的想法安排自己，这种状态下的女性被迫成为社会中的“第二性”，自由被限制，思想被束缚，无法从根本上打破现有的制度，无法真正的为了自我生活。

西蒙·德·波伏娃在剖析男女两性关系时，运用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他者概念的存在是自我意识存在的前提，“自我意识”是意识演绎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由于、并且也就是因为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它之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即，自我意识的独立与自我意识的依赖分别形成了主人与奴隶主两个对立且相互依存的形态，这就是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引入来源。因为相互需求所以主人和奴隶结合在一起，两者都需要对方，而主人并不过分看重自己的需要，但处于依附地位的奴隶，则会出于恐惧、担心和寄托的心理，就会倾向于过度地意识到自己对于主人的这种迫切的需要，这也正是使奴隶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原因。

西蒙·德·波伏娃将主奴辩证法用于构造“自我和他者”之具备自我意识的主体身份的标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自我意识需要在他人的认同中才能得到满足。波伏瓦认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波伏瓦将“主奴关系”的结构用于理解家庭婚姻之中：男性是压迫者、雇佣者，而女性则是被压迫者、被雇佣者。男性对女性压迫的两个方面是个矛盾体。他把女性看作成自己的对立者，是威胁自己地位的存在者。同时，他自身主体地位的确立又需要女性“他者”地位的辅助。他以此证明女性需要通过依附男性而生存。强调女性应该重新认识自己，把自己置于“人”的意义之上，超越内在性与自身局限性，从而树立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树立，女性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体，不再依附于男性，从而成为一个具有自我价值和真正意义上完整的人。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女性应该树立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彻底摆脱依附性、客体、被支配的处境，就应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肯定自我，增加自信，有独立意识，扬弃所谓的他者意识。

西蒙·德·波伏娃曾在回忆中记录，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她的工作影响颇深。读大学期间，波伏瓦的老师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屑一顾，但这对波伏瓦并不造成任何影响，她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只增不减。她希望更好的学习和了解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跑到国家图书馆中研习，在阅读经典著作《资本论》的时候，波伏瓦意识到马克思的理论的深刻性，并对其“剩余价值理论”印象深刻，认为这是一个非凡的发现。此外，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在西蒙·德·波伏娃女权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在波伏瓦研究女权主义的进程中，她也大量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女性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

波伏瓦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人与动物是不同的历史现实。而女性的自我意识则是一种依赖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表现，是历史的产物。波伏瓦赞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将经济因素融入到男女问题的论断，把M理论同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结合，从社会体制中分析经济因素在女性的生存发展中的重要性。西蒙·德·波伏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鼓励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她认为，如果没有独立经济的伴随，女性的选举权、自由言论权等等均不是现实。女性拥有了选举权并不意味着经济独立，也不会因此就可以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女性只有进入社会，参与社会建设，才有可能掩埋与男性的鸿沟。

第一卷是理论框架，其学科跨度较大，专业性较强。围绕在“作者序”中提出的“女人是什么？”和“女人为什么总是被认为是不如男人的第二性？”这两个关键问题，西蒙·德·波伏娃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多个视角去探讨被作为他者的第二性——女性。

首先，关于生物学部分的讨论，基于波伏瓦认为身体是“我们掌握世界的工具”的观点，即我们的身体决定了我们与其他事物产生联系的方式和策略。其中还列举了不同昆虫和动物的繁殖策略，并考虑男女之间生物学上的不同。由此她得出了部分结论：在所有哺乳动物中，从繁殖的角度来看，作为人类的女性是最受奴役的，而她们也是反抗最多的。但西蒙·德·波伏娃最终的观点是生物学无法解释人类的性别等级制，无法解释为什么女性被认作他者，生物学也无法将女性限制在从属地位上；

因此，更进一步，波伏瓦希望在观念史上看人类是如何对待女性的，她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入手，她发现定义女性的不是自然，而是她的情感生活。此部分波伏瓦主要引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观点，但针对“女性仅作为被阉割的男性”的看法，和并不加解释地认为男性占主导、主体地位的观点，以及根源于父系权威的男性优越感的部分，波伏瓦则认为其理论毫无用处；

然后，在关于人类学的讨论中，西蒙·德·波伏娃论述了对于作为主体的男性而言，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并认为，要将女性作为寻找价值的人类来进行讨论，就必须先认识价值系统本身。波伏瓦认为这和社会以及经济结构有关，她还认为女性不仅由她们的身体或心灵定义，还取决于她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她们位置取决于人类这一种属在社会、经济以及技术演化中的位置等，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分析。

