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选举由美国宪法规定，始于1789年，其具体制度和参与群体在随后的59次选举中不断演化。流程上，美国总统选举主要包括预选和党团会议、全国代表大会、总统候选人竞选、全国选民的普选日投票、选举人投票，以及最终的总统就职日，耗时可长达18个月。

在美国建国初期，由于建国时各派精英间的妥协，美国总统选举还是相对封闭的精英政治，具有很强的歧视性；而随着公众参与的增加，公选票开始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歧视问题也逐步得到处理，美国总统选举因此逐渐演变为更广泛公众参与的活动。在一些尤为关键的选举（即关键性选举）中，选民对政党的支持也会发生显著变化，进而导致美国两党的党纲变化，影响美国政府的执政风格与偏好。但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选举权开始出现回缩的情况，使大量原本具有投票权的美国人因为收入或证件问题无法投票，也引发了对美国总统选举公平性的讨论。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不仅巩固了美国的两党制，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也有相当的影响。然而，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各环节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无论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初选阶段、选举人团制度还是花销巨大的全国竞选活动都存在争议，选举中的选举操控、选民选票效力不等、金钱政治等问题也受批判。针对这些弊端，当前宪法、州立法层面的改进尝试均没有实质成果，而民间组织推行的改革成果如何有待进一步观察。

美国总统选举是由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规定以确保政府稳定换届的机制，旨在产生美国总统与副总统，每四年进行一次。整个流程包括：各政党在各州进行的预选和党团会议、最终确定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范围的总统候选人竞选、全国选民的普选日投票和选举人投票，最终以总统就职日收尾。

截至2024年，共进行了60届美国总统选举。2024年11月，特朗普宣布在第60届美国大选中获胜。

美国总统选举在政治学研究中地位不尽相同。美国学者依照与选民的关系、选举结果及其对政治进程的影响程度将总统选举分为三种类型：维持现状的选举（maintaining elections）、脱离常规的选举（deviating elections）和关键性选举（critical electoral realignment），而 “关键性选举”则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关键性选举多发于美国出现重大政治社会议题，即楔子议题时。根据各自的竞选策略，美国政党（后逐渐发展为民主党与两大党）为了吸引更广泛的选民群体，将会围绕楔子议题调整政党纲领，进而导致两党的选民基本盘重组。一旦某次选举中，此前一向支持一党的选民群体（如少数族裔、蓝领工人等）转而支持另一党，并在此后长期保持这种新的选举偏好，那么此次选举便被界称为关键性选举。虽然美国政党历史已有200年，但关键性选举只有5次，大约每30年出现一次。在关键性选举发生后，优胜党一般会长时间把持总统职位乃至国会，直到新的楔子议题再次导致两党转变政策、选民对政党态度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新一轮关键性选举到来。

引发此次关键性选举的楔子议题是奴隶制问题。随着西进运动的不断推进，新土地的生产模式开始影响美国未来的主流经济模式和基础，而经济发展依靠种植园经济的南方和经济发展依靠制造业的北方产生了很大分歧。双方关于经济制度模式和道德政治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奴隶制问题的态度上。

19世纪50年代，导致南北方矛盾不断激化的楔子议题最终打破了当时美国的政党格局，使得原本在南北方都有广泛代表的辉格党出现分裂——北方的辉格党拒绝拥护奴隶制，因此从辉格党分裂，并联合了其他立场相同的党派分支于1856年组建了共和党，从此开始了和民主党的历史角逐。由于反对奴隶制的林肯于1860年胜选，共和党与民主党双方矛盾达到无可调和的地步，最终以南北战争收场。

引发此次关键性选举的楔子议题是民主党与共和党关于美国发展前景的分歧。此时美国北部经济、工业迅速发展，城市化迅速，在世界范围领先，自然支持以工业为美国的发展支柱；而支持农业的美国南部却不断衰落，加之当时农产品世界范围内贬值导致农民破产、话语权减弱。美国南北方关于货币供给的分歧也不断加剧：支持银本位的南方农民开始将农产品降价归罪于银币流通不够多，乃至掀起白银自由运动；⽽支持金本位的北方精英则认为是银本位货币系统导致了当前的问题，所以竭⼒阻⽌⽩银流通，使美国货币整体向⾦本位倾斜。这些楔子议题导致1896年选举时选民出现分裂：大城市和城市移民（如打工的工人）转而支持共和党及其产业化承诺，而乡村地区则支持民主党及其旧传统。

