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越(1965-1973)是中国于越南战争全面爆发期间向抵抗美国军队入侵的越南人民提供援助的政治行动，包含经济援助、物资捐赠和军事援助等方面。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发展，于1961年发动了越南战争，导致了大量越南军民死伤。为避免中国参战，美军军用飞机不断入侵中国领空，中国出于自身国家安全和国际责任方面的考虑，坚决反对美国入侵越南，在1965年后开始全面援助越南抗美，并先后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部队，在越南北方执行援越任务。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怂法国在越南扶持傀儡政府以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直接导致了南越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对立。法国退出越南后，出于冷战思维，美国在南越地区扶持越南共和国政权，阻止南北越统一。自1960年开始，南越反美势力壮大，北越加紧对南越的统一步伐，美国因此发动了特种战争计划，越南战争爆发。中方始终支持越南反美的斗争，并给予一定的支持。1964年，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轰炸北越地区，威胁支持北越的中国，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已做好准备与越南人民一起对抗美国。1965年，越南战争全面升级，中国随之进入临战状态，开始正式抗美援越。在中越人民的抵抗下，美国军队屡屡受挫，自1969年开始，美国选择逐步降级策略，放缓攻势。中国军队开始撤离越南，1970年至1973年，中国主要以经济援助的方式帮助越南追求民族解放。1973年，美国最终选择在《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上签字，从越南撤军。1973年8月，中方援越军队撤离越南，中国政府继续经济援助越南。

为援助越南，中国先后派出32万兵力参与援越行动，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铁路、公路、机场、通讯设施、国防工程和沿海扫雷等任务。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提供了协助与建设，付出了大量的物力资源，死伤约5270人。中国的抗美援越行动，客观上帮助了越南人民抵抗美国军队入侵，挫败了美国战略扩张的计划，最终换来了越南地区的和平，维护了地区和平和自身国家安全。美军撤出越南全境后，北越统一南越全境，实现了国家统一。美国由于在越南战场上的失败，开始了战略收缩计划，国际局势上出现了苏联进攻、美国防守的局面。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中国开始与美国取得联系，对抗苏联的威胁。在抗美援越过程中，越南为了获取苏联援助，加上中越在战略问题上的分歧，越南由亲中国转向全面投靠苏联，并与中国产生领土争议，最终导致中国和越南关系破裂，造成了地缘政治冲突。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越南人民发动“八月革命” 。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越南民主共和国城市）宣读了越南《独立宣言》，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该政府以越南独立同盟会为主体，活跃在北越地区，以河内为政治中心。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原本并不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然而美国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坚定地反对胡志明政府，鼓励和援助法国重返越南，以胡志明为代表的北越地区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抵抗殖民统治的同时，转向共产主义。1951年，越南劳动党成立，开始在北越地区实践苏联式共产党统治政策。自1960年开始，北越派遣越南独立联盟成员前往南越国地区，支持当地反吴廷琰政府的政治运动，帮助南越的民族解放阵营，并由军队发动小规模游击战。美国为阻止越南统一，于1961年发动了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的特种战争，越南战争开始。

在美国的扶持下，吴庭艳于1955年成立南越，以胡志明市为政治中心。吴庭艳在政治建设中垄断权利，打压异己，使得南越亲美政权逐渐丢掉了民众支持。南越地区自1960年开始陆续出现了反南越、亲北越的政治势力和民间组织，如1960年12月成立的民族解放阵营。1963年12月，吴廷琰被刺杀，南越反共政客渐渐失势，主张越南统一的民族解放阵营势力壮大。1965年，阮文绍成为了南越亲美政府的实质领袖，美国为阻止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统一越南，于1965年扩大战争，越南战争进入全面战争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印度支那地区的政策发生变化，为了联手对付苏联，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调整了美法关系，鼓励和帮助法国重返越南。自1949年至1953年杜鲁门下台，美国政府给法国提供大量物质资源帮助，同时不断劝说法国继续在越南与北越政权作战。1953年，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他反对杜鲁门的经济援助，认为所谓的援助缺乏战略主动性，美国开始策划军事干预越南，如美法联合行动等。由于美国国内争议和法军奠边府的惨败以及法国主战派的倒台，美国的军事计划最终未付出行动。1954年7月20日，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议，并规定印度支那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美国政府坚决反对以维护印度支那地区和平为目标的日内瓦协定，并扶持吴廷琰政权，为越南战争最终爆发埋下祸根。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上台，为了镇压越南民族解放阵营和维护吴庭艳政府，美国秘密发动了特种战争，越南战争爆发。1963年底至1964年，吴庭艳政府垮台，为扶持南越亲美政治势力(以阮文绍为主)，1964年上任的美国总统约翰逊鼓吹扩大战争并制定“34A行动”，最终导致越南战争全面爆发。

