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科尔是1990年普利策释义性新闻奖得主，1989至1992年，作为《华盛顿邮报》南亚站主管前往阿富汗报道，1998年起任《华盛顿邮报》执行编辑。

科尔的著作包括《主干道上》（On the Grand Trunk Road）、《争夺盖蒂石油》（The Taking of Getty Oil）和《幽灵战争》（Ghost Wars）。《本·拉登家族》是他的最新作品。

《21世纪》：有人说，邮报是一份恰巧位于首都的地方报纸，你怎么看？

科：我个人不会那样说，我认为我们是一份肩负地方、全国和国际三重使命的报纸，发行本身体现了这一特点。我们的报纸在地方、全国乃至国际都有读者，而在过去一年，我们的网站在为上述使命服务方面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当然，华盛顿作为总部所在地，我们也会致力于覆盖全部本地新闻，使本地读者能在这里读到他们在其他地方读不到的内容。

《21世纪》：在你看来，正确的报道方式是什么？比如，现时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加紧对新闻发布的控制，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甚至说要把向记者泄露消息的人投入监狱。在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公众知情权之间，媒体应该怎样进行决断？

科：首先，我们是一份独立的报纸，我们会就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判断。一旦政府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会在报社内部公开进行讨论，我们的政策也称为“有所侧重地刊登”，这与宪法确定的媒体独立性一致，也是这一体系奏效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我们还会不断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的应对方案进行评估。

《21世纪》：不过，怎样才能界定什么可以见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呢？

科：就事论事，逐一进行个案的分析评估，举个例子：我们的一个具体原则是：不会在明知某个消息见报后可能危及美国人或其他人生命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发表它，比如：直接泄露军事计划或国家安全行动等等；其二，我们不会在明知对方是美国政府情报部门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公布他的姓名，除非我们确信公布其姓名符合公众的利益。

如果我们得到指令，我们偶尔也会考虑（根据指令）扣住涉及军事计划或国家安全行动的某些细节，假如透露这些细节并不符合公众利益，而且那样做可能给这些计划带来重大危险。当然，这样的问题并不经常出现，大概每年只有三四次。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我们会逐一进行个案分析，我们仍会保留自行作出决断的权力，同时政府应该尊重我们的这一权力。

此外，我们强烈倾向于发布消息，因为这是作为媒体所承担的职责。

《21世纪》：如果坚持发布消息而惹恼了政府，你会怎么办？

科：这样的事情不会经常发生。因为我们不必依赖政府而生存，我们不靠政府取得纸张、印刷设备、彩釉玻璃、广告收入，我们是依法独立地存在。

《21世纪》：但政府有信息。

科：不错。一旦他们生气了，要惩罚我们，他们就会对我们封锁信息，有时甚至会提供给我们的竞争对手，一心让我们难堪，等等———不过，长远而言这一策略的效果好不到哪里去。我们（作为处于首都的报纸）实在太靠近各类政府信息的源头，任何一个政府机构的惩罚措施都不可能管用超过一两个星期（笑）。因此，尽管类似的政府部门的讲话、威胁或行动确实成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日常新闻报道当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但还算不上严重。

《21世纪》：记者与编辑是如何沟通的呢？比方说，洛杉矶记者站的一个负责商业的记者有了一个题目，他应该向谁征求意见？记者站站长还是商业版块的编辑？

科：问得好。实际上各个版块在各个记者站都有自己的记者，假如这些记者有了一个题目，他们会跟商业版块的编辑商量；反过来，假如我们有了一个题目想让记者站的记者去做，也会按版块类别进行划分，然后由负责的编辑跟相应的记者商量。当地记者直接向具体的版块编辑汇报。当然所有记者都可以为其他版块写稿，但他们都有一个基本版块需要优先照顾。

商业社会的媒体职责

《21世纪》：这个问题应该算是热点：为什么媒体未能执行监管职能，而让安然丑闻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

科：美国媒体的实践之一就是自我报道，包括对媒体未能履行职能的现象进行批评。而在邮报，我们对此是相当认真的。我们聘请全职作者负责监控我们、批评我们，每个星期天都会发表有关的专栏文章，批评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现在这个作者是迈克尔．盖特勒，他同时接受读者对邮报的投诉，读者可以通过电话或电邮联络他，表达对邮报的不满，或者请他调查其他一些不满的事情，然后写成文章。此外，还有另一个保证我们可信度的途径，那就是，其他很多报纸都在报道邮报的做法，他们会不断评估我们的行事方式，质问我们所做的各种决定，批评我们的某些决策———当然，这也是新闻工作的一个部分。

