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阿拉伯语：الدولة الإسلامية‎，英语：The Islamic State，缩写：IS），前称“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阿拉伯语：الدولة الاسلامية في العراق والشام‎，英语：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简称ISIS）或“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英语：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简称ISIL），是一个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萨拉菲“圣战主义”恐怖组织，奉行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派。

“伊斯兰国”最初是由阿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在伊拉克创建的组织。2006年，伊拉克基地组织宣布与其他五个团体合并成立了“伊拉克伊斯兰国”。2013年4月9日，“胜利阵线”与“伊拉克伊斯兰国”合并成为“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2014年6月29日，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宣布直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并恢复本名易卜拉欣·莱希，自称哈里发。

2014年6月以来，美国、俄罗斯和世界上多达70多个国家的多国军事部队为打击“伊斯兰国”而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开展了军事行动，并在2016年以来逐渐取得优势，开始收复大量之前被占领的重要城镇。2017年11月17日，伊拉克政府军攻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境内最后的军事据点拉瓦拉标志着该恐怖组织的主体已经被消灭。然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残余势力仍潜伏于伊叙地带甚至其他国家。

“伊斯兰国”通过残忍的杀戮、强征性奴和破坏文物等行为来追求其扩张和建国的野心，展现了其极端残忍的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魏亮认为尽管“伊斯兰国”的力量被大幅度消灭，但这个组织并未完全消亡。2019年以来，“伊斯兰国”的势力遭受了打击，武装人员数量减少，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的死亡也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伊斯兰国”进入“后“伊斯兰国””时期。在转向“虚拟哈里发”后，“伊斯兰国”通过网络空间在世界各国传播极端思想，推动世界各国青年思想的极端化。“伊斯兰国”仍旧有形成新一轮化整为零，多点开花的恐怖主义浪潮的可能性。

“伊斯兰国”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该地区内部的教派分歧和冲突。早在公元632年，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去世后，关于继承人的问题就引发了内部分歧。这导致伊斯兰教分化成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派系。此后，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斗争不断升级，特别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教派斗争更加激烈，各种组织和个人加入到这场斗争中。“伊斯兰国”利用这一历史背景，以极端主义的宗教主张为幌子，大规模杀戮什叶派，并试图建立一个“逊尼派国家”。

黎巴嫩在现代化的阵痛中努力寻找复兴之路，但实施的社会改革都以失败告终，加之巴以冲突和中东战争的失利，导致更多知识分子寻求回归传统和宗教。各种宗教极端思潮在中东地区盛行，通过回归宗教和暴力手段来实现政治利益，为激进、极端思潮提供了土壤。中东地区的国家认同困境，由于民族与国家界限不吻合，造成民族国家认同的缺失，使中东地区陷入了贫困和战乱。缺乏在中东地区拥有话语权的地区大国，造成“小国林立”的局面，没有一方能够统一整个地区。中东民众寻求精神性的解救，而极端恐怖主义团体通过宗教认同和武力来取代国家认同使得中东民众纷纷加入恐怖组织。

外部干涉是中东持续动荡的主要原因，西方列强在中东地区的活动导致该地区持续动荡，对“伊斯兰国”的产生有直接影响，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外部干涉使黎巴嫩陷入权力争夺战，促使“伊斯兰国”乘虚而入得到发展，在叙利亚内战中再次乘虚而入，攫取大量领土。西方社会的移民危机与伊斯兰教污名化也是导致中东移民危机的原因，欧美社会对伊斯兰教的污名化和对穆斯林移民的区别对待，造成欧美的穆斯林移民后代在“穆斯林”和“西方公民”这两个身份中产生认同危机。缺乏欧洲公民身份感和社会归属感是许多加入“伊斯兰国”欧洲青年的共同点，他们缺乏社会融入感知、机会均等感知、社会接纳感知和价值观认同感知。

“伊斯兰国”最初是由阿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在伊拉克创建的组织。扎卡维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加入了阿富汗的抵抗运动，之后返回约旦并成立了一个极端组织。在2003年美国军队入侵伊拉克后，他在伊拉克建立了一个极端分子训练营，并于2004年将其命名为“统一圣战组织”（Jamāʻat al-Tawḥīd wa-al-Jihād）。2006年10月，伊拉克基地组织与其他一些极端组织合并，其中就包括“统一圣战组织”，形成了““伊斯兰国”伊拉克支部”（Islamic State of Iraq，简称ISI），并由阿布·奥马尔·贝格达迪（Abu Omar al-Baghdadi）担任领导人。

