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谷(1905-1967)，原名张天松,字若谷，曾有笔名“南方张 “百合”“刘舞心女士”“欧阳忠正”“虚怀斋主” “虚怀”“若谷” “马尔谷” “摩炬”，是信奉天主教徒的作家、编辑、音乐评论家，旧上海南汇区周浦镇西八灶人，即现在浦东新区康桥镇沿南村。张若谷的歌剧观，有助于中国当代音乐戏剧批评事业建设。

早年就读于天主教上海市徐汇中学，1925年毕业于震旦大学，精通法文，迷恋音乐。1920年,他与朱应鹏、傅彦长合作出版《艺术三家言》的著作引起轰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张若谷应邀担任《中美日报》副刊《集纳》的编辑，因刊登大部分是抗日的，引起了日寇及其走狗的注意和不满，曾三次被租界当局勒令停刊。1941年9月,张若谷担任在华日本派遣军陆军军部的机关报《新申报》《千叶》版编辑。1944年11月，在南京市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探讨了如何以文学作品王绍飞大东亚战争，创造新东亚文化精神，完成大东亚共荣圈,不仅成了一个落水文人，而且彻头彻尾地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担任天主教《益世报》南京版编辑。1955年9月,东北地区劳改农场劳动。1967年,因病去世。

张若谷之父张杏笙曾任徐汇公学的法文和拉丁文教师。张若谷的哥哥张家树曾两度负海外，1949年后为上海教区的主教。张若谷9岁就读于类思小学（今汇师小学），在“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之前，他就在晚清秀才吴石钧的指教下作文，成绩常常都是最优生；与校长杨振铎、法籍教士能神父等学习唱歌奏风琴。后入徐汇公学跟意籍教士翟神父，及梁志忠先生等学习弹钢琴。中学时期，就读于中国西洋办学第一校徐汇公学，可以直接学到西方音乐、戏剧及其他中西方文化课。1925年，毕业于震旦大学，精通法文，同时皈依了天主教，并且迷恋上了音乐。

大学毕业以后，1926年任上海市艺术大学教授，1927年任南京革命军日报编辑，1930年任古巴驻华公使馆秘书，1932年任上海《大晚报》记者。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担任随军记者，写下大量战地通讯。1933年至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学习，攻读社会学和神哲学。1935年回国，任《上海时报》记者。1936年任《南京朝报》主编，后改任《上海神州》记者，创办“大上海人社”，并任《大上海人》半月刊主编。1937年后就职于《中美日报》报社，编有《马相伯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马相伯学习生活》(上智编译馆)等。20世纪30年代发表过很多音乐艺术方面的评论性文章。

1920年，他与朱应鹏、傅彦长合作出版了一本二十余万字的《艺术三家言》的著作。内容大部分是有关中外音乐、歌剧、神话、文艺理论、宗教典籍等内容的研究和讨论，分上中下三卷，四百多页，四十余幅插图，出版后引起轰动。张若谷和朱应鹏、傅彦长这三人成了当时上海滩的三大艺术家。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以后，上海市沦为“孤岛”,张若谷因曾留学法国，又是唯美派的作家,受到国民党CC系的青睐，编辑《中美日报·集纳》(后又任《大美晚报》编辑)，但他主编的副刊不愿刊登左派作家的文章，经常刊登的是徐讦、邵洵美、温肇桐等人的文章，但大部分是抗日的，主题十分鲜明，因此引起了日寇及其走狗的注意和不满，曾三次被租界当局勒令停刊，《集纳》的编者张若谷写了《三次复刊小言》，强调了抗日爱国是孤岛上每一个中国同胞的共同意志，这种意志决不会因为高压而消失，《中美日报》却因为通过被迫停刊又复刊的实际，证明了正义与邪恶,忠与奸斗争的结果。张若谷还用中英两国文字发表了大量抗日救亡的文章，揭露和抨击落水文人，汪精卫将他列入了抗日分子的黑名单。

1941年9月，张若谷在上海法租界,因“抗日救国罪”被日本宪兵绑架。最终经受不住拷打担任了在华日本派遣军陆军军部的机关报《新申报》《千叶》版的编辑。

1944年11月，张若谷在南京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探讨了如何以文学作品协力大东亚战争，创造新东亚文化精神，完成大东亚共荣圈,不仅成了一个落水文人，而且彻头彻尾地沦为汉奸。

抗战胜利前夕，张若谷怀着对鲁迅的多年怨恨，在他主持的《新申报》副刊,召开了所谓纪念鲁迅的座谈会，把已经逝世十年的鲁迅加谥为“民族主义者”。

抗战胜利后，张若谷因为当过文化汉奸，到处寻觅谋生的良策，由于他法文水平高，又有多年的写作技巧，担任了天主教南京总教区总主教的私人秘书，并且任天主教《益世报》南京版编辑。

