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1890-1946年），字柏丞，浙江金华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擅西洋史研究。一生在历史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著述甚丰。其中不少被用作大学教材。他的著述融会古今，学贯中西，曾被誉为“中原地区新史学派的领袖”。

1911年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因成绩优异，于1912年由当时浙江省官费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现代史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等，擅西洋史研究，分别获学士、硕士学位。1917年学成回国，历任浙江处视学，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英语部主任，政法大学，浙江省第一师范、第一中学校长。1924年夏，应聘任商务印书馆百科全书委员会历史部主任；1927年进商务编译所任所长，主管《教育杂志》；1934年被推选为中华学艺社社长。

何炳松先生一生在历史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著述甚丰。著有《通史新义》、《新史学》、《历史研究法》、《历史教育法》、《西洋史学史》、《中古欧洲史》、《秦始皇帝》、《近世欧洲史》、《浙东学派溯源》、《程朱辩异》等十多部专著，其它零篇散幅，为数更多。

1903年中秀才，同年入金华府立中学堂读书。1906年，何炳松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入浙江高等学堂预备科学习，后升入正科，于1912年毕业。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获省府公费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次年考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历史学和政治学。何炳松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异，第二年已成为该校的兼职助教，负责收集有关远东及中日关系的资料，1915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同年又转入普林斯敦大学研究院，专攻现代史和国际政治，1916年获得硕士学位归国。

1917年学成回国，初任浙江省长公署助理秘书，不久即改任省视学。同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去北京，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兼任北京高等师范英语部主任，兼代史地部主任。他的著作译作《新史学》即成于此时。1922至1923年任杭州师范大学校长。1923年7月省立一师与省立一中合并为新省立一中，任为首任校长。1925年任武昌师范大学校长。1926年何炳松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先后任史地部主任、国文部主任、编译所所长、大学丛书委员会委员等职。主编《中学史学丛书》、《教育杂志》等书刊，兼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教授。1934年被选为中华学艺社理事长。1935年受聘任暨南大学校长，后期曾兼任东南联合大学筹委会主任；抗战胜利后不久，受命改任英士大学校长。1946年6月，何炳松调任国立英士大学校长，却因病未能到任。同年7月25日逝世于上海中华学艺社。墓葬金华城北道院塘。

抗战期间，参加“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沦陷区古籍数万册。他和张寿镛、叶恭绰、郑振铎等人负责搜书任务，张寿审定版本与价格，他负责经费收支兼保管和编目，叶恭绰负责搜购香港特别行政区古籍及转运工作，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跋涉沪港两地协助工作，先后收有安徽刘世珩“玉海堂”、广东莫伯骥“五十万卷楼”、江宁邓氏“邓邦述”、嘉兴沈氏“海日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庐江刘姓“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及浙江吴兴刘氏“嘉业堂”、张姓“适园”等的珍本古籍大都购得，收归国有，存放上海市、香港及重庆市3处。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事爆发，搜购工作暂停，两年间，遍访各地书肆、藏书家，得善本4 864部，48 000余册，其它线装书1 1000多部。

何炳松为现代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甚丰，他撰写《历史研究法》、《通史新义》、《程朱辩异》、《浙东派溯源》，译有《新史学》、《西洋史学》、《历史教学法》，并编译了《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等，其中不少被用作大学教材。他的著述融会古今，学贯中西，曾被誉为“中原地区新史学派的领袖”。

何炳松先生任暨南大学校长之际，正是日本侵略战火紧迫眉睫之时。他到校后，一方面修建校舍，增购大量图书设备，一方面延聘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充实教授阵容。两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八·一三”侵略战争，何校长及时组织力量把暨大迁至法租界，继而又迁入公共租界继续办学，成为当时上海市“孤岛”上唯一的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1940年春汪精在南京就任伪职，令上海各校放假庆祝，何炳松坚决拒绝。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占租界，何炳松积极筹划在内地创立了暨大分校，抢在上海沦陷之前，率师生迁往建阳区，保存了实力。何炳松先生主张学术百家争鸣，当时暨南大学有“东南民主堡垒”之称。

暨南大学为华侨所创办，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所华侨高等学府。何炳松主持校政后，明确提出了办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首先考虑的是：在国家尚未灭亡之时，应该如何发愤图强、努力奋斗以拯救国家，以复兴民族。他曾说过：“我们要造就复兴民族之斗士，不要造就争权夺利的政客，况且暨南比其它大学另有其特殊之使命，将来本校毕业同学必须能向海外发展，能在外界立足。”学校规定：《南洋概况》为全校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同时每个本科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何炳松还在暨南大学创办了南洋问题研究所。这些对培养一批熟谙南洋情况，能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有用人材大有益处。历史证明，暨大学生毕业之后，或投身于民族解放、人民革命事业，或服务于海外侨胞，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为促进当地社会发展和中外人民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