在2006年1月15日，AQI（伊拉克基地组织）宣布与其他五个团体合并为“圣战舒拉会议”，由阿布·扎卡维担任领导人。该组织旨在团结各个独自行动的“圣战”团体，并协调各方行动。然而，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扎卡维和他的精神顾问谢赫阿卜德·拉赫曼在美国军队空袭中被炸身亡。随后，艾布·阿尤布·马斯里被推选为新的领导人。“圣战舒拉会议”同年成立了“伊拉克伊斯兰国”，并宣称效忠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2006年底，“伊拉克伊斯兰国”通过石油走私、敲诈勒索等手段实现了财务独立，总资产增加到2亿美元。伊拉克“伊斯兰国”将目标重新定为推翻中东地区亲美派政权，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然而，“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武装力量不够强大，并且过度依赖逊尼派人士的帮助，因此在一段时间内组织的发展并不迅速。2007年，伊拉克伊斯兰国决定将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作为新的总部，并重新招募成员，进行广泛的结构性改革。2010年，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加入ISI组织，一些原本属于萨赫瓦的成员也转投ISI。然而，由于政府军的打击依然持续，该组织人员伤亡惨重。2011年，“阿拉伯之春”使得“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地域上延伸到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地区和北部库尔德人地区；在规模上更是比之前扩充了好几倍。2012年7月，恐怖组织“伊拉克“伊斯兰国””发动了“破墙运动”，主要目的是解救之前被俘虏的自己组织内的成员和高级骨干。2013年，“伊拉克伊斯兰国”针对伊拉克监狱发动大大小小的攻击8次。

2011年下半年，伊拉克伊斯兰国成立了“胜利战线”，并在叙利亚南部的各大城市聚集了相当大的势力。2013年4月9日，“胜利阵线”与“伊拉克伊斯兰国”合并，成为“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又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或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2014年初，受反“伊斯兰国”战线的打击，该组织在叙利亚境内的势力范围大大缩小。“伊斯兰国”“定都”拉卡后，利用逊尼派心脏地带安巴尔省（叙利亚）的便利条件，于2014年1月进军费卢杰（Fallujah）和拉马迪（Ramadi）的部分地区并控制之。随后，“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占领了摩苏尔及其首府，并迅速占领了其他地区。

2014年6月29日，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宣布将“伊拉克和沙姆”舍去，直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并恢复本名易卜拉欣，自称哈里发。阿拉伯国家各国政府和反对该组织的人用阿拉伯语的缩写Daʿesh称呼该组织，取其阿拉伯名的首个字母组成。该组织认为这个名称是侮辱，居民被警告不可使用该名称。负责该组织在叙利亚占领区军事活动的指挥官是阿布·阿里·安巴里，负责该组织在伊拉克占领区军事活动的指挥官是阿布·穆斯利姆·图尔克马尼。此外，还有一名来自伊奇克里亚车臣共和国的军事总指挥官舒斯哈尼。2015年3月7日，博科圣地组织表示效忠“伊斯兰国”，给尼日利亚造成严重安全威胁。

自2014年6月以来，美国、俄罗斯和世界上多达70多个国家的多国军事部队为打击“伊斯兰国”而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开展了军事行动，并在2016年以来逐渐取得优势，开始收复大量之前被占领的重要城镇。

2017年后，随着“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的溃败，全球反恐步入了后“伊斯兰国”时代。然而，虽然“伊斯兰国”的实体势力已经被击败，但他们的影响并未完全消散。借助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伊斯兰国”依然有能力通过虚拟平台传播其极端主义思想。“伊斯兰国”正在向实体哈里发转向虚拟哈里发。

“伊斯兰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哈里发国家”，并将其推广至整个穆斯林世界。该组织宣称自己的领导者为“哈里发”，具有神权统治的地位。他们试图恢复伊斯兰教原本的哈里发制度，并将其用作推动其扩张和统治的工具。在宣布建立统一的“哈里发国”时，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甚至公开强调：“我们以哈里发的名义呼吁穆斯林要支持并联合在独一的哈里发伊布拉欣（theKhalifahIbrahim）之下。在“伊斯兰国”建立之后，所有酋长国、团体、国家和组织的合法性都会失效。”

