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年～1828年），出生于西班牙富恩德托多斯镇，西班牙浪漫主义画家。

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自14岁起在画家何塞·卢赞·马丁内斯（José Luzány Martínez）的指导下学习，后移居马德里，跟随宫廷画家安东·门斯（Anton Raphael Mengs）继续深造。在18世纪70年代，他创作了《阳伞》等作品，之后于1786年成为西班牙卡洛斯三世的宫廷画家。直到1808年拿破仑·波拿巴入侵西班牙后，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的调色板在他创作一些著名作品时变暗，这些画作包括《1808年5月2日》和《1808年5月3日》。之后，他流亡在法国波尔多，并于1828年4月16日去世。

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的代表作有《裸体的玛哈》《着衣的玛哈》《巨人》等。

1746年3月30日　出生于萨拉戈萨附近的福恩特托多司村。父亲是一个贫苦的祭坛镀金工匠，母亲出生破落贵族。

1760年　戈雅随父母迁居萨拉戈萨，并被送进修道士赫阿津的学校 学习。萨拉戈萨是一个民风强悍、富有斗争传统的城市。这里的风土人情、民间习俗曾给戈雅以极大的影响，形成了他坚强不屈的气质。

1763年 戈雅前往马德里投靠同乡宫廷画师弗朗西斯哥·巴耶乌，两次投考圣费南多皇家美术学院，都没有被录取。(另一说为没有拿到奖学金而作罢)

1769年前往意大利旅行，参加了帕尔玛美术学院的绘画竞赛，获得了二等奖。

1770年 戈雅在德里·比拉尔圣母教堂和萨拉戈萨附近的卡尔特吉教团的阿乌尔·德伊僧院画了若干幅宗教画。

1773年 再次回马德里并结婚定居，妻子是好友画家弗朗西斯科·巴依也乌的姐妹霍塞法。

1776年　通过巴依也乌的介绍，戈雅从安东·门斯那里接受了为皇家圣巴巴拉织造厂绘制第一批葛布兰花毯图样的任务。

1779年　受到国王卡洛斯三世的接见。

1780年　被选入圣费南多皇家美术学院。

1784年　由于一幅描绘圣虽尔纳金·西恩斯在阿里方司·阿拉贡王国面前布教的油画，第一次博得官方好评。

1785年　戈雅在官方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在圣费南多皇家美术学院任副院长。

1786年　任皇家织造工厂的美术领班。

1786年　获宫廷画家的称号。

1792年　戈雅身染重病，丧失了听力。

1803年　查理四世国王接受了戈雅的献礼《狂想曲》。并给他的独生子颁发了养老金，并使戈雅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宗教裁判的迫害。

1808年　西班牙被拿破仑·波拿巴军队占领，他创作了一批富于激情和逼真表现力的悲剧性作品。

1824年　戈雅在波尔多西班牙自由侨民法国中心度过最后四年。

1828年4月16日　病故，享年82岁。

戈雅出生于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王国自治区的首府萨拉戈萨附近的小村，父亲是农民，家境贫寒，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14岁时一位教士 发现了他绘画才能，鼓励他父亲将他送往萨拉戈萨，随何塞·鲁赞·伊·马尔蒂尼斯学画4年，1763年到马德里投靠同乡宫廷画师弗朗西斯科·巴依也乌，两次投考圣费南多皇家美术学院，都没有被录取。

1769年戈雅随一队斗牛士去意大利旅行，参加了帕尔玛美术学院的绘画竞赛，得了二等奖。此后，他从师于一位那不勒斯画派的画家何塞·鲁赞·伊·马尔底涅斯。

到1770年左右，戈雅又在德里·比拉尔圣母教堂和萨拉戈萨附近的卡尔特吉教团的阿乌尔·德伊僧院画了若干幅宗教画。

他在1771至1772年间画的那些画表明，他已经相当好地掌握了巴洛克的传统，并且也说明了他对大块明暗风格的爱好。我们还可以感觉到戈雅作品的影响力和突出的表现力。（如作于1770年的“基督殉难图”）但是谁也不能凭这些东西预告未来的戈雅。

1773年再次回马德里并结婚定居。妻子是好友画家弗朗西斯科·巴依也乌的姐妹霍塞法。也正是由于巴依也乌的关照，戈雅的生活有了改变。通过巴依也乌戈雅从孟格斯那里接受了为皇家圣巴巴拉织造厂绘制第一批葛布兰花毯图样的任务。其草图明显受当时宫廷指导的古典主义风格影响。后来他有可以进出宫廷，自己研究委拉士开兹的作品，将宫廷收藏的委拉士开兹的作品翻刻成蚀版画，形成自己的风格，他曾经自称自己有三位老师：委拉斯开兹、伦勃朗·范赖恩和自然。