第二卷中，波伏瓦从女性的现实处境出发，分析女人从童年到老年的身心发展，所经历的各种不同境遇（婚姻、为人母、社交、妓女、中老年）及其局限，从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选取了材料支撑论述，探讨当今女性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解放，踏上自由之路。相较于第一册，第二册的可读性比较强，文学性也更突出。

第二卷以一个简短陈述开始，它表达了西蒙·德·波伏娃最重要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是从第一卷的论证得出的结论。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分别来看，它们都不能单独使女性成为目前的样子，而是作为文明的整体造就了女性。第二卷对这一观点的讨论根植于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信条——存在先于本质也是此处波伏瓦思想之经纬。其大意是：人类并无先天的本质，他们是什么是由他们存在的方式、采取的选择和行动决定的。虽然人类没有固定本性、但是男性却将女性定义，被定义的本性本身就是对女性进行压制的一部分。而且，女性努力通过使男性满意而不是通过她们对自己的规划来获得成就感，这对西蒙·德·波伏娃来说是不真实的（inauthencity）。因此问题来自于两个方面女性的本质是男性替她们决定的，女性没能做出让她们成为真实的自己的选择。波伏瓦在这一部分详细论述了一个年轻女孩在接受和展示她的“女性特质”之前是无法长大成人的，走向成熟女性的过程葬送了她的个性、欲求、自我表达、反叛和独立，最终以她的顺从为结局，而这是成为成熟女性的基础。

全书最后，波伏瓦谈到关于“独立的女性”的部分，是全书的高潮，但也是许多人无法同意她观点的地方。在这一章中，西蒙·德·波伏娃提倡女性应该谴责男性所做的事情，也即谴责男性为他们自己争取到的那种主体性按照一些人对她的解读，女性从男性那里获得解放就是获得男性所拥有的财产和权力。做男性做的事但是女性所需要的不是成为像男性那样的人，而是改变男性占统治地位的这个世界，从而使女性可以自由地做她自己，而不仅仅是做男性做的事。但是在许多人看来，有问题的是大男子主义本身，解决的办法不是使人人都过上男性的生活，而是每个人都可以过个性化的生活，无论性别为何。

总的来说，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相较于以前的女性主义的著作，对于百年来与女性紧密相关的情感、婚恋、家务、生育、避孕、流产、装扮等问题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而又富有洞察力的思考和论述。“第二性”这一名称也形象地反映了女性在男权制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男性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系统地、全面地控制着女性，男性统治若女性，男性是主体，女性是作为客体的“他者“。

“女性气质”的概念属于社会性别的范畴，波伏瓦在《第二性》第二卷的开篇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即普遍使用的“女性”概念是社会性别的定义方式，是分离于生物性别的。

西蒙·德·波伏娃的女性理论建构强调的是社会性别处境下的女性气质问题。在第一卷中，波伏瓦表明，生理状况的改变并不是导致当前妇女状况的必然原因。在第二卷中，波伏瓦具体解释了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男性塑造的“女性气质”。

波伏瓦认为，所谓的女性气质一说本来就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女性则是从出生开始，就不断的被社会文化所定义：女性被要求是“美的”，是“顺从的”，是“充满母性的”。从现实出发，通过女性一生的生存来看，在从女孩到少女再到女人妻子的漫长过程中，女性一直被男性话语规定，“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即，先天的性别差异、心理差异其实并不是造成女性形象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因素是女性被社会规则塑造，而社会规则的制定又长期掌握在男性的手中，所以在性别角色上，男性往往是掌权者，女性是从属者。在长期被男性话语压迫的情况下，女性气质一说似乎已经成为了理所应该的要求，除了男性这么要求外，女性也不自觉的自我要求，按照设定好的框架成长，久而久之自然的社会更加认为女性气质是先天就存在的，女性天然的柔弱、温顺、乖巧，似乎就成为了女性的“本质”。但事实上，女性的形成被要求按照男性的主观标准来塑造，通过男性而获得自我价值的肯定，而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个体的价值因此让位于社会的价值，这种看似合理的分工实际上是有差别的平等。在女性的形成问题上，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女性则是被审判的对象。完成这些女性形象塑造的女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而是女性是按照男人的幻想去改变了自己，去符合了被塑造的“幻像”，因此才在男权社会中获得了这种失调的价值。因此，女性从生理上说既是自然的，但从社会形象的角度来说又是反自然的，在女性这个复杂个体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也正是在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上，女性产生了异化，接受了自己的身份，成为所谓的“真正的女人”。

