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男，1962年出生，祖籍山东省，居于天津市。自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主要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另有散文、随笔、杂文等作品。共计发表400多万字。2004年荣获天津市青年作家创作奖提名奖，2000年荣获天津市文学新人奖等。在天津市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武歆于1962年出生于山东省。一级作家。在天津作协从事专业创作。2004年曾在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结业。

2020年11月19日，武歆当选天津市作协副主席。

武歆创作的长篇小说《树雨》是一部用现代眼光，通过儿子的视角，来想像、揣摩、猜测、探寻父母各自曲折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五十年怪异而又神奇的婚姻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在跳跃性地讲述中，借用与父母一生密切相关的“树”和“雨”，在隐喻和暗示中，深刻地揭示出人性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展现了人类顽强的生命意识。

武歆是一位很优秀的小说家。

1、无声的拷问

武歆去了两次安徽省。第一次基本上是在市、县间穿梭，是一次有组织有安排的民间采访，那一次采访的收获是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和若干散文；第二次完全是在大别山，住了十天的时间。其实原本去大别山，是受邀做另外一件事情的，但那件事情过于纷繁和复杂，搞得我昏头涨脑，最后也没有做成，但是没想到却诞生了这部中篇小说《枝岈关》。

说起来令人可笑，在没去大别山之前，大别山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座山——一座完全能呈现在我的视野之内的山。当武歆在与一位老乡做此交流时，那位老乡把手高高的举起来，朝天空中有力地挥舞着，居高临下地大声对我说，这连绵起伏的全是大别山。望着他那神态和手势，武歆明白在他的眼里，这天下就是大别山。武歆与这位老乡巨大的视角差异，就像一条落差很大的河流，当即在我的内心深处奔腾起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武歆接触了一座座山峰，也接触了一个个大别山人。在与他们的聊天中，武歆发现了他们有的是过去中国工农红军和赤卫队的后代，也有的是白匪和土匪的后代，他们的父辈曾在这片大山中，为了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人生观，将子弹射向对方，把大刀砍向对方。但是现在，这些后人们相处得特别融洽，他们是生意上的好伙伴，是酒桌上的好朋友，开饭店、开商店，做买卖，每个人都在忙着赚钱，都在忙着点钞票，当说起父辈们过去的交锋、过去的仇恨、过去的死亡，还有过去的残酷时，他们的脸上都带着轻松的笑容。那一天的晚上，武歆失眠了，仅仅是为了他们的笑容。

武歆生活中是一个温和的人，武歆不赞同争斗，也不赞同血腥，当然武歆也不赞同这些大别山人因为过去父辈们的原因，现在剑拔弩张、怒目相对，但武歆总是为他们的笑容而感到不安，一种无法言说的不安，这样的不安一直伴随我离开大别山。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我觉得应该为这种“不安”说点什么，写点什么，但我没有马上动笔，一直在思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人，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遗忘——忘掉过去的不幸、忘掉过去的艰难，忘掉过去的被损害，忘掉过去的历史。是的，武歆说应该往前看，但往前看，并不意味着过去的消亡。“过去”，是一个背景，是一双眼睛，离去的越遥远，它升得越高，它把我们看得越清楚，我们现在的一切，都会在“过去”的审视之下。

《枝岈关》小说，是武歆在离开大别山的一年多以后开始动笔的。武歆感到一种莫名的躁动，外面不时的响起鞭炮声，电视里莺歌燕舞，到处都是问好声，都是发财的祝愿，但是武歆却再次想到了那些“笑容”。《枝岈关》这篇小说，武歆写得很快，三天就写完了，平均一天一万字，但也是武歆写得最累的一篇小说。当他写到那位16岁的赤卫军小战士被捆绑着游街、最后死在棍棒下时，武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流满面。这是他写小说以来，惟一的一次为小说里的人物而流泪，而且哭得那样不可收拾。是的，他们还是孩子，在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队伍里，就有许多这样的孩子——“红小鬼”，就是这些孩子的牺牲，支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中国革命早期的辉煌的历史，可以说，就是由这些孩子们谱写的。