绘制葛布兰花毯画图样对戈雅的今后的艺术之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图样或画稿并不需要像油画所必须具备的那种学院派的完整性，这就使得年轻的戈雅可以更直率、更真挚地表现自己的幻想。除此以外，尽管必须接受孟格斯的指导，但是为葛布兰花毯所规定的题材却是带有民间的特色和取自当代生活的；因此，戈雅有极好的机会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幻想。

作于1778年的“陶器市场”相当明显地显示了戈雅艺术的主要优点。绘画表现的鲜明性，人物同背景的完美融合，构图的貌似杂乱的丰富性，为每一个仿佛信手拈来的人物增添了温柔气息的灵活用笔，使每一个农妇如同贵妇一般尊严，使每一件陶器富有夏尔丹静物式的家常趣味的18世纪优雅气派一一所有这一切都是戈雅径自创造的，虽然也并未脱离欧洲的、委拉斯开兹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和法国的极尽精致的传统。但是，在这幅画里，已经感觉到戈雅的独一无二和无与伦比的手笔：在画面上看得到一种信心、果断，一种出人意外东西的存在；每一个人物都是生动感人的，而且也是各有千秋的。戈雅温情脉脉地爱着他所描绘的人们，但也不无一点倨傲的笑意。

1780年由于其画作《基督受难图》被聘为圣费南多皇家美术院成员，1785年成为副院长，1789年国王任命他为宫廷画师，在此期间他画了许多宫廷成员及贵族的画像，明显受委拉士开兹画风的影响，当时西班牙是一个宗教法规严厉的国家，禁止描绘裸体，他敢于画《裸体的玛哈》(玛哈是西班牙语“姑娘的意思)，由于被人告密，第二天要来检查，他连夜绘成《着衣的玛哈》，成为传奇，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将《裸体的玛哈》印成邮票，成为集邮界热门的收藏品。

1792年因耳聋辞去美术院职务，开始创作带有色彩的蚀版画，用风俗画的方式讽刺教会和国家，1803年完成创作了版画组画《狂想曲》，用各种希奇古怪的人物代表来进行讽刺。

1799年他被任命为宫廷首席画师，1800年国王卡洛斯四世让他为自己全家画像，他将一家画成的群像没有受到国王的觉察，甚至还受到赞赏，但后人根据其姿态表情，可以欣赏成“刚刚中了彩票大奖的杂货商和他的一家”。

戈雅是1808年5月2日西班牙人民起义的目击者，并站在人民起义一边，戈雅用自己的画笔热情歌颂了西班牙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反抗的爱国主义精神。1808年拿破仑·波拿巴入侵西班牙后，他于1814年创作了《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又称《1808年5月3日》，是一幅描绘法军镇压起义者暴行的悲剧性作品，一幅英雄主义悲壮激昂的画面。画家戈雅将要被杀害的起义战士置于画面上方的视觉中心，突出三个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右边是一位僧侣，在就义前，正在作最后的祈祷；中的一位位农民，看上去有着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神情坚定地望着夜空，无惧无畏；画家戈雅着意描绘一位愤怒之极、高举双手的市民，义正词严痛斥敌人暴行，这是人类英雄的伟大形象。画家戈雅以马德里的夜景作为画面刑场的背景，意在表现黑暗笼罩着西班牙。画面聚光于起义者形象，而将法军置于暗部，形成强烈的明暗对比。又在地面置一灯笼，使一部分光由下向上放射，造成一种动荡不安的气氛。原作现收藏于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

农神吞噬其子

他后来又创作了许多关于战争、死亡、疾病的主题，他的画作《萨坦吞吃自己的孩子》描绘的是希腊神话中萨坦为了防止自己的子女争夺神位，将孩子一个个吃掉的场面，但描绘的萨坦类似魔鬼，活灵活现地在吞噬一个成人。

1824年，他辞去宫廷画师职务，妻子已去世，他年老孤独，独自在法国波尔多疗养，一直到生命最后岁月还在作画，仍然创作了《波尔多的卖牛奶姑娘》肖像。他最后在波尔多去世，遗体于1900年运回西班牙，安葬在马德里郊外的圣安东尼·德·拉·弗罗里达教堂，这座教堂的壁画都是他创作的。