由于未能吸引广泛的产业工人、没能切实为底层人民提供福利或组建有力的工会组织，在宣传上也因为缺少资金被共和党抹黑，支持农民立场的民主党落败。大选后，民主党的选民基本盘为西部和南部的农民；而共和党的选民基本盘为西海岸和东北部大城市、大企业、大资本的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技术工人和有产农民组建的保守派联盟。除此之外，共和党还成功赢得了摇摆地区（中西部与移民城市）和摇摆选民（企业聘用工人阶级）。就此，共和党于19世纪末先于民主党完成了世纪基本盘的塑造，顺利成为美国国家⽣产⼒发展的引领者，并成为工业化、现代化、改革和进步主义的代名词。这使共和党获得了很强的政治合法性，开始了长期的连续统治（几乎贯穿20世纪30年代）；而除知识分子外，美国共和党塑造的基本盘也基本延续至今。

引发此次关键性选举的楔子议题是两党对政府职能的分歧：政府应当放任还是干预。共和党在长期执政中开始采取放任主义态度，在前期经济不断发展时行得通，但在经历了1929-1933年大萧条后，共和党支持者开始反感这种策略。因此，在1933年选举中， 由罗斯福带领的民主党团结了对共和党愈发不满的选民群体（包括农民、工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黑人）并凭借罗斯福新政取得了胜利。

就此，民主党吸纳了所有被美国共和党遗弃的选民，在罗斯福时代最终成功地将⾃身打造成了一个由南方农民、工会成员、黑人、天主教徒以及城市居民为基本盘的政党。民主党的选区也从老南方拓展至中西部，初步建构了蓝营腹地的基本轮廓，并在罗斯福的连任中不断固化了该优势选区。然而，在大萧条的危机过去后，民主党因为吸引了过于广泛的选民群体而难以应对内部矛盾，新政的集权性也开始招致质疑。

引发此次关键性选举的楔子议题是越南战争和平权运动的最新进展：美国民主党由于主动签署《民权法案》，激化了与南方选民支持者的矛盾；而由于没能处理好越战的停战问题，民主党也与反战选民产生矛盾，同时导致民众对政府信任大跌。共和党趁机接盘被民主党疏远的南方选民，同时通过无包袱的反战赢得了较大声誉，于1968年胜选。

1968年选举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区基本盘发生了对调：共和党成功⼊侵民主党的“老南方”阵营；⽽民主党则将自己的选区腹地挪到太平洋沿岸。这种变化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以及人口迁移⽽缓慢进⾏的。此时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找到了新的政党发展方向：美国民主党执着于推进激进的平权运动，而共和党则选择保守立场。然而民主党最终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怪圈中，无法吸引多数选民，党内也因为陷入分裂无力打造新的选民基本盘；而共和党则顺利完成保守化转型，由于找到了坚定立场吸引了大量选民，因此在此后的选举中大获成功。

引发此次关键性选举的楔子议题是美国的经济问题。同苏联的对抗使美国经济面临滞涨、通胀、高失业率的问题，而当时的里根政府选择供给学派的救济方案，即通过减税、去管制刺激生产和投资的大幅增长。这导致美国财政赤字严重。80年代上任的老布什被里根政府的政治遗产束缚，没能有效处理经济问题，进而给民主党可乘之机。1992年，凭借新经济政策，克林顿领导的民主党胜出并通过大胆的经济政策释放了经济增长动能，为执政赢得了合法性。

1992年的落败使共和党彻底放弃了党内温和派的主张，迅速保守化、激进化，在全力右转的同时也变得更加团结。该趋势一直蔓延至特朗普时代；而民主党却在前进路径和代际传承上遇到了问题。由于缺少和共和党媲美的政治遗产，民主党选择了“中间道路”，即以经济为议题，既坚持民主党的部分主张，又融合共和党保守的政治、经济政策。由于种族牌的政治效能已经释放完毕，而⿊⼈、少数族裔⽆法在短时间内为民主党提供⾜够的选⺠增量，⺠主党选择从社会阶层（例如阶层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入手，在保留⿊⼈、少数族裔、女性等支持者的基础上吸引来了新的选⺠群体，巩固了自己的位置。“中间道路”一直贯彻至拜登政府，其党内支持者被称为“新民主党人”。虽然新民主党人在1992年的关键胜利为民主党整体迎来了执政机会，但其中间主义态度导致民主党的政党感召力逐渐降低；同时，新民主党也在不断绞杀党内的进步派，导致民主党代际传承被打乱，使得民主党没能在后特朗普时代爆发出政治反攻力量，反而面对无人可用、无人能用的局面。