“他者”与“绝对他者”的概念在西蒙·德·波伏娃关于两性的讨论中都指涉“女性”。波伏瓦认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是处于“他者”的地位，这是相对于男性作为此者的视角而言的。而“他者”则是理解两性关系，以及理解波伏瓦女性主义思想的关键。波伏瓦在《第二性》序言中谈到为什么要写这本关于女人处境的书，因为男人泛指一般的人是作为中性的存在。“人就是指男性。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在这里，西蒙·德·波伏娃关于“他者”的概念，代表了女性的地位和特性，即相对于男性的附属性、非自主性、次要性、被决定性等。女性的处境是由于女性不能把自己作为主体参照物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只能以男性为参照来确认自己的身份；而男性却能够不依赖于女性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从而，男性被树立为唯一的主要者，为维护自身的主体地位则更加需要否认女性有任何相对性，并将女性界定为纯粹的他性。也就是说，女性是绝对他者，不能转化为主体。

波伏瓦对女性的理解是围绕存在主义范畴构建的，这一范畴便是“他者”的范畴。女性的自由是有限的，因为从历史上说，女人是受压迫的：她们被确定为不同于男人的人。在此，西蒙·德·波伏娃运用萨特为他存在的思想，看到了每个意识在为控制他人而进行斗争的时候，每个意识都体验了其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冲突。但是，不同于萨特的是——波伏瓦不仅仅把关注点停留在个体身上，她把“他者”概念从个人引向社会，谈到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共有的意识。波伏瓦强调意识如何利用它的他者观点去构建它自己的个性，所以她认为一个群体在把自己作为一个群体确立起来的时候，它必定会立即确定其他反对它自己的群体。波伏瓦依此认为，他者范畴同意识一样原始。她指出：“在最原始的社会中，在最古老的神话中，都可以发现二元性的表达方式——自我和他者这种二元性并不是一始就属于两性分化…他性(Otherness)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范畴”。但是，女性并不是“他者”的唯一代表，因为他性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范畴。在这一点上，西蒙·德·波伏娃是受到了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影响的。即“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the object）相对立。”如果此者不树立相对照的他者，就不可能成为此者（the One）。比如，小镇上的当地人都是相对于外来的陌生人而言的，相对于本国人，所有别国人都是外国人。反之，本国人去别国旅行，他自己又被视为外国人。可见，波伏瓦认为他者地位并不是绝对的，任何一方将自己树立为主体时，都会将另外一方视为他者，相互性应是“他者”概念中的应有之义，所以真正的两性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性的关系，每一方应该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此者，又是他者。但是，对于女人的问题却不是如此；在男女关系确立的过程中，女人作为男人的他者而存在，而男人并不以同样的方式作为女人的他者存在，男人被视作是人类的标准。西蒙·德·波伏娃指出，女性并没有对男性这一“霸权”提出异议，她们接受甚至认可了自身的从属地位，因为女人不具备手段，没有把自己组成一个可以和相关整体相对抗的整体。

“处境”在《第二性》中的涵义除此字面上的基本意义外，具体是指造成女性成为“他者”或不能成为主体的各种限制条件与情况。波伏瓦在《第二性》的序言中也强调“使女人处境变得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原因是，她这个和大家一样的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男人打算把她固定在客体地位上，使她永远是内在的，因为她的超越必定要失去光彩，并且必定要被另一个主要的主权自我（良心）所永远超越。女人的戏剧性在于每个主体［自我(ego)］的基本抱负都同强制性处境向冲突，因为每个主体都认为自我（self）是主要者，而处境却让他成为次要者。”在《第二性》中，西蒙·德·波伏娃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女性处境的构成展开了分析，提供了造成女性处于这一复杂结构及地位的多重原因。除此之外，还将女人的处境与黑人、犹太人以及无产阶级进行了类比。因为女人不是唯一的他者形式，黑人、犹太人及无产阶级相对于白人、反犹主义者及特权者都是他者，也属于被压迫群体。“永恒的女性”与“黑人的灵魂”都是支配者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强加在女性和黑人身上的顺从美德。但是女人的压迫与黑人或犹太人不一样，黑人或犹太人处于被支配地位与他们在数量上的弱势有关，特权阶级依靠他们数量上的优势对少数人进行压迫。而女人不是少数，她们与男人的数量同样多。在这一点上，西蒙·德·波伏娃赞同奥古斯特·倍倍尔对妇女和无产阶级所做的比较，“两者从未处于少数地位，也从未在人类当中形成过一个分离的集合体。”但是女人的处境与无产阶级有极大的不同：性别的分化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阶级的分化不具备生物学的基础。“无产阶级并非一直都有，而女人却始终存在。她们由于自己的身体生理结构而成为女人。”无产阶级的目标是自身作为一个阶级的消亡，女性从未想过自身的消亡的问题，她们共同的生活与利益使她和男人团结一致。此外，黑人和犹太人可以确定他们压迫开始的历史时期，他们共享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关于以前日子的记忆、共同的文化和传统，而女人从来就是被压迫的，她们之间没有共享的历史和文化。虽然西蒙·德·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思想经常被指责为是代表南非白人资产阶级妇女的利益的，但在看待女性间的团结意识时，她曾犀利地指出，单个的女性与本阶级男性之间的联系要比其他阶级或种族的女性与他们的联系更紧密，比如中产阶级的女人就与工人阶级女人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可言，相反，她们会认同本阶级的男人利益，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将意味着本阶级的灭亡。女性缺乏其他被压迫群体的群体团结意识，这种团结意识来源于对往昔的记忆，其他被压迫群体有共同的过去、传统、宗教或文化。她们还缺乏共同的社区感，散居于男人中间，被单个的家庭分隔开来。