意大利的美术史学家文杜里评价他：“他是一个在理想方面和技法方面全部打破了十八世纪传统的画家和新传统的创造者……正如古希腊建筑罗马的诗歌是从荷马开始的一样，近代绘画是从戈雅开始的。”

他的许多作品收藏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

46岁，戈雅成了聋子。不是路德维希·范·贝多芬那样的严重耳鸣，也不是英国画家雷纳尔多的半聋，而是死一般寂静的全聋。喧闹的马德里，在他眼前是无声流淌、跃动的人群。贵族妇女举办的聚会上，闪烁的衣饰，晃动的人影，张合吞吐的嘴唇，吞咽美酒，咬嚼佳肴，撇嘴的讥讽，露出牙齿的大笑，脸部的神情，酒后跳起的放肆、充满情欲的舞蹈。他再也不能靠听来的言语理解这世界——他只有深深地 注视着这些浮动跳跃的影像，用他天赋的锐利目光。

戈雅聋了以后，在西班牙贵族妇女中依然很受欢迎。他是宫廷画师，贵族们找他画像几乎让他应接不暇。女人们尤其喜欢他。在她们眼中，戈雅是画家，更是男人——这种任性的风气一半是西班牙固有，一半因为皇后玛丽·路易萨半公开地有许多宠臣，皇帝查尔斯四世并不介意。贵族婚姻是权力联盟的产物，在此之侧，强烈的感情公然存在。有两位殿下的榜样，在上流社会的交往中则不免产生许多风流韵事。

戈雅的地位，也是婚姻带给他的——他的大舅子佛兰西斯科·拜埃是科学院院士，也是国王的首席画师。20岁的戈雅没有考取马德里的皇家艺术学院，便去意大利学画。在帕尔马拿了一个绘画竞赛的奖，又回到西班牙向拜埃学画。29岁，戈雅和约瑟芬·拜埃结婚。佛兰西斯科·拜埃信仰古典主义，熟读温德曼的艺术史。他赏识戈雅的才能，因此经常批评戈雅似乎缺少控制的画法。不过，他把戈雅带到首都马德里，帮他拿下了为皇家壁毯做设计的合同。拜埃去世那年，戈雅为他画了像。画像里没有反映多少尊贵和成就，而是一个眉宇不展，忧心忡忡的平凡人。

戈雅为宫里所做的壁画系列，虽然模仿洛可可风格——这也许是皇后的要求，来自意大利的玛丽·路易萨瞧不起法国人，但每年往巴黎大量订购衣服、油膏、装饰品。画中的人物模特是贵族男女穿了平民女子(玛哈)和平民男子(玛约)的衣服，歌舞游戏，虽然一切都少不了装模作样，戈雅自身的风格也按捺不住地露出头角。肯尼克拉克指出，人物强做欢笑的表情和木偶般僵硬的动作，纯粹西班牙式的阴郁风景，都是日后狂想画的先声。

马德里的玛约(majo)、玛哈(maja)类似北京的顽主。他们以讲纯正、华丽的卡斯蒂尔语为荣，以穿着讲究、标致为荣，以身为古老西班牙的一分子为荣。他们的西班牙，坚韧刚强，嗜血而骄傲。人们喜欢狂暴的娱乐，不但男子必须勇武，女人也很有男子气。戈雅年轻时在马德里，有四年都做玛约打扮。短裤、宽腰带、斗篷，几乎能盖住脸的宽沿帽子，袜子上别着短刀。他在骨子里是个玛约。他的画里，这些扮成平民的贵族们，形貌、动作、情绪反应，无一不假。

在一幅画中，贵妇们扮成平民少女抛稻草人，稻草人柔软的肢体，“女孩们”心不在焉的神情。表演的快乐之下，没有真实的东西。戈雅对虚假和空虚的惊人把握，几乎是无意识地渗透到画布上。虚伪，是超出他能力之外的东西，然而妇女们优美的姿态，红润的面庞，轻盈的运动，亦能取悦观众。

阿尔巴女公爵是西班牙美女，大概也是西班牙最任性的女人。她公然和戈雅去平民区的酒馆，看戏剧，吃饭，她也去戈雅的工作室和他幽会。她丈夫是佛罗里达布兰卡侯爵，结婚后用妻子的头衔成为阿尔巴公爵。公爵性格柔弱，身体更弱，但是他的忽然去世还是激起了马德里的纷纷议论。流言说是女公爵的情人之一，一位医学博士下的手。