各州预选（Presidential Primaries）由州政府和当地政府举行，通常早于全国竞选6-9个月。开放的预选将欢迎所有参与者，而封闭的预选则只允许党内成员参与，也有一些州举办混合型预选。在预选中，期望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党员将尝试赢得参与者支持，而参与者将通过不记名投票确认对参选党员的偏好。

党团会议（Caucuses）则由私下举行，在县、区或选区范围内召开，通常早于全国竞选1、2个月，也有开放和封闭之分。在党团会议中，参与者按照此前预选对参选党员的投票情况分成数组，而参选党员将在会议上尝试吸引其他党内成员加入自己的团队。最终，该将根据参选党员在党团会议上的得票结果为其分配相应数量的参会代表（pledged delegates），而此类参会代表必须在随后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支持该参选党员。

全国代表大会（National Conventions）旨在选出一党在全国竞选中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由于此前党团会议中被分配给党员的参会代表必须支持自己的参选党员，得到多数参会代表分配的参选党员即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并在大会上正式宣布和他一同竞选副总统的人选。而如果没有参选党员在党团会议环节获得多数代表分配，全国代表大会将开启新一轮投票选出总统候选人。

全国代表大会的结束标志着一党总统候选人的全国竞选（Presidential Campaign）开始。各党的总统候选人需要游遍全国，向公众露面并进行演讲，以吸引更多选民支持。同时，其竞选团队也会使用广告、邮件、电话联系、社交媒体等方式吸引选民。作为吸引公众支持的重要环节，全国竞选宣传深受两党重视，而竞争性的竞选宣传也使相关竞选投入逐渐增多；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竞选宣传也变得愈发多元化。

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后，他们的名字将列入普选选票（general election ballot）中。11月的第1个周二为普选日（Presidential General Election），当天全国注册选民可投票给任意候选人，无论他们注册为何党。

当前各州有了不同的选民身份要求，而几乎所有州都要求选民持有身份证或驾照、护照等证件。如果选民没有相关证件，一些州也会允许选民投票，然而在验明选民身份前这类票不会计入总票数。如果选民无法在几天后提供有效证件，此类投票将作废。在普选日当天，选民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前往规定的投票地点进行投票。选民的投票地点基于其住址确定，一般在学校或其他公共场所。如果时间不允许，选民也可申请缺席投票，在选举日之前通过邮件等方式参与投票。

不同于其他一些民主国家，美国的投票非强制，因此整体的投票参与率（voter turnout）从未达到100%，自2002年以来基本在30%-70%之间，各州的投票率也参差不齐。

与其他国家的总统选举和美国其他职位的直接选举不同，美国总统选举还产生了独特的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 System），目的在于折中大众投票和议会投票两种选举思路。选举人团包含538个席位，总统候选人若想当选总统必须赢得其中的270票，而非赢得普选票的多数票。一州的选举人票数等于其参众两院的人数：为体现州权平等的原则，由于每个州在都有两名参议员和至少1名众议员，所以任何州都至少有3张选举人票；而考虑到各州人口不同，除了这三张选举人票外，一州众议员人数越多，选举人票数也就越多。根据2020年的人口普查，2024年和2028年大选中各州的选举人票数分配如下：

一州选民投票后，其选举人团代表将在11月中旬得票结果统计完毕后代表本州投出选举人票。虽然美国并未规定选举人团成员必须按照普选票结果投票，但现实操作中不为本州得票占多数的候选人投票的选举人团成员将作为“失信选举人”被罚款、撤销资格甚至被所在州起诉，因此得普选票占多数的总统候选人通常能够得到该州全部的选举人票（虽然失信投票仍然存在，但目前尚未影响过美国选举最终结果），即所谓“赢者通吃”（和除外，二者按普选票得票比例分配选举人票）。选举人票数将在1月初统计完毕，随后优胜者即可宣誓就职总统或副总统。