1.1972年欧阳子等翻译，台湾晨钟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性——女人（第三卷：正当的主张与迈向解放）》：这是《第二性》的第一本中译本。译者在序中提及“原拟二卷全译，后来觉得第一集的学术味实在太重，属于研究论文之性质，而其中所述西欧女性的历史背景又与东方女人不甚相同，加上书中之大量西洋文学典故恐非我们一般读者所熟知，深思再三，终于决定删除此集（指卷一），只译第二集。”由于该译本在台湾省出版，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其实比较有限，流传也不多。

2.1986年桑竹影，南姗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性——女人》：该书填补了《第二性》一书在中国大陆翻译的空白，为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开拓了视野。此译本与当初的台湾译本一样，只对原书的第二卷进行了翻译，原因也大同小异，主要是从读者的接受角度考虑。不过相较于台湾译本，这一版本的《第二性》更加完整，体现在该译本对《第二性》的第二卷内容进行了比较完整的翻译，而台湾译本只译了其中一个章节。

3.1988年王友琴，邱希淳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女人是什么》：相较于台湾译本更为准确、流畅，但该译本也只译了《第二性》的第二卷。

4.1998年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第二性（全译本）》：该译本尽可能详实的翻译了《第二性》一书，全书采用的是严格直译的方法，由陶铁柱一人完成全部翻译工作，全文译本风格一致，同时这也是对《第二性》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翻译。除了个别不变通就无法表达的情况，其他都采用了一对一翻译的方式，力求尊重原著，也尊重读者。正是这个翻译原则使得《第二性（全译本）》详实、可读性强。这一全译本的出现为中国对西蒙·德·波伏娃以及《第二性》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很大程度推动了女性问题方面的研究；但是陶译本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即其是完全翻译自英译本的《第二性》——1983年由H.M.Parshley翻译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在国外学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杜克大学的教授陶瑞尔·莫埃（Toril Moi）将英译本的问题归纳到四个方面：一是省略、漏译全文的近15%的篇幅；二是将原著中的一些哲学术语或者误译或者用日常词代替；三是对原著任意的改写和添加；四是文字层面的错误。以上的几点不足已经严重歪曲了西蒙·德·波伏娃的原著，那么陶译版的《第二性（全译本）》可以说并不能近实还原出波伏瓦法文原版《第二性》的全部风貌，在内容的完整性上仍然有所欠缺。

5.2011年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第二性Ⅰ、Ⅱ》两卷本：该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原译本是法版《第二性》原文，直接由法语译成中文。这一版本的最大的优势在于忠实于法语原作。可以说，这一版本的《第二性》为我们理解《第二性》提供了一个最接近原作的版本。

6.2013年邱瑞銮译，台北市猫头鹰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性》：该版本亦是基于法文原著进行直译，与郑克鲁译版本的区别在于，一方面，相较于郑克鲁翻译家的身份，邱瑞銮是哲学系出身，同时具有法国现代文学DEA(高等深入研究文凭），其译本兼具了文学性及专业性；另一方面，邱瑞銮本人女性的身份，即使在翻译工作中人们并不希望将译者性别作为某种立场对文本的理解产生影响，但由女性团队所给出的译本能够有助于贴近于波伏瓦本来想要表达的那种女性主义的分析立场。