印度支那地区的局势对中国影响重大，美国间接干预(唆使法国)和直接干预越南政治的目的之一便是围堵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对中国采取了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方的战略安全任务主要是防止来自美国的军事介入和美国支持下中国国民党的卷土重来。

中国抗美援朝战争行动，让美国政府坚定认为中国是东南亚威胁的主要根源。1954年4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使用“多米诺骨牌效应”来说明阻止印度支那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必要性。这一理论后为约翰·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继承，随着北越势力的壮大，美国政府不断加大对越南的干预力度，不顾他国反对，于1961年发动特种战争，导致越南战争爆发。越南地区的不稳定和美国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的战略措施，使得中国长期面临着边境危机和战略围堵的问题。因此，中国一直尽力帮助越南军民发起的抗法、抗美运动。特种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领导人感到，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中国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还与60年代中国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有关。在60年代，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一方面，中国同美国的对抗在继续。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持续恶化、中苏边境事件频发、中方失去了来自苏联的经济支持。中国领导人认为应该“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以打开外交局面，在这样背景下，中国更加坚定了援助越南对抗美国入侵的决心，中方与美方在越南问题上的战略冲突进一步加剧。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1950年1月18日，中方与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是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1954年，为促进日内瓦会议在越南和平问题上达成意见一致，中国政府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此，苏联和北越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评价：1954年7月21日，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日内瓦会议最后一次发言中指出：“日内瓦会议表明，在解决紧急的国际问题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有着巨大的积极的重要作用的。”7月22日，胡志明发表号召书宣布：“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日内瓦协议的签订，结束了法国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分化了美英法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美国，打破了其制造东南亚紧张局势，争取对东南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计划，推迟了美国对印支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步伐。

1950年4月，北越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干部，到越南军队指挥机关担任顾问，介绍中国军队建设和作战经验，帮助越南军队建设，协助组织指挥作战。中方应越南民主共和国请求，派出军事顾问团赴北越帮助越南抗美。军事顾问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越军组织指挥作战，消灭法军有生力量，夺取抗法战争的胜利。军事顾问团入越后，先后协助北越军队组织了边界战役、红河中游战役、18号公路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上战役、1953年至1954年冬春作战和奠边府战役。由于中国的大力援助和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全力协助，这些战役都取得了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在越南抗法战争中，中国援助越南人民军枪支15.5万余枝(挺)、枪弹5785万发、炮3692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枚、汽车1231辆、军服140多万套、粮食及副食品1.5万吨、油料2.6万吨，以及大量的医药和其他各种军用物资。

1961-1964年，美国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进行特种战争时期，继续实施同美国缓和关系的外交方针，为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对采取了“脱身”政策。除在舆论方面给以宣传性的支持外，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则较少。直到“”之后，苏联才开始调整其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政策。这导致了在越南战争前期，越南抗美势力迫切需要来自中国的援助，而中国也积极回应越南的请求。

中方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侵略、支持越南抗美爱国斗争的立场和原则。1961年4月中旬以后，外交部和《人民日报》不断发表声明和社论，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美国在企图扩大老挝内战的同时，加紧进行对越南南方共和国的干涉行动，不能不表示严重关切”。同年5月，周恩来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严重关切美国这一步骤所造成的危险形势，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6月12日，周恩来在以范文同为团长的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国宴上，严厉谴责了美国一贯破坏《日内瓦协议》和加紧侵略和干涉南越的罪行。

中国为越南提供了价值可观的经济建设方面的各种物资款项。1961年1月31日，中越两国签订有关中国向越南提供长期贷款和成套设备的协定，同时签订有关两国1961年相互供应货物议定书等文件。根据这些文件，中国将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1.4175亿卢布长期贷款。此外，中国还将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新建和扩建冶金、电力、轻工、铁路等28个工交企业。1962年，中国对越南供应的材料、设备的质量从外观、包装到制造质量都比过去有很大改进，在数量上时间上基本满足了越南施工的需要。这一年，全部或部分投产的项目有：太原电站、南定纱厂通风工程、海防鸭毛加工厂、高压线工程、河内灯泡热水瓶厂、河内轮胎车间、海防毛纺厂、一号厂、二号厂、河内预制构件厂、海防预制构件厂、越池农药厂和西湖油库13个项目。