总统就职日一般定于1月20日（如果1月20日适逢周日，则改为1月21日），就职典礼在国会大厦举行，下一届总统就职典礼定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当日，当选副总统、参议员、众议员和其他联邦雇员首先宣誓就职，其宣誓词自 1884 年以来便一直沿用：“我谨庄严宣誓，我决心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防止被国内外一切敌人侵犯。我将忠于宪法，恪守不渝。我自愿承担这项义务，毫无保留之意，也决无推委之心。我必忠勤尽责，为执行我即将承担的职务到任视事。愿雅威助我。”中午，当选总统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诵读以下誓词：“我谨庄严宣誓（或郑重声明），我必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全力，恪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一般来讲，总统在宣誓时需要手抚《圣经》，不过此仪式并非宪法规定，美国历史上也存在数位宣誓时未使用《圣经》的总统，如威廉·麦金莱、富兰克林·罗斯福等。

最初的美国总统选举活动始于1789年，截至2020年，美国已经经历了59次总统竞选。在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通过前，总统与副总统不会分开选举——每名投票者有两票，得票最多的候选人担任总统，而第二多的候选人则担任副总统。当时的宪法还允许每个州自行决定选举人团成员，因此多数州的立法者会直接选出选举人团成员（除了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州，此二者会在州内进行选举）。选举人团、副总统与总统候选人必须是有产的白人男性，选举权也仅为精英的特权。

由于美国宪法并未规定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的具体方式，在美国选举制度运转的前五十年，多数州的选举公开进行，也不存在纸质的选票。符合资格的白人男性选民将前往当地法院，在法官的要求下对《圣经》宣誓他们的身份属实且未曾投票，随后当场向计票员喊出他们自己的名字以及他们支持的候选人的名字。这套流程被称为口头投票（viva voce, 又称voice voting），从19世纪早期一直延续到1891年（肯塔基州是最后一个废除该选举方式的州）。由于投票现场允许进行宣传活动以及狂欢，此阶段的美国选举参与度高达85%。

1800年的大选促使美国总统竞选机制改革。由于1796年中联邦党人对总统候选人的偏好不同，此次选举中杰弗逊的选票分裂，和伯尔选举人票数相等，无法直接确认谁当选总统。1800年大选的情况暴露出美国选举体系的缺陷，以及逐渐成形的政党所发挥的愈发重要的作用。为了团结本党人士立场，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于1804年通过，要求总统与副总统分开竞选。一旦选举人票数相同，众议院将按一州一票的方式在得票数量前三的候选人中选出总统。

19世纪也见证了美国规范化纸质选票的产生。在19世纪中期，由于民主党与共和党角逐的竞选格局已经逐渐形成，两党开始为本党注册选民分发代表本党的圆形传单，选民直接投入票箱即可。提前印好的传单选票为大量暗箱操作提供了活动空间，因此在19世纪后半期，选票由政府统一印刷，并囊括所有党派的总统候选人。同期，雅各布·H·迈尔斯（Jacob H Myers）运用复杂的工程技术开发了自动化票箱（automatic booth），该技术从1910年自1980年均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通常安置于地方政府大厅。在投票时，选民只需要拉下他们选中的总统候选人对应的拉杆即可。然而，由于设计过于复杂，自动票箱常常出现严重的计票失误；在应用了一段时间之后，针对自动票箱的选举舞弊手法也流传开来，对总统选举的公平性产生了消极影响。

进入20世纪后，选举权开始不断扩大、落实。随着大众政治参与热情的增加，各州开始逐渐通过公选推出本州的选举人团。在1800年前，只有有产白人男性才能投票，而在19世纪20年代后，投票的财产要求逐渐被消除。1870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五条给予了黑人投票权；1920年，第十九条也给予了女性投票权。1924年，投票权扩展到印第安原住民群体。然而，原住民仍然在一些州面临诸多投票限制。1943年《美国排华法案》的终结也使中国移民和华裔美国人能够得到公民身份并投票。1965年由约翰逊总统通过的《选举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进一步落实了非裔美国人根据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享有的投票权，基本在法律上解决种族范围内的选举权普及问题。到了20世纪末，残疾人等其他弱势群体的选举权也得到了保障——里根总统不仅于1982年将《选举法案》有效期延长25年，还于1984年通过了《老年人与残疾人投票无障碍法案》（The Voting Accessibility for the Elderly and Handicapped Act of 1984），要求为残疾人和老年人就近提供投票点或其他可行的投票方式。