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自从1949年在法国出版，便待续影响着当今世界各个学科的性别平等的争论与思考。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的重要的、关键的女性主义思想家，例如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 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她们都承认自己在思想上受益于波伏瓦的著作，尽管二人对于性别的研究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凯莱·迪尼曾在其书中写道：“很难想象，一个女权主义思想的分支没有受到西蒙娜· 德·波伏瓦的影响；该著作要么带来了启发，要么引起了争论。该书在1949年问世以来，女权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当代女权主义者的许多主张都源自该书的观点。＂《第二性》由于其历史性与全球性的影响力，因而对于性别研究、酷儿(queer) 研究和女性主义批评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西蒙·德·波伏娃1986年去世之后，特别是在1999年《第二性》出版五十周年之际，她的作品又得到了新一波的强烈关注。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人们对波伏瓦著作的认真重读，获得新的理解与认识，使得她的思想的原创性和持续相关性得到承认；第二，女性主义方法对于哲学、文学理论、历史和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广泛影响。性别是建构的，而非自然的、先天的”事实“身份这一概念，已深深嵌入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想之中，因而已成为女性主义概念框架的一部分，正如女性主义史学家唐娜· 哈拉维(Donna Haraway) 所说：＂尽管存在重要的差异，所有现代女权主义所理解的性别都植根于西蒙·德·波伏娃的‘女人不是先天生成的' 。”

在21世纪，《第二性》被认为是现代女性主义的一个基础性的必读文本，尽管露丝·伊利格瑞和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 等人，对波伏瓦的论点提出了批判，然而倘若没有波伏瓦的著作，英美和法国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是无法想象的，并且她持续影响到女性主义主要的理论家，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勒杜弗(Michelle Ledoeuff) ，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托丽尔·莫伊。西蒙·德·波伏娃的思想在法国有着持续的影响，因为新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待续关注她的著作，而且法国学术界的跨学科的女性主义方法持续发展。有人认为，波伏瓦为1968年后的法国女性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工具，并认为《第二性》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作品。在此语境中，精神分析作者伊丽莎白·罗丁内思科(Elizabeth Roudinesco) 将波伏瓦视为第一位将性经验问题与政治解放联系起来的思想家。

在法国之外，波伏瓦还影响了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米利特(Kate Millett) 、格里尔和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 等英美女性主义思想家。与西蒙·德·波伏娃对于性别的理解一致，这些英美激进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都反对生物决定论和本质主义，认为性别差异是由于社会不平等所导致的。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波伏瓦推动了美国和加拿大妇女研究中心的创建。她的观点对性别社会学有重要的影响。该学科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旨在研究人们如何指认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以及性别是由我们的身体决定的还是被我们受到的教育强加的。20世纪70年代，在性别社会学中，女性主义方法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种方法越来越多地采用西蒙·德·波伏娃的“性别是文化建构的“这一观点。性别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应运而生，旨在解决跨文化领域的性别认知。性别理论家探究社会化对性别的影响，而他们的工作主要得益于波伏瓦的观点。

在艰巨而漫长的女性解放史中，波伏瓦作为自由知识女性的典范，作为对自己所信奉的哲学身体力行的存在主义者，作为一个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者的符号，无不以其无穷的榜样力量激励着无数女性勇敢地挣脱重重枷锁，走上独立自主的自由之路；她保持了与萨特五十年无婚姻却又情深意笃的情侣关系，成为一种自由浪漫的“爱情神话”，被无数向往自由情感关系的女性视为她们心神向往但又可遇不可求的“爱情乌托邦”；作为第二波女性主义“圣经＂的《第二性》更是承继了第一波女性主义的传统，又开启另一个女性主义的时代，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扎实深厚又切近实际的理论武器，引领广大女性不仅仅只是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抽象的法律权利，更带领她们在经济、道德习俗、文化等领域追求自身的具体的权利与自由，从而打开了女性解放的更为宽广的空间，使广大女性在解放之路上走得更远更踏实。概而言之，西蒙·德·波伏娃与《第二性》的影响早已渗透到女性解放运动的方方面面，她与《第二性》的名称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识。

在波伏瓦之前，其实也不乏研究性别、女性、男性，剖析女性为什么受贬抑、受歧视以及要求男女平权的作家。比如英国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中涌现的几位代表人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泰勒(Harriet Taylor Mill) 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西蒙·德·波伏娃在写作《第二性》之前仔细研读了这类关于妇女问题的著作，她的《第二性》发表于两次浪潮之间，既是对第一波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结，也为第二波的到来做了理论的铺垫。