中国向越南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从1962年到1966年，中国无偿向越南南方共和国提供各种枪支27万支、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万套、布匹400多万米。其中许多装备，是刚刚研制成功，尚未装备人民解放军部队，就提供给了越南。当越南方面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民解放军动用库存，抽调现役装备，也要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在美国实行海、空封锁的情况下，中国海员冒着生命危险，把船开到越南南方附近海面，把用塑料袋包装的大米顺潮漂放，送给越南南方人民。中国还在海南岛建立了援越港口基地，并开辟了从柬埔寨到越南南方共和国的运输线。

由于实施“特种战争”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美国决策当局开始考虑扩大战争，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旨在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从根本上改变抗美救国路线。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制定应急计划，准备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实施空中突击，公开施加军事压力。1964年8月4日，约翰逊政借口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在北部湾遭到北越鱼雷快艇的攻击，决定对北越实行报复性轰炸。美国军队出动64架次的战机，对北越的4个巡逻艇基地和1个主要油库进行轰炸。8月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 “东京湾(即北部湾)决议 ”，该决议的通过使美国行政当局获得了进行战争的最大行动自由，为约翰逊政府扩大战争铺平了道路。“北部湾事件”的发生，是时局转换的重要关节点。

在“北部湾事件”前夕，毛泽东已经对中国周边环境的恶化开始警觉，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时就表示，“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至“北部湾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和越南取得联系，商议作战事宜。1964年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命令有关军区和军兵种部队进入战备状态。8月6日，周恩来作出《关于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越南的示威活动指示》，并指示有关方面：“援助越南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命令昆明市和广东军区的空军和海军进入备战状态，并向中越边界地区派遣4个空军师和1个高炮师。10月5日，毛泽东同胡志明助手范文同等人进一步探讨了当美国把战争扩大到北方时越南如何应付的问题。

1965年2月7日，南越民族解放阵营的武装力量袭击美国军队基地，取得波莱古大捷，共击毁、击伤美国飞机20架，击毙、击伤美100多名。美国总统约翰逊以此为借口，下令实施早己制定好的“火箭行动”轰炸计划，对越南北方进行报复性的猛烈轰炸。3月2日，美国对北越进行持续的战略轰炸，总统约翰逊下令实施“滚雷计划”。3月8日和9日，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3500人在岘港登陆作战，美国的地面部队大规模开始进入越南南方共和国作战。越南战争由此从“特种战争”阶段发展到“全面战争”阶段。美国在越南实行军事升级的同时，也对中国进行露骨的威胁，例如派用军用飞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侦察、投掷炸弹、大造宣传舆论恐吓中越政府等等。

中国对美国的战争威胁做出了强烈回应。1965年2月，向越南南方派出地面部队后，中国政府于2月9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的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侵略，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置之不理，而且是做了准备的。”2月10，在中国首都举行了有150万人参加的集会，支持人民的斗争。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亲自参加了这次集会，向世界显示了中国坚决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的决心。6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下令美地面部队在直接参战；坚决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关于“在必要时，呼吁北方和友好国家的军队志愿进入南方抵抗侵略”的立场。同时表示：“我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将在得到越南人民呼吁的时候，立即派出支援人员到越南去，同越南军民并肩战斗，直到把美国侵略者赶出越南。”1965年10月，中国确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是：立足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准备，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中国进入临战状态。

自1965年开始，中越双方就派遣中国支援部队入越问题进行协商。1965年4月，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国防部长率越南代表团访问中国。在中越双方的会谈中，越方向中国党和政府正式提出了中国向越南派遣支援部队的请求。刘少奇代表中国方面明确回答：“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斗争，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义务”。这次会谈，中越两党达成了关于中国向越南派遣支援部队协议。5月16日，胡志明表示，希望中国能派出部队到河内以北抢修公路，并把越南后方一些地区的后勤工作包下来。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工程部队承建。

