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树上结樱桃》是由
陈力执导,
师悦玲、
宁理、
缪婷茹主演的
剧情,影片于2013年4月4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改编自
李洱作品《石榴树上结樱桃》,讲述了女强人孔繁花参选村长的荒诞离奇故事。
电影描写了官庄村能干的女村长孔繁花积极筹备竞选下届村长,她召回了在沿海打工的丈夫做“捉刀人”替她写演讲稿并出谋划策。繁花充分利用了一切民主与非民主的策略,从容地周旋在村里传统与新兴力量的代言人之间,以为已将一切尽在掌握。但这时,计划外怀孕的村民姚雪娥突然失踪打乱了她的计划,并使村里原有的政治格局失去了平衡,为有志入主村委会的各路“英雄”创造了契机。一场追逐与逃避、控制与反控制的“竞选游戏”由此展开。在这场富于现代意义的的农村基层竞选战中,一切活动都是伴随着招商引资和寻找失踪的孕妇姚雪娥展开的,游戏规则的制定最终使结果显现出令人惊讶的走向和对任何自以为是者的嘲弄。最终,原先热门的人物相继退出了竞选舞台,而繁花无比信赖并视为接班人的村团委书记孟小红青出于蓝的复制并超越了繁花曾经的辉煌,同时解决好了村内各种复杂棘手的问题(包括
计划生育问题),成为了这个孔孟之乡的新主人。
《石榴树上结樱桃》是一部关于民主和选举的电影。西方的物质文明和
意识形态让人既爱又怕。电影所呈现的民主选举充满了黑色幽默,不同于任何国家,这是中国追求民主改革的一种方式。不可置疑的是,曾经无比封闭的中国农村不可能继续自外于世界,如同任何单个的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的一份子。对公平,尊严,自由和民主的追求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然无法阻挡。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非常有名,作者
李洱是目前中国新生代实力派作家,李洱的公众知名度和他在中国文坛受到的推崇是不成正比的。其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是该作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世界范围内都很受推崇,已被译为
德语、
日语、
朝鲜语、意大利语、英语等多种文字,原著小说在欧洲曾经引起过广泛关注,2008年底,德国总理
安格拉·默克尔访问中国,曾经将该小说的德文版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了中国总理温家宝,此事当时在中国曾经是重大新闻事件。李洱在接受中国一家著名报纸《
南方周末》的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一段话,非常好地诠释了这部小说:“很难想象,中国的农民坐在田间地头的时候,会谈到中美关系,海峡两岸关系,
中东战争,很多中国农民喜欢谈这些问题,他们端个碗蹲在屋前,或者一边喂猪一边谈论这些问题。有时候他们甚至互相打手机,交流一下中程导演试射哪国厉害的问题。他们既用现代化的播种机和收割机,也用
西汉传下的农具。她们平时也看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国乡村是后现代,现代和前现代的混合体。乡村即是
中原地区现实的缩影。”
李洱这段话描述了当代中国农民的生活现状:古老与现实并存,积极进步与积极融入现代国家生活的农民正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代表。而这部原著小说力图表达的现实话题是我们当年选择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更好的表现中国目前发展的机遇与矛盾现状。
2.电影开头有一场两人对唱的戏剧“
龙凤呈祥”(就是传统剧目“龙凤呈祥”),电影快结尾处的选举重头戏前也有一出蒲剧“出荆门”(也是“龙凤呈祥”)。
4.电影结尾选举的高潮戏所选的一个村落拍摄地,是抗战时期
日本侵略军在中原西进最后前进到的地方,地形险要,而地貌险峻;在那里日本侵略军丧师大败,直到抗战胜利,日本军最终没有从那里进入到
陕西省境内。拍摄时,当地一些村民还能讲述抗战中的故事,当地民风淳朴,而村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让人感动。
5.电影中的人名和地名都是有暗喻和原型的。电影原著小说作者是一个传统文学功底很深的人,他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创作作风。电影延续了原著小说的风格,但让观众更加关注基层农村一直存在的问题和现状。
7.电影反映了中国的农村基层选举和
计划生育,它是中国近年来难得的能够大胆描写农村这两项基本情况的电影作品。
8.该片片名来自
河南省一句谚语,“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老鼠叼个花狸猫。”意思是一个看似完美的过程,往往最后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9.该片拍摄完的2008年底,德国总理
安格拉·默克尔访华时,将这部电影《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原著小说德文版作为礼物赠予了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
10.该片其实早在2008年就拍完了,后经过了长达5年的时间,经历了审查,反复修改、
补拍,重新剪辑、重新配音等才得以上映。
《石榴树上结樱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现实题材另类幽默电影。这部独立制作的电影从独特视角,观察并尖锐地反映着中国社会现状,台词大胆,言语犀利,勇气可嘉。(网易娱乐评)
该片并没有如许多知识精英期盼的,对农村的
计划生育做过多反思,而是实实在在描述乡村干部们在执行政策中的苦衷,也表现了他们的智慧。(影评人
司马平邦评)
该片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至少做到了不丑化也不美化,但并不意味着这是部成功之作。导演一再强调原著小说大量的对白以及过于弱化的戏剧冲突造成改编上的难度,但这完全不能成为影片叙事一塌糊涂的借口,更不能为导演自身对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缺乏深入思考的理由。“繁花政治失败,只能回归家庭”这种轻巧的处理方式,或许有回避审查上的不得已,但更多的是避重就轻、浅尝辄止,乃至使该片看上去更像是由各种被导演事先打上标签的人物上演的一场轻浮闹剧。(《文学报》编辑
李娜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