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632年，是晋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联合秦、齐、宋等国，在卫国城濮（今山东城西南）大败楚国及其盟国的一次经典战役。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发展，诸侯国逐渐强盛，周代衰弱，齐桓公率先创立霸业，齐桓公死后楚国欲取而代之。晋文公救援周王室后与之争霸。因此，晋楚之间产生矛盾。公元前632年四月四日，晋楚两军在城濮展开一场战车大会战。晋军对楚军采取先攻其翼侧、再攻其中军的作战方针。晋下军佐将胥臣率部队以马匹蒙上虎皮为掩护，攻击楚军右翼，陈、蔡军被突袭后迅速崩溃，楚右翼被歼灭。随后，晋军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迷惑楚军左翼。然而，楚军统帅子玉并未察觉异常，下令左翼追击。晋军迅速回军夹攻，将楚军左翼歼灭。在城濮决战中，晋军采取主动退避三舍的策略，旨在避开楚军的锋芒，同时贯彻诱敌深入、后发制人、伺机歼敌的作战方针。这一策略最终帮助晋军获得战略决战的胜利。

晋国击败荆楚势力，恢复中原稳定，确立霸主地位。楚国北进受挫，中原诸侯脱离楚国，加入中原集团，听从晋国领导。晋国举办“践土之盟”，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晋拥有代表周代行使征伐大权的“尚方宝剑”。

公元前634年，随着社会发展，各诸侯国逐渐强盛，而周王朝逐渐衰弱，无法有效地控制整个局势，以往“诸侯并列、王室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诸侯国之间为争当霸主，不断发生战争。公元前651年，晋献公逝世，晋国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列国。他到楚国时，受到楚成王的厚待。之后重耳将返回晋国时，楚成王设宴为他饯行，席间询问重耳将来会怎么报答他。重耳表示珍禽异兽、金银珠宝这些楚成王都有很多，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如果将来两国刀兵相对，自己将会让晋国军队后退三十里，以此报答楚成王的恩情。齐桓公死后，楚国势力强盛，欲称霸中原，企图北上。之后，楚成王联合陈、蔡、郑等国攻打宋国，后宋国战败。宋襄公因股伤而死，而宋成公被迫屈服于楚国，但宋成公始终以中原上国的身份侍奉楚蛮为辱，并且其父宋襄公之死也是楚国造成。他在看到晋文公重耳回国后励精图治，使得晋国势力逐渐强大。又因晋文公流亡经过宋国时，宋成公的父亲宋襄公以礼相待，且两国臣子互有私交，随即宋成公向晋国求救，并于公元前634年背楚归晋。此时的晋文公因不甘长期局限于黄河以西一带，便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公元前632年，晋、楚为争夺对宋国的掌控权，双方在城濮之战展开决战。

晋国上下一心，齐心协力。在援宋和对待子玉等重大问题上，晋文公虚怀若谷，倾听他人意见，制定相关政策，保证决策不出现错误，能以“德政”高涨士气。楚军内部矛盾众多，互相制肘。在与晋军交战的问题上，楚王采取“知己知彼，知难而退”的作战策略。子玉主动请战，盲目进攻，楚王与子玉意见对立。子玉为私欲而主动请求出战，楚王同子玉的意见相左，但自觉楚军势力占优而心存侥幸。最终因楚国君臣不和导致战局转优为劣。

晋文公听取将领先的意见，通过宋国联系到齐、秦两国，并通过两国让楚国退军。为安抚宋国，则将曹、卫两国的一部分土地赠送宋国，坚定宋国抗楚的决心。楚成王看到盟友曹、卫两国土地被宋国占领，便拒绝调停，这种行为激怒齐、秦两国，促使他们出兵加入战争，使晋楚双方势力发生改变。

楚成王见晋、楚、齐三国联合，便率军退到楚国申地（今属南阳市），并告诫其他楚军应当谨慎，并率军回撤。子玉为寻找决战借口，派遣使者宛春告知晋文公，如果能释放卫侯、曹伯阳，那么楚军就会解除对宋国的包围。但这个计谋，被先轸识破。晋文公采纳先轸意见，暗地里同卫、曹两国君主达成一致，使两国倒向晋国，并扣留宛春以激怒楚国。双方开战后，晋文公即为避免楚军锋芒，又为实现自己当初的诺言，让晋军主动后撤三舍。晋军的行为，获得政治上的主动，使楚国阵营进一步被削弱。