投票系统在20世纪同样不断发展。20世纪60年代，打卡投票系统（punch card voting system）产生。其利用电脑为纸质选票计票，在投票结束后便能够立刻得到票数，在美国一些地区沿用至今。随着残疾人选举权的普及，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投票方式也变得更加多元，开始允许注册选民通过邮递选票等远程方式投票。进入21世纪后，美国开始大规模使用配备触屏科技的投票箱，尝试以完全电子化的投票方式取代计票存在问题的打卡投票系统。触屏投票箱的使用最初被视为一种升级，美国各州也为此投入了上亿的资金，但触屏投票箱作为电子器械也存在诸多故障，同时由于科技的发展还存在被黑客攻击的风险。因此很多州废弃了昂贵的触屏投票箱。当前，美国的光学扫描投票系统结合了纸质选票与电子计票两种方式，大致流程类似于填涂答题卡：选民需要直接在纸质选票上做记号，通常是在每个候选人的特定位置做记号，然后邮寄或放入投票箱。专门的光学扫描仪会扫描这些选票，生成每张选票的电子图像，并为每位候选人生成计票结果，通常还会将图像存储起来以便日后查验。

2013年，最高法院在Shelby County v. Holder一案中判定《选举法案》的第四部分违宪，并准许各州自行决定选举规则。这导致很多州开始严抓选民身份证要求、关闭很多投票点、缩短投票时长、限制邮递投票。选举权范围出现回缩现象。

美国两党在相互竞争中也利用了最高法院的判决。从2013年至2023年，美国各州针对投票权的歧视性立法数量不断增多，在2020年选举中达到了新高。根据布伦南正义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的统计，从2013年至2023年，29个州通过了94项歧视性的投票法。虽然其中的一部分被地方法院拦下，但每个州至少都在执行一个歧视性法案。这些法案对有色人种影响较大，使得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投票率差距逐渐增大，因而被指控存在种族歧视问题。

下图标出了存在歧视性投票法案的各州：

在建国初期，由于选举权范围较窄，美国总统选举并未演变出明显的竞选宣传策略，自我推销甚至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而在美国总统选举面向公众展开后，竞选宣传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并成为候选人向更广泛选民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起初的总统选举宣传以传单、标语等形式展开；而在1960年总统候选人第一次举行公开辩论并通过电视直播。从1976年开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在大选前进行全国电视辩论成为惯例。同年起，两党副总统候选人在大选前也会举行一场电视辩论。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总统选举的竞选宣传手段也增添了新花样。首先，两党在数字领域的竞选宣传投入逐渐增多。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将其预算的 50%用于数字竞选。在大选前5个月，特朗普在数字广告上花费了163万美元，在 Facebook 广告上又花费了2.9万美元，以上网时间远远超过阅读报纸或收听广播时间的年轻群体为目标受众。地方、州和联邦一级的候选人不仅仅依靠已有的社交媒体来接触选民，还会发布自己的应用程序，以便收集选民数据、识别摇摆选民，并为支持者提供竞选资讯。在宣传中，两党开始利用大数据技术设计相关战略。在2016年竞选中，特朗普便聘请剑桥分析公司对每个美国成年人的4000-5000个数据点进行分析，以便更直接地与小团体甚至个人选民对话。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宣传活动也变得更加灵活。过去的政治竞选宣传战略需要提前制定并保持，而当前由于互联网科技的发展，竞选宣传变成了长线作战，灵活性和容错率也变得更高——候选人可以会推出多个版本的网站和个性化电子邮件模板，然后再分析每种模板的响应情况，并最终筛选出效果最好的宣传方式。除此之外，科技的发展也使竞选宣传的主体变得更加多元。能够根据简单提示创建独特内容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门槛越来越低乃至直接向用户开源，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也加快了宣传的速度、规模，显著降低了其成本，这为任何有意者大规模推进竞选宣传提供了机会。