《第二性》在当时相对保守传统的法国和西方社会掀起不小的风波，罗马教廷把《第二性》列为禁书。但《第二性》已经为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到来起到引领和推动的作用，正因为波伏瓦的理论先行，人们开始全面思考女性为什么是次于男性的第二性，该怎样消除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女性如何获得生而为人应有的尊严和权利。曾在西蒙·德·波伏娃和萨特创办的《现代》杂志担任了二十多年编委的哲学家盖伊(Michel Kail) 说：”为了评价《第二性》，米歇尔·勒德芙发明了一句漂亮的话——‘运动之前的运动’，事实上，无数女读者的证词表明，这本书的阅读如何构成了对自身境遇的发现，她们也或多或少地预感到它专断的特征。她们结合自身特殊性而感受到这种发现，使她们意识到所有女人面对的是同一个出路。”

然而，厄苏拉·提伦在其《导读波伏瓦》中写道：“（《第二性》的）政治影响却只是缓慢地发生，直到法国的第二波女权主义开始读它，以及1953年英译本出版后，英、美等国的女权主义者也开始阅读它，如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rstique, 1963) ］在1963年出版了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作、米利特[Kate Millett, 《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1970) ]，格里尔[Germaine Greer, 《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 1970) ] 和米切尔[Juliet Mitchell, 《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女性主义, 1974) ] 。尽管这些作品很少或几乎没有明确提及《第二性》，它仍在她们其后的为女性解放所做的论证中起重要作用”。尤其是1968年后，一大波西方女性主义者成为《第二性》的新读者，这本书在美国的销量超过100万册。德国女权运动领袖施瓦茨(Alice Schwarzer) 说：“女性主义者们把《第二性》称作是‘西蒙·德·波伏娃点燃的指引（20世纪）下半叶女性的明灯’，在新妇女解放运动诞生前的50年代到60年代的暗夜里，这本书如同我们这些正在觉鲜的女性的暗号，在我们之间彼此相传。” 正因为《第二性》探刻揭露妇女恶劣的生存条件并分析其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它成了新时代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武器、也成了连接新旧大陆、东西方的精神纽带。在日本，《第二性》于1953年出版，很快成了畅销书。1966年9月，在波伏瓦和萨特访问日本之前，这本“女权圣经”就已售出65万册，在随后的几年里又售出两百多万册。西蒙·德·波伏娃在这个传统观念如此保守、顽固的国家里，办了好几场具有时代意义的讲座。报告大厅“800个座位被人一抢而空，不得不在另外12个大厅里安放电视机！前来听讲座的师生达到6000人”。“海狸”抨击“今天妇女的状况”，并鼓励日本妇女为争取经济独立而斗争。虽然各国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斗争方法不同，但运动的宗旨都是致力于缩小两性差别，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第二性》传达的女权思想影响并激励法国和世界各地的女权运动，而由这本书引发的法国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权思想也在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理论旅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女性虽然在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方面取得了不小成果，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的性别角色规定井没有多大改变。女性的法律地位仍们很低，丈夫掌握家庭生活中的大权，政府颁布的家庭补助政策和鼓励生育等政策也客观上强化了女性的生育功能和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但经过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的洗礼，法国女性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抵抗运动”和战后反对法国殖民地战争的和平运动中都不乏女斗士的身影，在战后新左派的号召影响下，一些思想活跃的职业女性提出建立新的家庭关系、实现家庭内部的民主的要求。1965年，在1804年《拿破仑法典》中明文规定女性地位低于男性的一些不合理的法律条文被废除，法国女性的处境有了较大改恃，女性有权在银行开立户头，可以自由选择从事何种职业而不必征得丈夫的同意。1968年的“五月风暴”虽有很多女性知识分子和女性工人参与运动，但是在运动中，女性发现自己处处受到歧视，连在公共集会上想要表达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平境遇的话语权都没有，这令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意识到要为改变女性不平等的地位而努力。受美国“提高觉悟”组织的启发，以不同关注点而聚集起来的女性组织相继成立，为法国女权运动在70年代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1970年4月，法国第一个带有明显女性主义色彩的组织，以关注女性与婚姻和家庭紧密相关的问题为主旨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行动”组织成立，宣告了法国妇女解放运动(Mouvement de Liberation des Femmes, M.L.F.)新局面的打开。