“塔克菲尔”原则，源于一个有争议性的阿拉伯宗教术语“Takfir”，意思是将一个名义上的穆斯林宣判为异教徒。“伊斯兰国”运用“塔克菲尔”原则，将不同于自己的人宣判为异教徒，甚至进行迫害和杀害。他们认为任何与异教徒合作或支持其利益的穆斯林都应被视为叛教者，并面临消灭的命运。

“伊斯兰国”奉行“圣战萨拉菲主义”的理念，在极端对立的善恶局面中，通过消除障碍和中间人来恢复真主的主权。他们将现实视为善恶之争的零和游戏，迫切认为只有通过重建真主的主权和实行全球“圣战”才能使穆斯林世界恢复正常。他们强调真主的主权应涵盖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宣称只有通过激进的变革才能恢复真正的穆斯林共同体。

“伊斯兰国”“核心成员”据称约有1,000人。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军事成员来自多个国家，具体的国籍统计很困难。“伊斯兰国”的头目多来自伊拉克、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突尼斯。此外，超过3,000名来自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在“伊斯兰国”中参与了战斗。据估计，2014年中有大约500名英国穆斯林参与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斗，这个数字也可能高达2,000人。土耳其的穆斯林也是“伊斯兰国”的一个重要的招募来源，到2014年9月已有多达1,000名土耳其人加入该组织。中国新疆的一些东突分子也加入了“伊斯兰国”，2014年12月有报道指“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东突营”有大约300名战斗人员，数目极有可能还在不断增加，此外，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亦有可能与“伊斯兰国”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日本也传出有年轻人想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作战。2021年8月，有报道显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叙利亚东北部的难民营中进行兵员招募行动，可能将该难民营作为兵源基地来发展壮大。

“伊斯兰国”还招募利用妇女儿童，通过绑架大量儿童，利用他们进行训练，将其变成童兵，用于收集情报或作为自杀式攻击的“人肉炸弹”。在“伊斯兰国”的军营中，有许多女性工作人员从事打扫和炊事工作。一些年轻漂亮的女性被安排成为“军妓”。“伊斯兰国”利用互联网发布影片或通过社交网站宣传，在欧洲招募女孩到中东与该组织的“圣战士”结婚。一些女性在抵达叙利亚后才发现自己并非成为单一武装分子的新娘，而是被安排与多名武装分子缔结“临时婚姻”，变相成为性奴。

2014年12月，鼎盛时期的“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武装人员人数约为2万至3.15万，超出先前1万人的预估，其“核心成员”据称约有1,000人。其中，约15,000名外国武装人员正身处叙利亚，包括2000名西方人。伊斯兰国”还有许多原萨达姆政权的退伍军人，因此该组织军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且熟悉伊拉克地理环境。随着该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地节节败退，到2016年兵力减至19,000人－25,000人。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武器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从敌军人员购入和战场虏获，“伊斯兰国”通过购买和抢夺敌军人员的武器来补充自己的武器库；美制武器被夺取或转售，“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政府军和叙利亚反对派战败时，夺取了大量的美制武器，此外，部分美制武器也通过非法渠道被转售给“伊斯兰国”；欧洲武器制造的武器，“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边界两侧部署的剩余武器物资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欧盟成员国制造的武器，这些武器最初可能是出口到东欧，然后通过非法渠道流入“伊斯兰国”。

在2015年时，“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控制区达到了巅峰，占据了90,8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随着联军的反攻，该组织的控制区不断缩小。截至2016年1月，他们的领土已减少到78,000平方公里。之后，在2016年内，“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失去了拉马迪、帕米拉、费卢杰、曼比季等重要据点，导致实际控制区域大幅缩减。到了2016年7月，他们的领土进一步减少到68,300平方公里。2017年1月，该组织的控制范围仅剩下60,400平方公里。截至2017年10月，他们的控制范围已不到他们全盛时期的10%。

“伊斯兰国”在向“国家化”过渡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国家机构”，拥有领导团队和成熟的事务机构，甚至开始实践政府职能。

“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包括出口石油、征收税款、勒索赎金、倒卖文物、抢劫银行等多种途径，其中石油走私是其最大的资金来源。另一部分资金源于私人募捐，主要来自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等国的富商。