2、悲泣的解答

当“叙述革命”遭遇读者的冷遇之后，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底层写作”隆重登场，过去我们争论了许久的“怎么写”和“写什么”，又做了一次大规模地切换，当然也引起了许多人的评判，一时间各种观点和议论扑天盖地。武歆不是一个喜欢发表宣言的人，他只认定写作需要耐心，需要抒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在耐心中完成真诚的叙述。在过去和现在，武歆一直坚信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武歆的《我爱北京天安门》，源于一位朋友的感叹。有一天的夜晚，那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他语调沉重地对武歆说，他的妹妹好长时间不理他了，至于什么原因，他不知道，为此他特别痛苦，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妹妹。朋友还跟我感叹，现在最不好处的关系，就是亲情的关系。说完，他放下了电话。当时正是冬季，窗外刮着大风，我再也无法入睡，想了许多。

由于市场经济带来的诸多影响之一，就是人与人关系的淡远，当然也包括亲情的疏远和陌生。母女打官司，父子成仇人，兄弟姐妹之间为了遗产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成为原告与被告……这样的事情现在太多了，我们已经见多不怪。中国传统的最为人们看重的亲情关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遭遇强烈地信任危机和严厉地拷问，无论是责难方还是委屈方——“原告”和“被告”——都应该冷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

天津市作家武歆在《中国象棋》《当代》2006年6期）里讲了一个关于谜语的故事。在这个虚构的谜语故事被讲述的同时，小说的艺术魅力也成了一个谜。在叙述学的视野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揭示这篇小说的魅力之谜。

第一，小说叙述视角的选择。小说讲述的是铆焊车间的怪人楚小棋的故事。可是，在小说中，主人公楚小棋是被看的，是沉默的、没有发言权的。小说通过叙述者“自己”的眼睛和楚小棋周围人的眼睛来看楚小棋，读者只能从叙述者的叙述视角中不断进行猜测，不断回味和咀嚼。

在叙述视角的选择上，小说采取第三人称的限知叙述。叙述者明了在楚小棋身上发生的一切故事，包括他的爷爷楚老棋和爸爸楚大棋的故事，也明了楚小棋的工友们对他的评价和种种猜测，可就是不了解楚小棋的为人和想法。而且，对于知道楚小棋想法的高明康和楚大棋的行为和想法也一无所知。和其他工友一样，叙述者是故事内的人物，是铆焊车间中不了解楚小棋人群中一员。正因为叙述视角的限制，读者看到的只能是一些表象，而这正是谜语的最佳讲述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隐含的作者不可能坐视叙述者由于限知叙述所表现出的对谜底的无知，在小说末尾忍不住跳出来说话：“高明康禁不住说了一句，原来是这样呀……”高明康知道了谜底，读者也能有所体悟。

第二，空白点的设置和文本的插入。楚小棋是一个谜语，他的貌丑、棋艺和美妻构成了三个谜面。车间主任高明康是一个软硬不吃的人，而楚小棋用什么打动高明康，和他的关系突然之间亲近起来。楚小棋为突然之间再也不下棋。车间里的人们挂着彻悟的神情说：“原来是这样呀”，究竟指的是什么？

在这篇小说里有太多的空白点。空白点被填充的过程就是解读谜语、猜测谜底的过程。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空白点的设置制造扑朔迷离的阅读效果。似乎又漫不经心地通过文本的插入来提供提示谜底的蛛丝马迹。比如将楚老棋点拨军阀的故事，楚大棋开衣柜找棋盒的故事的插入，看似很随意，其实都是独具匠心。楚小棋死了，关于他谜语只有通过这些插入的文本来揭示。