戈雅给阿尔巴正式的画像，总显得隔膜。尽管色调整齐又辉煌流动，人的性格却不显露。技巧的完美，模特的完美反而成为了屏障。一幅画中女人的手清晰地指着地面上戈雅的签名——这似乎印证两人之间的联系。

戈雅和女公爵的冲突，按照小说家言，是女公爵对戈雅的召唤，往往是戈雅在国王、王后有差使的时候——并没有和皇后对着干的意思，只是戈雅情欲难捺，女公爵把他的魂都招去了。他不惜编造小女儿生病的借口，不去想自己作为宫廷画师的前途，托辞溜走，去赴约会。后来戈雅小女儿果然生病死了，戈雅陷入痛苦，认为是对自己的惩罚。而女公爵对他忽冷忽热，身边又有其他年轻才俊，更使戈雅情绪如过山车，不能自已。女公爵的脸，是戈雅所看到的真正面目：“是她那漂亮、高傲、十分虚伪、十分天真而又十分淫荡的面孔的本来面目，是享乐、诱惑和虚伪的化身。”

戈雅自认影响他的有伦勃朗·范赖恩、委拉斯贵支和自然。伦勃朗创造了铜版画的几乎所有技巧，伦勃朗的铜版画在于精细，戈雅是充分利用了单一色调所能营造出的运动、情绪与氛围。

盛行于中世纪的疯子和愚人画，也是戈雅绘画的另一主题。显然，这是神权之外的“辖地”，也是相对较自由的艺术表现领域。异端法庭规定不可以画裸体，也不可以画出圣母的脚。而表现疯人院之癫狂的幌子下，尽可以铺陈赤身露体。博西、布鲁盖尔笔下的愚人面目扭曲丑恶，也通过画面上展现他们行径的前因后果，突出愚人在智力上的缺失，而戈雅笔下的疯人体格有如古典石雕般健壮，又被生命的汁液撑得饱满，他们或歌或啸，疯狂更像是外界强加于他们的处境，一种只能如此的宿命。

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中说，18世纪疯人们的处境变得很糟糕。早几百年，欧洲的疯人们有时竟被当作神秘的预言者，某种黑暗智慧的喉舌。疯人们和麻风病病人被赶进医院，戴上锁链，穿上紧身衣，放血，服药，以使他们恢复正常。虽然戈雅被何种情绪推动着作画已不可考，但是压制、枷锁、高墙、坚壁与疯子的自得与自足，处境的悲惨，以及神秘不可知的气氛又是那样紧致地结合在画面上，给观众一种高度浓缩、强烈冲突的复杂冲击。

1814年，拿破仑·波拿巴战败，西班牙回到了费迪南七世手中。新国王没有找戈雅的麻烦，但是希望戈雅画一幅表现1808年波拿巴王朝镇压西班牙人反抗的画。戈雅先后画了两幅。第一幅构图有彼得·鲁本斯的痕迹：画面上的屠杀者——深色皮肤的埃及马木留客奴隶雇佣兵正对着观众，瘫倒的尸体是他在版画中常用的双手上摊姿势，也有西班牙青年把骑兵从马上拽下来的英武。然而这幅画戈雅并不满意，遂又画了第二幅，就是《5月3日》。

绘画史上再没有哪一张画，能这样清晰、直接地表现强权对平民的镇压，不绕一点圈子，不讲一个故事，不摆一点姿势。也许正是这张画，让许多人开始喜欢戈雅。

对比《5月3日》与《5月2日》，能看到戈雅在后一张画里抛弃了讲故事，作历史画的企图。人物的服饰，种族特征都简化掉了，根据构图的需求来安排。黑暗也隐去了时代背景和语境，所有精神要素都整合起来，分成为两个对峙的阵营。

军队和士兵，形成严整的一方。军帽、军服、背包、军靴、刺刀、枪，统一在抽象、坚定、有秩序的形里。光从地上的灯笼里直射在被害者的白衬衫上，形成画面最强烈的视线中心。死者和将死的人们形成另一方，或委顿在地，如没有形状和生命的肉块；或掩面不能面对这最后的恐惧，或只有张臂这最后的生理反应。把有力者的严整与弱者的不规整形相对比，通过视觉图式来增强两方强弱的反差，在埃及和巴比伦的古代浮雕中也有类似的例子。然而，《5月3日》的主角是被夺去生命的人们。他们的苦难形成了一个不可撤销的控诉。既是瞬间的，又是永恒的。此画不可超越的艺术效果，使当代宣传画常不免征用它来做设计的素材。