1955年9月,张若谷因宗教原因被抄家，并被遣送至东北劳改农场劳动。1967年,因病去世，终年62年。

张若谷认为，上海市的音乐教育和歌剧普及所面临的问题，学校教音乐的留日教师水平很有限，教学内容只有普通音乐教育知识；艺术在上海正在成为“热门货”；中国人很少欣赏音乐会和观看歌剧团；文化界一类人把歌剧当成商业性儿童歌舞剧，一类人拿戏曲与歌剧做皮相的表面化比较。

张若谷认为，歌剧的灵魂为音乐，其他一切舞台上的背景与动作都是歌剧的肢体。张若谷用灵魂和肢体作比，来揭示歌剧的本质为音乐，目的是为分清歌剧与戏曲的界限。他认为，歌剧不同于本国旧剧，而新剧（指话剧）不但存在音乐的许多缺陷，不足以表现人生繁复的意境与情绪，而且几乎没有戏剧作家的内在灵魂。

张若谷认为，不论戏曲、古希腊戏剧、印度“南提阿”，还是日本的能乐等戏剧形式，都是旧时代遗物，它们只能当作雏形歌剧的骨（古）董题材，都不能与欧洲近代的纯歌剧相比拟。他的这种歌剧进化论观，并非离经叛道，而是受到了西方现代性文化思潮的影响所致。最终的原因可能是，外国音乐家和少数中国文化精英，出于对奥托·瓦格纳及其乐剧的崇拜而得出的结论。他的观念中的进化论因素，至少还应从如下几方面予以审视。

歌剧是用音乐展开并讲述故事的。音乐首先承担的是戏剧的任务，而绝非一般音乐的抒情。张若谷把话剧界用“话剧加唱”以称“歌剧”的做法，与真正的歌剧创作划清了界，也与过去通过戏曲音乐衍化出“歌剧”的某些通行做法（如欧阳予倩、田汉等人）划出了界位。他认为歌剧的命脉在于歌剧表演、剧作家和作曲家，但作曲家的地位更高。

张若谷的歌剧观，对当时人们正确理解歌剧作为本质的音乐戏剧很有帮助，从美学意义上基本廓清了歌剧与戏曲等戏剧形式的本质区别，对当时文艺界更新歌剧观，跳出改良戏曲以成歌剧或“话剧加唱”的既有框架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助于中国当代音乐戏剧批评事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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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20年代，张若谷攻击鲁迅的杂文是代表现代绍兴师爷的一种特殊性格。还写了一部名曰《婆汉迷》的长篇小说，被称作是新的“中国古典小说最经典：儒林外史”，在《大晚报》上连载。这本书中的罗抚心，影射的是鲁迅。鲁迅非常不满，在《文学的折扣》(1)一文反讽张若谷。

1932年3月，张若谷在自己主编的《大晚报》副刊《辣椒话》里攻击鲁迅。他在《吃辣椒》里说，一个喜欢造假名而无真姓的老文人，三年前写过几篇骂某的文章，说某报的批评家无聊，想吃些辣椒开开胃，这位老文人深懂得此一时彼一时的革命精神，摇身一变，变了姓，又变了名，甚至连灵魂都变了，从前骂某报的，现在居然也厕身某报批评家之列，大吃辣椒开开胃了。鲁迅发表了《不负责任的坦克车》，说张若谷不负责任的文体，就像躲在统治者的坦克车里面，攻击民主人士不敢勇往直前，只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

鲁迅去世后，张若谷在《中美日报·集纳》上发表了《写文学随笔》一文，认为鲁迅不是小说家，只是一个随笔家。

张若谷从小生活在上海，后来又熟练地掌握了法语，对一切充满了异国情调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和好感，他是异国情调的追求者。张若谷解释自己为什么崇拜异国情调的原因时，将其归结于企求“新颖”和“好奇”。

张若谷的夫人费爱璋，1932年淞沪会战爆发之前，费在上海《大晚报》广告部工作。有个姓魏的报社编辑为了追求费爱璋和老婆大打出手，最后离了婚。让魏姓编辑没有想到的，张若谷却博得费爱璋的芳心，移情于他。

张若谷和费爱璋在《大晚报》报社绯闻不断，自然成了众人议论话题,使得费爱璋脱离了《大晚报》,去苏州女校任职。笃信天主教的张若谷也于1933年，去了欧洲镀金。

张若谷与费小姐虽然身居国内国外，但是两人情书往来频繁。据说当时张若谷写给费小姐的情书，比他给各个报刊写的通讯稿的文字还要多。两年以后,张若谷返回上海市，费小姐和张若谷在南京的报社之中，履行手续结婚。

《艺术三家言》编辑徐蔚南：我和他一见面,就感到张若谷君真是名副其实，他无论对于哪一件事，虽则已经他亲手解剖过看明白了的，他还是抱着一个“虚怀若谷”的态度，正是研究学问的唯一的态度……张君彻底地知道这种态度的必要。所以,他写的文章大都是分析的和综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