关于城濮之战中晋、楚两国之间的兵力，据《左传》记载，晋绥军临战时，兵车700乘。书中叙述晋军从出征到参战是三军齐出。楚军战车1500乘，兵力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楚成王撤离宋之围时留给子玉的兵力，另一部分是子玉请战时楚成王支援的兵力。湘军分为左、中、右三军，中军作为主力部队，由子玉率军，左军由子西率领，右军为陈、蔡联军，由子上率领。晋国军队兵分三路，上军主将狐毛，下军主将栾枝、佐将胥臣，中军主将先轸、佐将郤臻。

齐秦两国放弃中立立场导致晋楚双方的兵力相差悬殊，楚成王在考虑到晋、齐、秦三大国结成联盟后的形势不利于己，随即下令撤军到楚国的申地（今南阳市），并命令戍守邑的大夫申叔迅速撤离齐国，要求子玉将楚军主力撤出宋国，避免与晋军冲突并告诫子玉晋文公非等闲之辈要量力而行。但子玉骄傲自负，坚决要求与晋军决战并请求楚成王派兵增援。楚成王虽同意子玉的请求，但只派了西广、东宫和若敖之六卒等少量兵力前往增援。子玉得到楚成王的兵力支持后便发动与晋军的决战，为寻找决战借口，他派遣使者宛春故意向晋军提出“休战”的条件：晋军撤出曹、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解除对宋都的围困，撤离宋国。晋文公将计就计，以曹、卫同楚国绝交为前提条件，私下答应让曹、卫复国。同时，扣留了楚国的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前来寻战。子玉见使者被扣，曹、卫也背叛归附晋国，顿时大怒，逼军寻求战略决战。晋文公见楚军向曹都陶丘逼近，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以避开楚军的锋芒，诱敌深入，后发制人，遂下令主动“退避三舍”，撤到预定的战场城濮（今河南濮阳）一带。

公元前632年4月4日，晋楚两军于城濮展开一场战车大会战。在决战中，晋君针对楚中军较强、左右两翼薄弱的部署态势，以及楚军统帅子玉骄傲轻敌、不谙虚实等弱点，采取先攻击其翼侧，再攻击其中军的作战方针，有的放矢地进攻。晋下军佐将胥臣把驾车的马匹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向楚军战力最差的右军——陈蔡军率先发起猛攻。陈、蔡军因遭受突袭，顿时溃不成军，楚右翼被歼灭。

晋军随即采用了一种“展示虚假迹象以迷惑敌人”的策略，旨在诱使楚军的左翼出击。晋军的上军主将狐毛在车上竖起两面大旗，假装成撤退的样子。同时，晋军的下军主将栾枝也在阵后拖曳树枝，制造出地面尘土飞扬的假象，让楚军以为晋军正在撤退。子玉被这些假象所迷惑，下令左翼军追击。然而，晋军的中军主将先轸和佐将郤臻却看穿了楚军的行动。他们迅速指挥最精锐的中军对楚军的左翼进行横击。与此同时，晋军的上军主将狐毛和佐将狐偃也趁机回军夹攻。由于楚军的左翼中了晋军的计策，盲目出击，导致他们的退路被切断，完全陷入了晋军的包围之中。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楚军的左翼被歼灭。

学者吴敏文认为晋文公十分重视运用政治谋略。晋文公即位后对内改良吏治，选用谋士。在对外政策上，准确抓住周襄王处于危难中的契机，出兵勤王，一举把“尊王”旗号牢牢掌握，奠定了团结中原诸侯的政治资本。同时把握机遇，出兵抗楚救宋，从而举起“攘夷”这面大旗。于是，晋文公成功树立自己继承齐桓公“尊王攘夷”事业的诸侯之伯的形象。

晋文公采取有力的经济和军事步骤。晋国在统一内部后几十年中，厉兵马，整军经武，大力发展经济和军力。此外，晋文公采用“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省用足财”等举措，教民“知义”“知信”“知礼”，成为“可用”之民，在城濮之战前，建立起一支涵盖三军的强军。

晋文公在外交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增大己方实力，削弱楚国势力。他巧施“喜赂怒顽”之计，利用楚国同秦、齐两国之间的矛盾，使二国支持晋国。之后又“私许复曹卫”，让楚国原本的盟友曹、卫暗中倒向晋国，并扣留楚国使者，以激怒楚军。战争开始时，晋文公采取克制态度，对楚履行若言，先“退三舍”，后发制人，使自己处于理直地位，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更使楚国陷入众叛亲离的被动局面。