也许因为耳聋，戈雅对嘴特别敏感。他画里人物的嘴绝不相似。一幅画作中的嘴如神秘的无声洞穴，微抿，讥讽，呻吟，质问，嚎叫，内容不可知，反而呈现出人物表情的新解读版本。戈雅把自己的房子称为“聋人屋”，逐渐深居简出，他在墙上画了20多幅壁画，被称为“黑色画”。

1824年，戈雅到法国波尔多定居，4年后逝世。

戈雅艺术博物馆（el Museo Goya- Colección Ibercaja）展示从十五世纪以来到近代的作品。它于1979年建立，前身是杰罗姆（Jerónimo Cósida）的故居，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美丽的民间建筑 。在一楼展出了十五到十八世纪的各种绘画和雕塑。二楼是专门展出阿拉贡王国画家的作品, 例如戈雅, 和一些同时期重要的画家，也完整收藏了戈雅从1778年至1825年的雕刻画艺术，三楼展示戈雅的遗产，他的作品对在十九，二十世纪的西班牙与阿拉贡艺术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戈雅博物馆原本属于杰罗姆（Jerónimo Cósida），于1535年至1536年建造，由胡安（Juan de Lanuza）设计。方型的庭院，环状柱子，石膏装饰和护栏，具有古罗马皇帝盖乌斯·屋大维时期的特色。

戈雅在1814年创作了《1808年5月2日》这幅油画作品，揭露了侵略军与雇佣兵对西班牙国土和人民的蹂躏，真实记录下西班牙人民可歌可泣的斗争场面。画家以自己的画笔作为武器，以缤纷的颜料作为弹药，使这次反抗侵略的英勇起义得以永垂不朽。

虽然原作现收藏于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但在萨拉戈萨的这个展厅里，人们可以看到《1808年5月2日》珍贵的创作草图。在画面中，马德里市民们毫无惧色地面对着持枪的法国侵略军，用尽全力跳起将入侵者拉下马，与他们展开殊死搏斗。戈雅不顾危险，在战争期间留在马德里，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画下了这些情景，用手中的画笔热情歌颂了西班牙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反抗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画作中丰富的想象、狂野而富有表现力的笔触和大胆的用色，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战争的激烈与紧张。这幅作品也是戈雅一生中最扣人心弦、最引人注目的杰作之一。

在《狂想曲》《梦呓》《战争的灾难》《斗牛》等系列版画作品中，戈雅更是以炽热的情感深刻地表现了对于人性、对于战争的思考。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包含着对祖国深沉的爱，对入侵者暴行的控诉，对权贵们昏庸的愤怒，也体现出对生命的理解。1808年法军入侵西班牙后，戈雅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创作了歌颂西班牙人民英勇抗敌的《战争的灾难》铜版组画。在温暖灯光的照射下，静静陈列于展柜之中的这组作品，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战争的苦难和人民的无畏英勇。动人的故事情节、张力十足的线条牢牢吸引着每一位观看者的目光。

现代欧洲绘画始于戈雅。他挣脱传统绘画的种种束缚，采用隐喻、反讽的手法自由而率真地表现对生活的所思所想，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与此同时，戈雅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画作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生活。他非常善于以小见大，抓取生活的某个细节或以各种小人物作为创作的对象。戈雅更加注重群众的力量，将原本平凡的人或物赋予史诗般的歌颂与赞美。

19世纪以降，受戈雅影响的画家很多，如奥诺雷·杜米埃、爱德华·马奈、巴勃罗·毕加索。他们从戈雅处吸取养分是有原因的。欧洲，尤其是巴黎，绘画传统太多，他们需要借戈雅的蛮力来突破，他们需要那粗糙、狂野、雄性来惊吓文雅的中产阶级们。然而，戈雅的力量是不可被工具化的，它简单强大，却顽固地居住在图形表达的中心，拒绝被异化进入意识形态范畴。最后几年他留下一些速写，人体、动作等始终最能引起他的兴趣，而他充满情绪动荡的头脑和身体，也慢慢地安静下来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Max Hollein：无论从任何一段时期来看，戈雅都是欧洲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不知疲倦地观察和触摸人性，这一点在其纸本作品上清晰可见，绘画和版画是戈雅丰富想象力的两个重要出口，他终其一生都在这两条路径上实践自己的艺术想法。作为社会大动荡的见证者，戈雅的艺术迅速敏锐到了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对于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面对现今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尤其能从戈雅的作品中体会出一种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