《21世纪》：在类似安然此类丑闻中，报纸本来应该担当监管角色，为什么这次没能及时觉察到出了问题？

科：媒体现在确实在非常深入地报道整个失察事件，尤其是未能预见安然丑闻以及企业违规的失职情况。实际上，这并非一个安然的问题，而是整个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泡沫破灭的后果。

我们的现行体系确实有得有失：我们没有一个政府机构担当检察官的角色，专门监控媒体失职的情况，而从整体而言，我们认为，这样一个政府机构的监督可能会压制媒体自由，而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抵不上害处。不过，同样存在的情况是：由于媒体的可信度只受到公众的阅读行为和批评的监控，这样的评估就难免有所局限。比如，曾经赞美过安然的记者现在可能会名声受损，不过损害程度一定比不上失职政府官员将要接受的惩罚。

如果要为媒体辩护，我只会说，整体而言，这样的失察或监控失败，都还不是道德问题。如果属于媒体腐败现象，比如记者收钱为别人做报道或发表评论，这样的行为就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

而在安然事件上，我们说的不是媒体犯错，而是我们没有做好我们的工作。

《21世纪》：作为一个记者，你会不会在公众责怪媒体时感到不公平？

科：会的（笑）。不过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过程，媒体需要听到批评的声音，知道下次应该更加警觉，提出更加深入的问题。现在你会经常听到大家说：我们可不能再放过下一个安然了。这就好比一支军队，你不会说要打最后一仗，而是为下一仗做好准备。

这个案子，实际上这并非安然或泡沫那么简单，而是整个国家的乐观主义高烧，对于互联网，对于技术革新，等等，这种情绪不仅感染了华尔街的商界人士，也感染了记者。已经变成一种社会现象。

《21世纪》：究竟是谁决定这份报纸是不是主流报纸？谁决定读者想读什么？

科：编辑们通过他们最好的判断力决定读者想读什么，同时听取读者们的意见。我们一直培训编辑们，促使他们参加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综合不同的声音，达成一个决定，从而确定报纸的模样。我们还会在独立的基础上评估我们的工作，对自己提出挑战，我们没有一个既定计划，而是每天进行讨论和判断。

《21世纪》：不过，有一个投资者在背后的事实会不会促使你们努力迎合读者，希望增加销量？

科：我们当然会致力尽量扩大读者群体，同时注意利用我们的独立判断，决定什么事情比较重要，二者缺一不可。事实上，邮报之所以具有影响力，成为读者的一个主要信息源，也是因为我们认真行使独立的判断。我们相信读者希望我们行使这个判断，哪怕今天的新闻并不火爆。要知道，我们的文化里已经有很多娱乐来源，有很多五花八门的分散注意力的东西，而严肃新闻却寥寥无几，我们不想失去正在担当的这个角色。当然，我们还要注意避免刻意变得深奥或沉闷，避免闭门造车。

《21世纪》：一些小报不惜代价讨好读者，以耸人听闻的故事引起注意，对这样的做法，您又怎么看？

科：庆幸的是，邮报已经不必那样竭力走极端，我们的所有人家族让编辑们自主行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报纸在美国也没有几家。我们不想失去读者，因为读者对报纸的前途至关重要，但我们也不想单纯为了讨好读者而改变我们的报纸。

《21世纪》：说到读者与报纸之间的相互作用，你们的专栏作者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在另一篇文章里总结了近期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尽管发生了9．11事件，大部分美国人仍然觉得国际新闻不易理解，也不感兴趣。是否因为报纸留给国际新闻的空间相对有限？

科：我们一直非常强调国际新闻。反过来，你说的现象也是存在的，美国国内愿意拨出资金建立海外记者站的报纸确实屈指可数，而我们的海外记者站则超过20个之多。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因为我们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读者要求看到严肃的详尽的国际新闻。华盛顿作为美国首都，是一国中心，也是国际战略决策之地，对国际新闻的需求很大，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投资国际新闻版块，而我们一贯的办报方针也决定了邮报必须具有一种真正国际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