196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签订了《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内容如下：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供人民币10亿元的无偿援助。第二，中国向越南政府提供成套设备项目，金额为人民币5亿2240万元，中国向越南提供物资176项，金额为人民币3亿7000万元，中国将1963年借给越南粮食10万吨和1963-1965年为越南代购的粮食、化肥，除已归还的粮食、化肥以外的其余部分，全部赠送给越南，金额为人民币1亿零60万元。第三，中国向越南提供大米、大豆、绿豆、味精、食盐、奶粉、干蛋白、棉帆布腰带、棉帆布背带、混纺毛毯、棉绒毯、帆布、帘子布、帐篷、纸芯线、通讯设备器材、柴油机、甘蔗压榨机、机械零配件、电工器材、炭精条、干电池插座、仪表、汽门咀、手推车零件、拖拉机、军用运输船配件等物资。

1970年至1973年，美方采取军事逐步降级的方式，与越南边打边谈，美越南局势稍缓，中方军队陆续回国。这段时间中方对的援助以经济援助为主。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1970-1974年共产党对军事与经济援助情况的报告指出：自1970年，中国的援助第一次超过，其援助的总数大约为1.8亿美元，而苏联则是9000万美元。1971年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在越南河内签订了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军事、经济物资援助协定，仅1971年中国就与越南签订了7项无偿援助协议，金额折合人民币36亿元，占该年度中国援外协议总额度的49%。。此外，据北越外汇局副局长梅佑益的结算报告：自1964年至1975年，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向越南援助678701874.36元美金，其中中国为626042653.52美金。

因地理位置原因，各国对越的援助物资都需经过中国到达越南民主共和国。1965年至1968年，中国平均每年助越南运送约10万吨货物；从1969年起，数量有了一定减少，但1971年后数量趋于增加。这一时期，中国及时安全地转运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物资达179列5750车皮。1969年９月，在与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的会谈中，毛泽东主席同意把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湖南省四省区建成为援越基地。中国西南四省立刻建立援越小组并马上与越南对口省进行谈判。根据分配，广东省援助越南广宁省20个项目：广西省援助越南谅山省13个项目、高平省12个项目；云南省援助老街省13个项目、莱州省15个项目、河江省12个项目；湖南省援助和平省16个项目。

中国是向越南出口物资的主要国家之一，满足了越南在战争中的生产恢复及人民消费的需要。越方主要进口粮食、食品、消费产品、原料、成套设备、单个设备等产品。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越南政府经常通过贸易途径临时提出急需物资的要求。为了配合越南从和平时期转为备战状态，中国对外贸易部指示各进出口公司：“急需的援助和需提前交运的进口产品，优先抓紧组织发运。对其出口产品注意照顾越方新情况中的新安排，临时增供的某些商品，虽未找到用户就接受下来再找用货部口，配合他们疏散物资。了解越方的要求和意见便协助，并把协助他们解决各项具体问题作为政治任务，作好备战的配合工作。”

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在1965年至1968年期间是170798吨，1969年至1972年达761001吨，1973年至1975年为620354吨。1965年至1968年，中国帮助越南建设了８个军事工程，总价值约几千万卢布，分别为建成及扩大了z1和z2、铸造迫击炮子弹、生产B40子弹和反坦克车的手榴弹、生产迫击炮的爆炸管及火引、维修轻机枪和重机枪等工厂。按照越南国防部后勤总局的综合报告，中国1969年对越南的军事援助总价值约2.5亿元人民币；中国1970年给越南的军事援助趋于下降，为1969年的34％，重量为9800吨，相当于8665万元人民币；1971年升为218998吨，1972年达到382311吨，1973年为474000吨。1973年至1975年，中国支援越南的军事物资的总重量约达677104吨，价值为20亿元人民币。

从1965年2月美国批准实行“滚雷”作战计划起，到1968年11月实行“全面停炸”止，美国空军总共对越南北方空袭10.77万次；投弹258万吨，平均每平方公里投弹16.2吨，其密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飞机出动量，每天约300架次，最多达749架次。在严酷的环境中，中国支援部队与越南军民并肩作战，完成了预定的防空、铁路、工程和后勤保障等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部队，在北越执行任务。先后入越的部队共23个支队，95个大队另83个小队，总计32万余人。1965年至1975年，在越南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援越部队共伤亡5270余人(其中牺牲1070余人)。