可以说，小说中空白点的设置关乎谜面，文本的插入关乎谜底，两者相得益彰，意味无穷。

第三，“中国象棋”的隐喻和对谜底的猜测。工人们对楚小棋和高明康的谈话内容作了猜测，认为他们在讲故事，而不是在谈论象棋，因为他们并没有互相过招。但是，高明康在楚小棋死后看到了他的爸爸楚大棋，看到了他的柜子，看到了樟木棋盒后，突然之间彻悟了。不但棋艺突飞猛进，而且演唱起京剧来声情并茂。由此，我们可以猜想楚小棋讲的故事肯定和象棋和关。因为，象棋就是楚小棋。同时，象棋也是楚老棋和楚大棋。

理解了楚小棋和他的故事，自然也能把握中国象棋的精髓所在。而对楚小棋的了解，完全可以从楚老棋的故事和楚大棋的用心中见出。楚大棋教楚小棋“目的就是为了继承楚家优良传统，长大后能成为他爷爷那样的高手”。而楚小棋的确是做到了，他把高明康点拨明白了。

楚小棋的故事就是中国象棋的故事。所以说，这篇小说的谜底就是它的题目――中国象棋。

武歆的小说叙事的方法通常就是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全知全能。另一种是受限制的观察。如今，还流行另一种写法，就是让两个以上的人物去描述同一个故事，共同完成一次完整的叙述，不过，更多的情形是，作家通过这样的描述让故事呈现出更多的主题侧面，在分裂与聚拢间达成某种张力，这样的写法多见于长篇小说。

读者回到前两种叙述方法。一个固定的视角究竟如何在小说里发挥作用，并能够不露痕迹地完成一次艰难的叙述，这是对小说家对故事的控制能力的极大考验。武歆的中篇小说《天车》（《中国作家》2005年第七期）是一个值得剖析的文本。这篇小说的核心人物是一个叫李美玲的年轻女性，故事的场景集中在一部天车的操作间里。这个狭窄的空间里发生的故事，却是由一双“看不透”的眼睛来观察描述的，这是一种让人着急、也极具难度的写作策略。“小何”虽然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但作为李美玲的学徒，他对人生世事的了解更加稀少。高高在上的天车里，小何本人毫无制造故事的能力，而且他也看不透那里发生的一切，但一点一点，他单纯得有点犯傻的眼睛，为我们完成了一次有序的描述。李美玲被车间主任“罗主任”霸占，电工马福海求爱无功而返，男女工人通过巴结李美玲而谋求在“罗主任”权力棒下的生存空间。故事稍一延伸，老到的读者轻易即可看穿其实质内容，于是小说里的叙述人“小何”的看不透本身，倒成了阅读者感兴趣的要素。

武歆始终让叙述者小何的眼睛停留在恍惚、懵懂和略有所悟的交叉中。借着这双没有穿透能力的眼睛，去穿透故事的外壳，展现一个更加复杂的人生世界。李美玲和罗主任的故事如果直接去讲述，很可能就是一则平庸不过的诽闻，正是小何这双看不透的眼睛，和我们一起忽略了铁定发生的事实，天车里发生的一切没有一次得到直接呈现，而因此生发出的种种传闻、议论、反应，让故事拥有了小说性。于是，与其说叙述人“小何”在向我们讲述故事，不如说他是在把故事背后生长着的枝杈一点一点道出。于是，一个发生在工厂里的男女故事，变成了一个关于生存和为了生存人们如何挣扎、努力和付出的人生主题。这就是叙述技巧的作用，看不透的魅力在于可以保持单纯，又呈现复杂。当然，就《天车》本身而言，武歆太过注重控制，连地球人都知道的事也借小何的懵懂半露半掩，使故事始终在一种情调和张力下推进，缺少必要的转折和高潮。他还应当尝试适度放量。

每一篇小说的写作都是一次艰难的跳跃，姿态、分寸、力度、平衡，动作的专业化和连贯性都会受到考验。这也正是武歆小说写作的诱人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