《第二性》虽然写作于20世纪40年代，然而直到1965年在与让松(Francis Jeason) 的访谈中，西蒙·德·波伏娃才公开称自己是＂彻底的女权主义者”，对于此时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她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声明。波伏瓦在1968年之后积极参与妇女解放运动的斗争，1972年她在接受时任德国媒体派驻巴黎的记者爱丽丝·施瓦茨的访谈时说，她觉得在过去的20 年里，法国女性的状况并没有真正改变，只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少许的平等权利。在工作方面，法国女性也没有争取到多大利益，尽管职业女性的数量比以前有所增加，但她们仍处于被轻视的处境之中。这些状况都令她思考，认为女性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就必须要自己掌握命运。在1970年M.L.F 开始之前的女性团体采取的是温和的改良主义的态度，坚持走立法道路来实现男女平等，西蒙·德·波伏娃根本无意参加，而新的女性主义则是激进的，当M.L.F的女性和她接触时，她很愿意和她们一起斗争。

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新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参加运动者不再像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时主要是中产阶级女性和社会名流，许多家庭妇女和普通女工也纷纷参加，各种女权运动团体组织起来共同为争取女性应有的权利而斗争。与同时期西方其他国家一样，这次运动的斗争目标和范围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和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讨论的一样，这次运动的目标不仅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领域，还涉及家庭、生育等方面女性的权利。M.L.F.围绕名实现家庭关系民主化和争取流产合法化展开了斗争，不仅在法国，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的女性都意识到妇女有控制自己身体的自由，有权决定自己是否要生育和生育几个孩子。争取堕胎权成为整个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核心斗争问题。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做出的最终判决令美国46个州限制堕胎的法规违宪。英国女性主义者在争取堕胎合法化的斗争中则采取了相对于法国主要是集会游行的更激烈的方式。西蒙·德·波伏娃本人也积极参加争取流产合法化的斗争，1971年4月，她和其他包括政治家、社会名流、自由职业者等在内的343名女性签名的宣言（也称《流产宣言》）公开发表在《新观察家》杂志，被视为女性主义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同年11月，波伏瓦参加了一个女性解放运动的游行示威活动。1972年，波伏瓦与作家罗歇福尔(Chriatiane Rochefort) 等成立了名为“选择”的团体宣传免费避孕和堕胎。同年，波伏瓦在“博比尼审判”中出庭作证，为一名受侵害怀孕而秘密堕胎的少女辩护，加上各女性团体庭外示威游行的支持，最终该少女被宣布无罪。这个案件的胜诉在争取流产合法化斗争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一些政党人士和各界力量的作用下，最终在1975年法国议会通过了流产法草案，争取流产合法化的斗争它告胜利结束。另外第二波女性运动中，女性主义者们除了组织游行示威以及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外，还利用新闻媒体、创办刊物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其中就有西蒙·德·波伏娃主编的《妇女问题》。70年代后期也有一些人转向议会与寻求政府合作的方式力图改变女性在政治、法律和社会生活方面与男性的差异，实现男女平等。1979年，第3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如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许多国家纷纷响应，陆续成立相关机构从事维护女性权益事宜。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努力成果从80年代大号显现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政府在妇女参政议政、参与社会、权益保护等各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质性的工作，女性的不平等境遇得到了改善。

西蒙·德·波伏娃的女性主义理论对性别研究以及对女权运动都具有深远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很难完全绕过波伏瓦所设立的起点。她的研究让人们发现性别是无处不在的、解释和构建人们生活的必不可少的视角，她不仅建立了一个女性主义学派，而且开创了性别研究这一学科，引导全球女性主义理论走向探入和多元。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哲学）：《第二性》是女性主义现象学对性别/性别化的身体的研究，其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现象学领域的奠基文本。西蒙·德·波伏娃明确地通过对女性生活经历进行自述，将重点放在一般与特殊的纠缠上，而并非将偶发事件归入纯粹的经验。通过这种方式，她揭露了父权制意识形态是如何利用性别差异创造出一种压迫体系，使女性处于困住她们的“他者”角色。

法国哲学家盖伊(Michel Kail)：“为了评价《第二性》，米歇尔·勒德芙发明了一句漂亮的话——‘运动之前的运动’，事实上，无数女读者的证词表明，这本书的阅读如何构成了对自身境遇的发现，她们也或多或少地预感到它专断的特征。她们结合自身特殊性而感受到这种发现，使她们意识到所有女人面对的是同一个出路。”

德国女权运动领袖施瓦茨(Alice Schwarzer)：“女性主义者们把《第二性》称作是‘西蒙·德·波伏娃点燃的指引（20世纪）下半叶女性的明灯’，在新妇女解放运动诞生前的50年代到60年代的暗夜里，这本书如同我们这些正在觉鲜的女性的暗号，在我们之间彼此相传。”