第一阶段从1965年6月开始到1970年7月结束。这一阶段是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根据越方的要求，中国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修建和抢修铁路、公路、机场、通信工程、设防工程等任务，协助越南北方军民保卫北方的领土和领空。至1968年3月止，先后入越的部队共23个支队、95个大队另83个小队，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为17万余人。1968年3月，美国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被迫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逐步降级”，把轰炸范围限制在北纬20度线以南地区，并于5月10日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巴黎开始进行和平谈判。10月31日，约翰逊宣布，完全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炮击和海上袭击。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时期。第一阶段出国执行任务的中国支援部队，在完成既定任务后，于1970年7月全部撤离回国。在5年多的艰苦作战与施工中，中国支援部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其中防空作战部队共对空作战2150余次，击落敌机1707架，击伤敌机1608架。工程保障部队修筑坑道2.56万余米、各种工事300余个；新建、改建公路7条，长1206公里；新建铁路117公里，改建铁路362公里，抢建便线便桥98公里；修建机场1个，修建飞机洞库2个；架设陆地通信线路330杆公里；铺设海底通信电缆90余公里。

弟二阶段从1972年5月开始至1973年8月结束。1972年5月8日，美国尼克松政府借口越南在南方发动春季攻势，突然下令恢复对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并对越南北方重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设水雷，实行全面海上封锁，企图以此迫使越南在巴黎谈判桌上让步。停息3年的战火又在越南北方燃起。应越南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除同意开通中越之间海上航线，向越南运送粮食和其它物资外，再次派出支援部队进入越南北方，担负陆上运输和海上扫雷等任务，并向越南输送油料，协助越南军民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先后投入部队、地方武装，出动大批车辆、机械，铺设野战输油管159公里，并新建、扩建了油库、泵站、通信设施和铁路专线等工程，计完成土石方10万多立方米，按期与越方铺设的输油管在边境线接头。大量的汽油、柴油经此源源流向越南。

根据中越两军协议和1965年7月24日越军总参谋部的请求，中国防空部队于1965年8月开始入越，1969年3月全部撤出。中国高炮部队主要担负越南北方河内至友谊关铁路线北宁至凉山段、河内至老街铁路线安沛至老街段和新建的克夫至太原铁路线以及太钢集团基地的防空作战任务，并掩护工程部队的施工。首批入越的中国高炮部队是高炮第61支队和第63支队。从1966年至1968年3月，以轮流作战的形式，中国先后又派出了高射炮兵第67、第65、第33、第31、第32、第62、第164、第35、第37、第170、第166、第19、第168、第34支队，共14个支队及部分独立高炮营、高射机枪连和勤务分队入越作战。先后共9批、16个支队、63个团和50个队属高炮营及部队高射机枪连等，总计15万余人。

1965年8月9日，高炮第61支队在安沛首次与飞机交战。当时，两架美国F-4C飞机低空进入中国部队的防区，早已隐蔽待机的中国高炮群突然开火，当即击落美国飞机1架，飞机坠落于安沛以南20公里的丛林之中，两名飞行员毙命。中国高炮部队首战告捷，虽然战果不大，但影响很大。8月10日，、防空空军司令部、越北军区均发出贺电。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和昆明军区也发出了贺电，指出：“你们打响了出国作战的第一炮，希望戒骄戒躁，继续努力，认真总结经验，作到打一仗，进一步，不断提高战斗力，争取更大的胜利。”9月8日，胡志明主席亲自为高炮第61支队授奖，9月18日，该支队又击落美国军队飞机4架，击伤1架。

1965年8月下旬起，美机对中国援越部队的空袭日益加剧。对此，中国于8月30日发出指示，要求各高射炮部队再接再厉，给美机以更加有力的打击。根据指示，援越高炮部队调整了兵力部署，研究了新的作战方法，取得宋化铁路桥、安沛、基地等防空保卫战的胜利。为了更有效在防空作战中，为了更好地对付美机，援越高炮部队在实施重点掩护的同时，还向美机往返必经之途和可能被偷袭之地，适时派出机动力量寻机伏击。据9个支队统计，在援越期间的机动伏击作战中，共击落美机125架，约占击落美机总数的20%。在3年9个月时间里，中国防空部队在越南共对空作战2153次，击落敌机1707架，击伤敌机1608架，俘虏飞行员42名。

