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剑桥中国史》最后两卷中的第一卷的前一卷（即第14卷），描述了1949—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努力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及遇到的挫折。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包括《剑桥中国史》第十四卷《革命的中国 的兴起（1949-1965）》和第十五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是由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资深专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K.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教授和西方著名的研究中“文化大革命”史的专家、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相当权威性的代表作。正如费正清本人在《总编辑序》中所说：“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而本书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的中文译者更直截了当地认为，这部书，“在一定程度了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是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也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丛书各卷皆由国外知名学者担当主编，卷内各章节亦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并注意吸收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注重文献的辨伪和考订。由于东西历史文化的差异，该书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质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两部分：

描述了1949—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努力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及遇到的挫折。其第一编主要记录了新政权以苏联发展模式运用于中国的尝试，第二编概括了其后期间中国领导人为更快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而寻求本国发展模式的努力。本卷的第一编都分析了政治、经济、教育、党与知识分子、外交五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及发展状况。本卷撰写人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国外专家，他们向读者展示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并揭示出这些相关因素如何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准备。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论述了1966—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作了深入、审慎的探访；对毛泽东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作了重点论述；对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省的统治作了分析，同时对整个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教育、文艺及知识分子问题等也分别予以研究和考察。本书作者皆为西方的中国现代史专家，代表了西方的研究水平和学术观点，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部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有相当权威性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它的畅销也许不是偶然的，其中肯定有不少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比如：该书较充分地搜集和运用了西方现有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成果；在整理和分析史料方面，应用了西方比较新的研究方法，视野比较开阔，研究领域包括思想、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文学、农村、城市等多方面；还专门有一章研究1949年后的台湾，明确将其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材料丰富，有不少深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

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对历史事件有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差异，特别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差异，该书中有些重要观点和分析评析有着根本的分歧，一些错误的看法是不接受的。费正清的的确确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作出过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开拓了研究近现代中原地区的新领域，倡导用中国的原始文献来研究近现代中国，给美国乃至西方的整个中国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他的研究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可否认，费正清所做出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要了解并改善中美之间存在的文化冲突。他不遗余力地主张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竞争来取代军事上的敌视和对抗，并希望这两个国家和它们所代表的文化能够共存。在他看来，在影响中美关系的种种因素中，关键是：中美两国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通过由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可以了解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水平，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历史。

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 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

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他进入牛津大学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自其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