然而美国不断数字化、灵活化、去中心化的竞选宣传也为虚假宣传创造了空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不断发展，虚假宣传活动的真实度以及广度都更上一层楼。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了独立生成视频的能力，当前的竞选活动中已经出现抹黑候选人的虚假图像和音频，如2023年人工智能便生成了攻击乔-拜登的竞选广告和模仿真实新闻画面的伪造视频等。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门槛的不断降低，2024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将成为首次充满人工智能软件生成的竞选宣传的选举，而宣传中的虚假信息生成与传播、利用机器人水军进行民意操控等将成为重点问题。

两党军备竞赛式的竞选宣传导致竞选投入逐年攀升。长期跟踪美国政治献金流向的“揭秘”网站披露，2022年中期选举两党耗资超过167亿美元，刷新了2018年140亿美元的纪录，超过全球70多个国家2021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佐治亚州、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州、威斯康星、俄亥俄州等州联邦参议员竞选开销平均超过1亿美元。在真正推进竞选宣传中，这些资金的投入会视目标州选举人票情况分配——一些州具有大量选举人票，而与选民力量势均力敌，因此成为候选人的争夺中心。这导致总统竞选活动在某些州热火朝天，在另一些州却销声匿迹。

支持竞选开销的多半是美国的富豪。根据美国布伦南正义中心数据，21个捐款最多家族每家至少捐助1500万美元，总计达7.83亿美元，远超370万个小额捐者的捐款总和。美国亿万富翁提供了15.4%的联邦选举资金，而这些巨款大部分流向了可以接受无限捐款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s）。这些委员会能够规避美国法律对个人和机构政治捐款的限制，从许多富人和企业手中收集金钱，再决定为哪些候选人捐款，从而间接影响选举。虽然2002年的《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了通过捐给政党来支持特定候选人的“软钱”，并尝试遏制偏向性宣传的影响，但是这条法律受到持续挑战，并于2010年被判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最终作废。从此，“软钱”得以合法地大规模流入选举活动。而2014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放宽了对政治捐款的限制，在保留个人对单个候选人捐助上限为2600美元的情况下，取消个人对全体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委员会的捐款总额限制。

逐步解除对金钱流入选举领域的举措为富豪将经济影响力变现为政治影响力提供了机会。当前美国富人可以同时捐助很多总统候选人，更可以无限制地向自己支持的政党捐款，进而用金钱换取远超普通民众的政治影响力。根据美国政治惯例，获得选举胜利的候选人通常会把一些政府官职奖赏给那些选举有功人士，其中就包括捐款大户和重要筹款人。美国历任总统上任后，都会任命一批金主当驻外大使。2000年总统选举后，政府中三分之一的新职位被胜选总统的亲友和金主接掌。2008年总统选举时支持胜选总统的556名“超级筹款人”中，三分之一的人都在时任政府内阁中获得职位或者成为顾问，其中筹款超过50万美元的筹款人有近80%都获得了重要职位。

由于利益重大，在竞选中美国两党可能进行一些游走于法律边缘的暗箱操作。这些选举公正问题可以划分为选举操控和选举舞弊两大类。选举操控不违反现行法律，但会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法律手段）设置优于己方的选举规则进而影响选举结果，通常包括改变选民投票资格、重新划分选区、重设投票资格等；而选举舞弊则会通过破坏现有法律法规影响选举结果，涉及违法问题，通常包括选举贿赂、冒名投票、修改计票结果、暴力干涉选举等。选举公正问题的研究多聚焦转型民主国家，而近年来发达民主国家的选举问题也引发了关注。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由于选举舞弊涉嫌违法犯罪，美国两党更青睐选举操控。进入21世纪，在意识到操控选举流程的重要性后，美国主流政党争相介入选举管理系统，大力选派党派人士出任选举官员，为美国选举管理的公正性蒙上阴影。由于选举资格设置权力在21世纪下放回州，美国选举运行规则逐渐碎片化，也为选举操控提供了空间。选民投票资格最易受操控，只需通过改变选民身份认证要求便可做到。例如，2020年选举中，不仅在自己控制的州放宽限制，以促进支持本党立场但证件不齐全的少数族裔投票，还指责试图通过使投票更加困难来削弱选举和压制少数族裔的投票权，以增加共和党胜选的机会。