“伊斯兰国”采用面向不同语种的官网、杂志、社交媒体等宣传手段，通过恐怖视频、招募启事、宗教评论等内容吸引潜在成员，同时利用游戏和应用程序传播其思想。“伊斯兰国”创办多语种的“地方杂志”《达比克》（2014年7月-2016年7月）内容包括：宗教活动、宗教评论、军事和政治新闻、招募启事等，宣扬“伊斯兰国”的“合法性”和光辉形象，展示宏伟战略目标和辉煌的“成就”，以及各种宗教评论，论证“圣战”的必要性等。“伊斯兰国”在Twitter、Facebook等大型社交媒体拥有大量账号，还活跃在更加独立和隐秘的“移民社群”（Diaspora）和“VK”（VKontakte）上。

“伊斯兰国”通过残忍的杀戮、强征性奴和破坏文物等行为来追求其扩张和建国的野心，展现了其极端残忍的一面。这些暴行受到国际社会谴责。“伊斯兰国”最引人注目的暴行，包括直播斩首政府军和西方人员、在占领区滥杀无辜、强征当地少数民族女性为性奴并加以买卖、大肆破坏文物古迹等。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属于瓦哈比派，是逊尼派的一个分支。“伊斯兰国”不仅迫害非穆斯林，还迫害其他宗派的穆斯林，强迫他们改信逊尼派，否则就将他们视作叛教，可征以重税或处死。“伊斯兰国”曾向伊拉克北部占领区内的基督徒颁布命令，要求他们改信伊斯兰教或缴交吉兹亚税又或者离开“伊斯兰国”家，否则就会被处死。武装分子会屠杀异教徒，斩首儿童，拆除教堂的十字架和烧毁圣经。“伊斯兰国”会炸毁什叶派清真寺，并破坏占领区内的圣坛。此外，即使是逊尼派部族，如果不向“伊斯兰国”表示效忠，也会遭到屠杀。

“伊斯兰国”下令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的所有妇女接受阴蒂割礼，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惩罚。这一举动预计会影响到约四百万年龄在十一岁至四十六岁之间的女性。尽管在一些非洲、中东和亚洲社区，割礼仍然作为成年和婚礼仪式的一部分，但联合国在2012年已经通过决议，要求所有成员国废除割礼。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研究与教令部在2014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介绍了关于处置女奴的条例。根据该小册子，“伊斯兰国”的组织成员可以把在战斗中俘获的非穆斯林女性作为奴隶。在《古兰经》教义的允许下，“伊斯兰国”成员无论是否已婚都可以与自己的女奴发生性关系。此外，小册子还允许了“伊斯兰国”成员与未到青春期的女奴发生性关系。女奴是主人的财产，可以被买卖和转让，但怀有主人骨肉的女奴除外。主人有权殴打不听话的女奴，但不允许打她们的脸部。

在教育领域，“伊斯兰国”极其残酷，他们利用儿童来推广极端宗教思想和进行恐怖活动。“伊斯兰国”设立训练营，洗脑15岁及以下的儿童，教导他们消灭异教徒的思想，并在他们满16岁时进行军事训练。“伊斯兰国”禁止学校教授音乐、美术、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和基督教。他们限制数学科目中关于利息计算的内容，并要求自然科学符合神创论，不教授进化论。此外，他们还绑架库尔德族儿童，迫使他们接受极端宗教思想的灌输，以培养他们成为自杀式袭击者。在“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恐怖分子还命令学校不得提及叙利亚国歌、民族主义思想，并禁止使用“祖国”或“叙利亚”一词，要使用“穆斯林的土地”或“沙姆省”代替，并强制学校实施性别隔离。

在文化体育领域，“伊斯兰国”禁止平民踢足球或观看足球比赛，甚至对收看比赛的年轻人进行逮捕和处决。“伊斯兰国”还禁止平民养鸽，并对一些文化遗产进行破坏，包括烧毁图书馆的书籍和摧毁博物馆内的古代文物。恐怖分子认为这些文物是违反伊斯兰教教义的，必须摧毁。