学者吴敏文认为楚军狂妄轻战，导致了败局无可避免。楚国在泓水之战获胜后，俨然中原霸主。但是楚国不善运用政治谋略，未能处理好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一味仰仗军事力量和征服手段，企图以武力压制，导致在政治上将自身陷入孤立之境。

楚国在答应出兵伐齐救鲁时没有集中兵力对付齐国，而是半途而废对付宋国，导致楚国提前与强国交锋，陷于被动。在晋已攻占曹、卫并取得齐、秦出兵相助之际，楚国应退，但楚军前敌统帅子玉不顾大局，不听训令，刚愎自用，骄傲轻敌。楚成王决心退兵却心存侥幸未及时阻止子玉也不增派援兵，是楚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楚军的作战缺乏机动灵活性，子玉被敌方“退避三舍”的策略所迷惑，大举追敌，既劳师动众，又失道亏理。在战场，楚军固守一般战法，无法洞悉战场出现的异常情况，既未识破对方的企图，又未采取灵活的对策，被对方的诡道战术所骗，让自身陷于困境。当楚左右两军遭遇攻击时，主力中军按兵不动，未及时策应导致相继被灭，最终战败。

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霸主之位而发生的战争。晋绥军娴熟运用伐谋、伐交、伐兵，而胜利奠定基础。《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学者吴敏文认为，晋军城濮之战的取胜是伐谋、伐兵、伐交综合运用的结果。

城濮之战初期，楚国在兵力上强于晋国。但晋文公洞悉战机，虚心采纳先轸和狐偃等人的建议。他们选择曹、卫两个邻近晋国的楚国属国作为突破口，采取了先击败弱敌，调动楚军北上，为宋国解围的作战方针。随着战局的发展，楚军并未如预期迅速北上，解围的目的也未达到。晋文公没有被这种情况所困扰，他根据新的形势，审时度势，及时采取策略，争取了齐、秦两个大国的支持，与之结成统一战线。同时，晋文公准确把握了楚军主将子玉的骄傲轻敌心理。他采取了激怒的策略，使子玉失去理智，作出鲁莽的决定。这一策略的成功运用，让晋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主动权，为最终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态势。

在城濮决战中，晋军采取主动退避三舍的策略，旨在避开楚军的锋芒，同时贯彻诱敌深入、后发制人、伺机歼敌的作战方针。这一决策起到了诱敌冒险深入、己方伺机决战的效果。晋军在赢得齐、秦、宋各国军队在战略上的支持后，给敌人以精神上的压力。同时，晋军在集中兵力、鼓舞士气的基础上，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利用敌人内部的不团结和兵力部署上的过失，灵活机智地选择主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先攻打敌人的薄弱环节。这一策略达到了击破一点、带动全局、扩大战果、将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效果。最终，晋军获得战略决战的胜利。

关于城濮之战的地理位置，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存在不同见解。学者吴敏文在期刊《退避三舍与晋楚城濮之战》中写道，城濮在濮阳市一带。但学者王宇在期刊《城濮之战》中指出：城濮在山东鄄城。

关于城濮之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说法，学者刘锡娥在其发表的期刊中对晋、楚两国的兵力进行分析，表示无论从整体或是局部参战情况，认为“城濮之战”对于晋国是一次以小国胜大国、以弱胜强的典型战役。学者宋立恒认为，城濮之战不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他从古籍中推断，楚国军队分两部分参与战争的军队分两部分，其一为楚成王留给子玉的军队，其二是子玉请战时，楚成王拨给他的军队，因此楚国的军队人数未必超过晋国军队人数。楚国的盟军势力，有陈国、蔡国参与，但晋国方面则有宋国、齐国、秦国军队加入。在盟军势力方面，楚国的这些也不如晋国。

晋国击破了弥漫中原荆楚入侵势力，压迫其退回原有之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使中原复呈安定之象，确立了其作为长期的霸主地位。之后，晋国举办“”。此次盟会，策命为“侯伯”，并给了晋文公“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王慝”的任务，晋拥有了代表行使征伐大权的“”。

楚国的北进策略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中原诸侯之逼于威势而附楚者，鲁、曹、卫、陈、郑等国皆脱离楚国复回至中原集团，听从晋国之领导。

学者刘锡娥认为“城濮之战”对于晋国是一次以小国胜大国、以弱胜强的典型战役。

学者余同元从晋楚双方的局势分析，认为“城濮之战的胜负，并非强弱易势，而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历代文选》中，评价“城濮之战规模大，参战国多，矛盾复杂”。

学者吴敏文评价，晋楚城濮之战中，晋绥军“退避三舍”而取胜，是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