选区改划也成了两党选举操控的重灾区。受人口变动影响，每隔十年美国便会进行一次选区改划。而这极大影响两党的竞选策略，因此成为美国两党竞争的重点。操控选区划定的手段主要有二：（1）打包（packing）：将对手支持者尽可能多地圈到一个选区里，进而降低对手在其他选区的竞争力；（2）打散（cracking）：将对手支持者尽可能拆解到不同的选区，进而稀释对手在诸多选区的竞争力。这导致美国的选区打破了传统社会边界，形状奇怪。例如，2012年在自己控制的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辛等州推动了选区改划，即“红地图计划”（Redistricting Majority Project，简称REDMAP），为其在这些州的竞选增添了优势。2020年完成了新一轮人口普查，而选区重划的情况不利于，最终成为2022年共和党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助推器。

美国总统选举中简单多数的胜者全得的规则也会导致不同州的选举人票存在代表性差异，因为不同州的每一张选举人票实际代表的支持率是不等的。这对于那些赢得(尤其是以微弱优势赢得)大州的政党或候选人来说无疑更为有利。这些人口大州一旦出现类似“49.9%的少数票成为废票，而另外的50.1%的选票则起决定性的作用”的现象，则会产生大规模剥夺公民选举权的危机。而包括、夏威夷、等在内的人口小州也可能由于选举人团制度，在选定总统的最终投票中具有超过其人口比例的选举人票数。以2020年大选为例，加利福尼亚州每张选举人票代表的选民数量约是的3.5倍。除此之外，人口统计和计算规则也影响了各州选民的实际代表性。由于各州选举人票根据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重新分配，这导致十年内人口增长较快的州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另外，由于各州的人口计算也包括没有投票资格的非公民，一些州明显从中受益。

美国总统选举采用的选举人团制度通过“胜者通吃”的乘数效应放大了普选票领先者的优势，实则慑止了其他候选人对各州选举结果的无意义挑战，巩固了美国两党制。小党和第三党由于党员人数少，缺少财政资源，即使在某一地区获得可观的普选票也难以在各州均获得赢得选举的足够选举人票，从而也不可能在选举中获胜。

总统候选人在竞选宣传中公布的党纲在实施前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由于不同总统候选人的党纲所宣布的股市或货币供应政策不同，投资者在对选举结果做出自己的预判后，便将影响市场上涨或下跌。例如，如果投资者认为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旨在减少货币供应量）的候选人将获胜，股票价格就会下跌；如果投资者认为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候选人会获胜，股票价格就会上涨。总统竞选格局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同样显著。如果选举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总统领跑者，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市场在进入 11 月时出现波动，甚至有可能损害经济。候选人是否连任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当现任总统不寻求连任时，市场往往会出现下跌，因为投资者很难判断新总统上任后会发生什么。领导层缺乏连续性也会给市场铺设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而选举结束后，选民对国家经济信心的增减会影响投资并导致市场波动。例如，如果一位普遍不受欢迎的候选人在最后一刻反败为胜，民众的安全感会降低，选举后进行的投资也会减少，进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美国社会本来便存在逐渐强化的极化现象，而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偏向性宣传常常利用极化现象吸引选民，进而导致美国社会分裂加剧。与其他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更加多元化——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将选民分为多个轴心--包括信仰、种族和意识形态。其他断层线，例如城市和农村选民之间、受过大学教育和未受过大学教育选民之间的断层线也很明显。

美国总统选举常常利用这种极化现象吸引不同选民群体。过度市场化的新闻媒体由于受资助方的立场影响，常常进行偏向性报道，进而激化美国社会极化现象。已有研究显示，“摇摆州”特定地区较高的“负面广告暴露率”正不断加剧这些地区公众政治极化程度。据AllSides媒体偏向评级组织调查显示，诸如CNN, News（）, New York Post（纽约邮报）, Politico（政客）, Reuters（路透社）等主流美国媒体多数也在滑向左右翼两端而非单纯保持中立。而青年群体甚至正逐渐脱离传统新闻媒体，倾向于使用管制更松的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主流媒体的转向和青年群体对社交媒体的青睐为各党竞选者的宣传提供更多便利，有可能进一步推动美国社会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