越南北方的铁路主要有以河内为中心的5条辐射状干线，均为轨距1000毫米的昆明米轨铁路，路基、桥涵标准低、质量差；桥面低，受洪水威胁大；大桥、大站集中，目标暴露，容易遭到轰炸；缺乏迁回线，铁路联不成网，很难保障战时运输的需要。1965年春，美机开始轰炸后不久，越南北方的铁路运输基本就处于瘫痪状态。为了解决此问题，中国人民志愿工程队第1支队，于1965年6月入越，1970年6月撤出，该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组成，后改称“中国后勤部队第1支队”，辖8个铁道兵团、1个铁道勘察设计大队及防空分队，总兵力3万余人。

第1支队担负越南北方河友铁路、河老铁路的改建工程；修建铁路便桥、便线、迂回线等铁路战备工程；对11座铁路进行防洪加固；对越南北方河内以北4条铁路干线的反轰炸抢修等任务。中国铁道部队到达越南后，在抢修被美机炸断的铁路的同时，集中主要力量抢建新铁路线和改善旧铁路线。他们克服美机轰炸、酷热多雨、洪水泛滥以及材料供应等困难，于1970年6月5日提前完成各项工程。中国铁道部队不仅按时超额完成了越南北方的铁路修建任务，而且在抢修和反轰炸斗争中取得巨大战绩。铁道部队在越南5年多的施工过程中，新建铁路正线117公里，改建铁路正线362公里，抢建铁路战备工程正线98公里，新建铁路桥梁30座、隧道14条，新建和扩建各种铁路站段20个，架设通信线路1023对公里，辐射水底通信电缆近8公里，同时还抢修被美机炸坏的铁路设施达1778处次，排除定时炸弹3100余枚，修复铁路线路约157公里、通信线路约1420公里。

“北部湾事件”后，美国曾唆使南越军队多次袭击越南北方的南部沿海。此后，美国军队又不断派遣海军舰艇深入北部湾游弋，企图恫吓和阻拦越南北方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援。为了迅速加强河内、海防地区的防御能力，粉碎美国可能采取的新的军事行动，根据越方请求和中、越两国军队总参谋部的安排，中国国防工程部队、中国后勤部队约六万人参与援越。

中国国防工程部队，1965年6月开始入越，1969年11月全部撤出，由工程部、通信兵、炮兵等组成。主要任务有：构筑国防工事，修建机场和飞机洞库，架设通信线路。中国后勤部队第2、7支队，奉命于1965年6月9日和1966年12月15日，先后进入越南东北群岛和红河三角洲地区，担负紧急构筑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永久性设防工程任务。为了早日完成任务，第2、7支队克服重重困难，一面组织防空火力，积极打击来犯的美机，一面根据美机的活动规律，分散作业，适时集中力量突击。第2、7支队均超额完成了援越施工任务，并获得越南赞赏。为了加强越南的通信设施，1965年7月，经中越双方商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一个通信工程大队，帮助越南在莱州省、山萝和奠边府等地区修建通讯设施。10月，中国援越通信工程大队入越施工，至1966年7月，共架通信线路330杆公里，拉线894对公里，安装4个载波电话以及由其中一个电话站至越南西北区驻地的中继线。这些通信设施，有效地改善了越南西北地区的通信状况。

越南北方的原有机场不能起降喷气式飞机，对抗美作战影响很大。应越南政府请求，中国先后帮助修建了内排、安沛两个现代化机场和飞机洞库。内排机场是越南北方最大的空军基地，也是河内的国际机场，中国空军和中国民用航空局于1961年至1965年间，派专家组进行设计、指导，并提供成套设备和材料建成的。该机场的飞机洞库，由中国后勤部队第7支队负责设计和施工，于1968年9月16日开始施工，1969年11月5日提前竣工。安沛为越南西北重镇，原来没有机场。1965年1月，越南请求中国在此援建一个军用机场。经双方商定，承建该机场的中国后勤部队第3支队抵达安沛，于11月22日施工。经过3年又6个月的艰苦奋战，安沛机场于1969年5月31日竣工。这个支队在1968年9月开始援建的安沛机场飞机洞库工程，也于翌年10月27日提前完工。经双方验收，机场工程和洞库工程质量优良，1969年12月27日，中越两国军队总参谋部代表团在河内签署了工程交接书。