2019年以来，“伊斯兰国”的势力遭受了打击，武装人员数量减少，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的死亡也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伊斯兰国”进入“后“伊斯兰国””时期。然而，随着战略调整和组织结构的改变，“伊斯兰国”仍然保持着恐怖袭击的意图，并且依旧在许多地区进行扩张。后“伊斯兰国”时期，由于反恐联盟的努力和地安全部队的配合，“伊斯兰国”受到重创，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活动空间受限。然而，仍有一些分散的恐怖分子和地下网络存在，这使得他们有可能继续策划和发动国际恐怖袭击。依据国际反恐联盟打击特点，国际恐怖主义仍旧有形成新一轮化整为零，多点开花的恐怖主义浪潮的可能性，这对于国际局势的安全稳定仍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借助现代通讯技术建造了一个虚拟“网上社会”，回流的恐怖分子们通过加入这个虚拟社会，接受恐怖主义宣传、实施恐怖袭击，来寻找归属感。

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新变化对该地区和周边的安全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随着恐怖组织成员的回流，恐怖主义活动在中亚地区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恐怖主义活动的范围和袭击目标国际化。恐怖组织成员的回流以及跨国恐怖网络的发展，使得恐怖主义在中亚地区不再局限于当地，而是扩大到国际范围。袭击目标也更加多样化，包括政府机构、外国使馆、旅游景点等；其次，恐怖主义思潮内生化、年轻化趋势明显。一些年轻人易受极端思潮的影响，自愿参与恐怖组织的行动。这种内生化的恐怖主义思潮使得恐怖主义问题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最后，恐怖袭击方式也更具极端化和暴力特性。恐怖分子使用更具破坏力和残忍性的手段进行袭击，包括自杀式袭击、爆炸袭击等。这给地区安全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威胁，中亚各国普遍加大了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力度，并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东南亚地区面临着潜在的威胁。许多来自该地区的恐怖分子曾前往中东参与“圣战”，随着“伊斯兰国”的式微，一些恐怖分子已经返回本国。这对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构成挑战。9.11事件以来，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主要发生在该地区的内陆地区。随着“伊斯兰国”对该地区的渗透，加之东南亚的“土著恐怖分子”发动恐袭的方式和目标不断变化，东南亚地区的海上恐怖主义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对地区安全造成极大威胁。2018年5月15日，印尼东爪哇省3家庭制造5起自杀式爆炸袭击致25人死亡。由于东南亚地区地理边界的可渗透性、移民制度的宽松性以及该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因素导致东南亚地区的陆海边境成为恐怖分子的“活动天堂”，恐怖势力在海上和陆地之间来回穿梭，带来陆海恐怖主义的联动效应。

2016年以来，萨赫勒地区已成为非洲最为猖的恐怖主义活动地区之一。极端组织的活动范围扩大至马里中部、布基纳法索，并向科特迪瓦、贝宁、多哥等几内亚湾沿海国家扩散，形成以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为主要地带的活动区域。从2014年起，“伊斯兰国”开始向非洲扩散，2015年3月，“博科圣地”领导人阿布巴卡尔·谢考宣布效忠“伊斯兰国”，成立““伊斯兰国”西非省”。同年5月，阿德南·阿布·瓦利德·萨赫拉维带领极端倾向的“守卫者”成员分离出来，组建了“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并于2016年10月成为“伊斯兰国”的分支。尽管“大撒哈拉沙漠“伊斯兰国””在组织架构上附属于““伊斯兰国”西非省”，但近年来其制造恐怖袭击的能力迅速提升，逐渐成为“伊斯兰国”在萨赫勒地区最重要的分支。为了应对外部竞争和整合内部资源，“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撒哈拉分支”、“守卫者”、“信仰捍卫者”、马西纳解放阵线于2017年3月联合成立了“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实现了“基地”组织在萨赫勒地区跨族群的联合。该组织任命了本土极端组织“信仰捍卫者”的头目图阿雷格族裔武装分子阿格·加利为领导人，以实现“伊斯兰国”领导的本土化。