美国女性主义史学家唐娜· 哈拉维(Donna Haraway)：＂尽管存在重要的差异，所有现代女权主义所理解的性别都植根于波伏瓦的‘女人不是先天生成的' 。”

中国作家、翻译家，2011年《第二性》中文版译者郑克鲁：“《第二性》由于运用了综合评论的方法，细致地分析了女性生活各方面、各阶段的问题，因而确实能够成为让女青年了解自身，避免出现心理障碍的一本启蒙读物。波伏瓦比一般的女权主义者更全面、更深刻地阐明了女性问题，因此马上引起国际舆论的重视。”

1986年《第二性——女人》中文版译者桑竹影，南姗等：“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十分坦诚的态度，大胆、严肃而深入地探讨了妇女的人生和地位。本书的主要特点是：（一）以科学的态度探讨了为什么妇女会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二）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详细考察了女性心理成长的历程；（三）提出了关于妇女如何获得自由、独立的人格尊严的设想。为什么女人总是弱者？为什么多少人都以为妇女天生是次于男人的第二性？当今世界上妇女所面临的一系列艰难的人生课题和复杂的社会问题究竟应如何认识？现代妇女应具有怎样的爱情观、道德观、家庭观？究竟妇女怎样才能真正走向解放？对于这些问题，作者都一一作了探讨和论述。其中有的见解，对我国读者来说，是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发的。西蒙·德·波伏娃是法国存在主义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这部书的写作作者就自认为所持的便是存在主义的道德理论。这种理论和观点，我们是不能完全同意和接受的。本书的出版，其目的只是在于供我国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研究参考，以利于我们扩展视野，开拓思维，提高对妇女地位的认识，促进我国学术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中国台湾翻译家，2013年《第二性》中文版译者邱瑞銮：“而要论及波娃这部作品的价值，首先，《第二性》涉及的学科之广，很少有作品能望其项背，最主要是，谁也不能否认《第二性》是第一部以思想来破解男性主宰之意识形态的著作，内容广泛涉及了各门与人之存在息息相关的人文科学，诸如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唯物论、文学、宗教等等、她从这些主要由男人创发的知、理则、想象来查验潜藏在两性关系层的宿瘤，而这些宿瘤正是造成女人成为「第二性」的根由。”

女人不是天生命定的，而是后天塑造出来的。雌性的人在收到社会熏陶后表现出来的女性形象，并无法以生物的、心理的、经济的先天条件来界定；铸造出这种介于男人和阉人之间的奇异生物的，也就是说铸造出这种被我们划归为女人的，是整个文明。

所谓“真正的女人”其实是个人工产物，是文明社会制造出来的，一如从前制造了“阉人”一样；女人卖弄风情、温顺乖巧这些所谓的“本能”其实是被灌输的，就像男人为自己的阳具自豪也是被灌输的；实际上，男人并不是始终都能以做个男人为天职；女人页有充分的理由不那么温驯地接受排任给她地使命，要她非得做个女人不可。

真正的爱应该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两个自由意识以对等的方式互相接纳对方；相爱的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既是自己，又是对方；谁都不会弃绝自己的存在超越性，也不会让自己成为残缺不全；两人会一起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共同的价值于目标。对相爱的这两个人来说，爱情是借着将自己风险给对方来解释自身，并让这个世界更丰盈。

男人的幸运—在成年时和小时候—就在于别人迫使他踏上最艰苦但也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就在于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她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在这种冒险中已经消耗尽。

因此，谈论一般的“女人”，和谈论永恒的“男人”一样荒谬。可以理解，试图决定女人是否高于、低于或者等于男人的一切比较，都是劳而无功的：他们的处境截然不同。如果比较一下这些处境，很明显，男人的处境无限地优越，就是说，男人有更多的具体可能性将自由投入到世界中；由此必然得出，男人的成就远胜过女人的成就，女人几乎被禁止做任何事。

解放只能是集体的解放，它首先要求完成女性状况的经济演变。但过去有过，现在仍然有大量女人企图单独实现她们个体的拯救。她们企图在自己的内在性中证明自身生存的必然性，也就是在内在性中实现超越性。我们在自恋的女人、恋爱的女人和虔信的女人身上看到的，正是受禁闭的女人为了把她的牢狱变成荣耀的天堂，把奴役变成崇高自由做出的最后努力—有时是可笑的，常常是动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