中国工程部队援越修建公路，是1965年5月16日毛泽东和胡志明在长沙市会谈时确定的。中国筑路部队1965年9月开始入越，1969年2月全部撤出，由工程兵、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等部队组成，归中国后勤部队修路工程指挥部统一指挥，下辖中国后勤部队第4、第5、第6支队和测设总队，共16个工程建筑团、1个民工总队、25个测量设计总队、4个钻探队及6个高炮营，约8万人。担负新建、改建越南北方第1、第3、第7、第8、第10、第11、第12号等7条公路的施工任务，并负责7条公路和第6号公路北段的反轰炸抢修任务。中国筑路部队用不到3年的时间，就于1968年6月提前全部完成了中越两国协议中所规定的筑路任务，共建成干线公路7条，全长1206公里，其中新建606公里，改建600公里；桥梁305座，总长6854米；涵洞4441座，总长4.69万米；完成路基土石方3050万立方米，并圆满完成了7条公路和6号公路以及2号公路北段的抢修工程。这些公路通车后，越南北方的公路交通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越南战争的进行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为越南战后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由于北越的抵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美国军队在越南战场的处境越发不利，再加上存在着中美缓和关系以联-合-对抗苏联的需要，自1969年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以来，他试图采取谈判、撤军等手段来解决越南问题。随着亨利·基辛格、美国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取得破冰，两国在越南问题上也取得了共识，在中美、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四方多次协商下，1973年1月27日，四方签字和双方签字仪式在克莱贝尔的会议中心举行。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阮维、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南越政府外交部长陈文林，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府，正式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即“巴黎协定”或“巴黎和平协定”)和附属于这个协定的三个议定书。美国军队于1973年开始撤离越南。1973年8月，中国援越军队全部撤离越南。

在巴黎停战协定签字5个月后，越南劳动党(北越执政党)中央形成第21号决议，决定继续走暴力革命的道路，直至统一全国。同时，南越阮文绍政权却因美国抽身而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陷入困境。尼克松在签署巴黎停战协定之前允诺继续向阮文绍政权提供充足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必要时甚至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报复性轰炸，以此保证阮文绍政权的安全。但随后美国国内情势的演变使尼克松无法兑现这一承诺。一是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立法禁止在印支地区再度动用美国军事力量，并大规模削减对阮文绍政权的军事援助；二是尼克松的窃听事件暴露，使其在美国国内威望大减，无力继续干预越南。从1974年秋到1975年初，北越判断力量对比和战场态势都明显出现了有利于己方的转化，认为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决心在1975-1976年发动大规模进攻，完全解放南方。1975年3月，发动总攻，1975年4月30日，南越政府灭亡，5月2日，越南全境解放，越南战争结束。

在巴黎协定签订、美国军队撤军至越南南北统一这一时期，中方在北越统一南越国过程中仍给予了大量军事物资和经济物资援助。1974年，应越方请求，中国对北越援助高达25亿元人民币(包括一般物资、军事物资、成套项目与现汇)，此外还单独给予南越的越南共和国2亿元的援助，总计27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统计中对越援助最高的一年(从1964至1975年)。1975年，中方向越南提供价值8. 5亿元人民币的无偿经济、军事援助以及5000万美元的现汇，但其中有2亿元是予以南越。1975年，中方援越约21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在这一时期，由于越南的扩张野心逐渐暴露，并且在援助问题上漫天要价，如1974年北越向中方提出81亿人民币的援助请求，中方对越南的军事物资援助和经济援助逐渐缩减，直至完全停止援越。

在遏制共产主义、进而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的目标驱动下，美国夸大中苏两国在东南亚的地缘战略企图，导致自己在越南这一次要地区投人过多的力量，使南越成为战略上的鸡肋，弃则有损自身的大国威信，守则牵累自身的全球目标。在中越军民抗美行动中，美国暴露出了其缺乏明确而坚定的战争目标、指挥体系紊乱等缺陷，被中越军队挫败其扩张企图，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优势地位遭到削弱。政治上，催生出“尼克松主义”，美国调整了对外扩张策略，转向适度收缩，重新定位全球战略，开始改善中美关系。经济上，战争耗费巨额财富，导致美国出现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经济滞胀。社会心理上，战争失败冲击了美国民众的精神与意志，导致孤立主义思潮再次上升。军事上，资金短缺影响了武器更新和军事发展，美国在传统军事和核军事力量上对的优势丧失，美国的战略收缩刺激了苏联的扩张欲望，苏联除在印支地区支持越南的地区霸权政策外，还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插手。美苏攻守之势发生转换，中美关系出现改善。