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伊斯兰国”在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家进行恐怖袭击，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引发了欧洲的反恐浪潮。欧洲委员会在2015年5月通过了《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附加议定书，重点关注应对外籍“圣战”分子带来的安全威胁。欧盟理事会在2017年3月通过了《第2017/541号欧盟指令》，规定了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打击外籍“圣战”分子的措施。2020年7月，欧盟发布了内部安全新战略《欧盟安全联盟战略2020-2025》，以应对不断复杂的恐怖主义、网络攻击和有组织犯罪等安全威胁。同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反恐怖主义议程》，强调并致力于增强欧盟抵御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通过这一系列战略文件，欧盟表达了对本地区恐怖主义威胁的高度重视，并为欧盟组织及其成员国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法律和政治支持。欧盟成员国则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制定或完善反恐战略，并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确保反恐措施的有效执行。例如，英国在2018年6月出台了新的反恐战略，旨在减少恐怖主义对英国本土和海外利益的风险。2020年5月发布了《反恐和量刑法案》，以确保对恐怖分子的犯罪行为进行应有的处罚。法国在2017年10月通过了《加强国内安全和反恐法》，并在2018年公布了新的去极端化和反恐方案，将教育、司法、科研、网络和企业等领域纳入去极端化范畴，旨在推进长期反恐和维护国家安全。西班牙在2019年2月发布了新的反恐战略，重点应对“圣战主义”和不断上升的极端主义。西班牙的刑法典还强调严厉惩治与恐怖组织合作的行为，例如在网络上宣传恐怖主义、自我激进化以及支持恐怖分子去境外等行为。德国在2019年划拨了2.55亿美元，专门用于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这些措施旨在确保各成员国能够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近年来，“伊斯兰国”加大了对俄罗斯的渗透力度。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达吉斯坦共和国和阿迪格共和国抓获了一个受“伊斯兰国”控制的秘密团伙。该团伙伪装成慈善组织，为“伊斯兰国”募集了超过1000万俄罗斯卢布（约合15万美元）的资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克夫表示：有迹象表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可能联合开展地下活动，利用相通的信息网络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并招募追随者。自2018年以来，俄罗斯安全部门在全国24个地区共发现约70个源自国际恐怖和极端组织的基层团伙，其中38个团伙来自“伊斯兰国”。

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在面对后“伊斯兰国”时期的“独狼”恐怖主义方面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奥巴马政府将重点放在消灭恐怖组织上，特别是对付“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打击这两个恐怖组织的过程中，国内的“独狼”恐怖主义虽然兴起，但威胁还不足以与主要恐怖组织相提并论。而到了特朗普执政时期，这两个恐怖组织已经受到重创，特朗普政府有更多精力来对付国内的“独狼”恐怖主义。因此，特朗普政府将保护国内安全作为战略重点，并在最新的《国家反恐战略》中加强了对“独狼”恐怖主义的应对措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认为在“伊斯兰国”问题上，敌我关系非常复杂。当国际政治博弈中涉及多个参与方时，敌我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平面交叉和立体多维的特点。每个参与方都有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这些目标可能相互交叉、冲突、重叠，并且会不断变化。围绕“伊斯兰国”的政治博弈就更加复杂。表面上看，各国和各派势力都将“伊斯兰国”视为敌人，但通过多维的视角观察，敌我关系展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不同参与方对于“伊斯兰国”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可能存在差异，甚至也可能存在合作关系。因此，理解并分析这种复杂的敌我关系对于解决“伊斯兰国”问题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魏亮认为对于“伊斯兰国”不能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尽管“伊斯兰国”的力量被大幅度消灭，但这个组织并未完全消亡。特别是对于伊拉克等国家而言，收复失地只是反恐战争的第一步，还需要进行经济社会重建和恢复治理，才能真正削弱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根基。

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研究院贾宇认为“伊斯兰国”输出的极端思想造成了网络空间和用户“极端化”和“自极端化”的威胁。“伊斯兰国”通过网络空间在世界各国传播极端思想，推动世界各国青年思想的极端化。一大批青年虽没有受到“伊斯兰国”势力人员直接教唆，但自我实现了极端化，甚至出现了极端化的思潮与社会氛围。

关于俄罗斯介入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存在着一些争议。2015年9月，俄罗斯决定进入中东地区参与军事行动的举措，对于西方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俄罗斯的这一决策背后有着自己的战略考虑。近年来，能源价格下降以及乌克兰问题的僵局使得俄罗斯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希望通过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军事干预来实现战略上的突围。俄罗斯对于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也引发了很多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虚假的，主要目的是获取自身的战略利益，并将哈菲兹·阿萨德视为政治筹码。据这种观点认为，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只是一个道德上的“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