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治》是民国初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学术团体——北洋法政学会在1913年4月创办的一份月刊，同年11月停刊，共出版6期。李大钊在此求学期间，于课余任学会编辑部的部长之一，与另一部长郁嶷共同主编该刊。

1913年4月1日《言治》创刊号发表的《大哀篇》和6月1日第3期发表的《隐忧篇》。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后期，李大钊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言治》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他在《言治》月刊上发表的许多诗文，表达了他对辛亥革命后政局的忧虑，同时批判了袁世凯的专制统治。

《言治》1913年4月1日创刊，就其刊名来说，“言”即发表言论、议论，“治”为治理，为我国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治国”。表明它是一份议论、探讨国家大事管理的刊物。在它第一期的《言治宣言书》中称，该刊“以群居研学为己志，而无所于党”，“兼收并包，无所于排”；以会员“自由研究之所得”，作自由“独立之发表”。《言治》所刊发文字的内容，体现了其兼容开放，言论自由的指导思想，着重于对时政的揭露、批判和广泛介绍近代西方文明。李大钊此时已是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既有良好的国学功底，又有在校学习的扎实专业知识，更有训练有素的外文水准和翻译经验，因此，他在出版的六期刊物中，发表有政论、杂感、诗歌等各种体裁的文字达30余篇(首)；而其内容则集中反映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

如《言治》第3期刊登的《隐忧篇》(系1912年作)，李大钊于文中抒发了对国家、民族的深刻忧虑，举出了“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等六大忧患。即指“蒙藏离异，外敌间隙”，国家领土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军队不断扩兵，而军需粮饷筹措困难，裁军亦不易；国家财政既有当权者的贪腐，化公为私，又有沉重的外债负担，直面枯竭的危险；水旱天灾不断，粮食供应困难，且告借无门；工人无工可做，农民无地可耕，生产停滞，百业凋敝；风气初开，旧习难除，能以应对、推行近代文明的人才尤其缺乏。“凡此种种，足以牵滞民国建设之进行”，“隐忧潜伏”。

又如第1期发表的《大哀篇》，李大钊愤怒地抨击北洋政府政客、军阀，“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军阀割据“以其坐拥重兵，有恃无恐，上可以抗中央，下可以胁人民”。一省的“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我四千年的古国，面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尸骸暴露，饿莩横野”的惨境，有力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

1913年李大钊自法政学堂毕业，为进一步求知，探寻救国真理，于是年冬初，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因日本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国内袁世凯权欲膨胀，野心称帝，遂终止学业于1916年返国，又投入了新的救国战斗。

至于早已停刊的《言治》，在相关人士的操持下，于1917年改为季刊，仍以天津北洋法政学会出版物的形式在北京复刊，李大钊继续为编辑部成员之一。该刊第3册发表了他写作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中称，“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认为，对此“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为之抱悲观也”。标志着李大钊由民主主义者在向社会主义者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