在国内经济环境欠佳的20世纪60、70年代，中国为援助越南付出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在经济上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在政治上，抗美援越有力地捍卫了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全和发展环境，挫败了美方通过对越南地区的干预来封锁、打压中越两国共产主义发展的战略企图。在越南战争期间，自1965年开始，随着苏联对越南影响的不断加强和苏联对中越关系的挑拨以及中越战略利益的背离，中国和北越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北越对中美缓和关系颇为不满，开始全面投向越南，这为日后的军事对峙埋下种子。1975年，越南刚实现统一就在印度支那地区谋求霸权，反对中国并试图蚕食中国领土和领海。中越关系的破裂、越南统一后展现的侵略者面目使得印度支那继续处于不稳定的危险状态最终爆发了越南侵略柬埔寨、中越边境冲突和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军事冲突。

中美两国在越南虽然严重对峙，但是一直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美国始终没有突破中国的底线，将战争控制在北纬十七度以南。为解决越南问题，中国和美国保持了联合的信息沟通，为了和平解决冲突，中方积极与美国取得联系，这使得中美双方外交关系得以改善。随着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挫败，美国的战略收缩减轻了中国压力，但国际形势开始向有利于苏联扩张的方向发展。自1965年越南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矛盾尖锐，纷争不断。中国强调援越物资运输的计划性，则强调非常时期特殊情况应特殊处理，中苏之间无法良好地进行沟通。中方的反苏情绪、苏方官僚主义和对中国的不满，以及争取，而中国要防止越南向苏联倾斜等种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导致两国在分歧日益增大。苏联加强援越后，越南对苏式先进武器的依赖，使越南与苏联的关系日趋密切。而对中国来说，这时却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越苏走到一起，使得中国戒心倍增，担心在美国军队退出越南后，苏联干预越南政治，形成对中国的威胁。此外，中苏频繁出现边境冲突等其他因素，加速了中苏关系破裂，最终导致中美双方联合对抗苏联。

中国的抗美援越，为越南的统一和战后发展提供了帮助。中国高炮部队的防空作战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对抗美国军队提供了有力保障，中方出色为北越完成了约定的防空、铁路、工程和后勤保障等任务，并捐赠了大量军事物资以及经济援助。中方在援越期间，积极和美国就越南问题展开交流并推动了停战协议的签订与具体内容的确立，为表示诚意，美方对此在谈判前后多次放缓攻势，为避免中美双方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美方始终没有越过与北纬十七度线。中国在越南问题上对美国的强硬态度和其对越南的大力援助，客观上减轻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正面战场上的压力，促进美越停战。中方为北越修建的公路、飞机场等设施保障了越南战后的恢复与经济建设。

抗美援越最终结果是美方撤军，美方完成撤军不久，北越就对失势的南越阮文绍政权发动总攻，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并在国际上取得合法地位，在印度支那地区采取侵略和蚕食战略。中方的抗美援越让越南民主共和国获得了足够的帮助，然后得到了资助后的越南在越南战争期间就已经表现出不顾中越友情的举动，公然投靠威胁中国的苏联，并提出重新划定北部湾和中越陆地边境线的主张，试图获取中国领土。在完成国家统一后，越南暴露其侵略者的面目，破坏印度支那来之不易的和平，对周边国家造成了恶劣影响。

仅部分节选：

铁道兵博物馆：铁道兵博物馆位于中国四川省乐山市，从2008年开始筹建，于2012年6月正式对外免费开放。建筑面积2330㎡，占地10亩，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主展馆和成昆铁路纪念碑广场两个区域，其中铁道兵主展馆里藏有抗美援越中铁道兵的遗留物。

烈士陵园：根据中国大使馆2005年编撰的《中国援越抗战烈士名册》，1951年至1976年间，牺牲并安葬在越南的中国烈士共有1446人，其中抗美时期援越部队官兵和工程专家、技术人员1430名，使馆和新华社工作人员2名，以及访越艺术团人员8名。按照当时中越双方达成的“就地安排”原则，这些烈士被安葬在越南各处烈士陵园中。越南嘉林烈士陵园葬有中国援越烈士49人，他们中有军事顾问团成员，有后勤支队指战员，也有援建红河大桥的专家。陶美陵园是越南境内安葬中国烈士最多的陵园，建园已有40余年，葬有217名中国烈士。盛兴、朗达两个中原地区烈士陵园，葬有长眠于此的243名中国援越抗战烈士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