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赫·阿里·白德仑·迪尼·纳本慈，回族，伊斯兰教阿訇。纳本慈在小学毕业后，便当小学教师。国际劳动节年前后蒙冤受囚。他在清真寺学经典期间，由于勤奋锐进，成绩超群，后成为知名阿訇。纳家营清真寺阿訇。

谢赫·阿里·白德仑·迪尼•纳本慈（字：炯诚，求安拉慈悯他，并提升其品级）教长的嘉言懿行，高风亮节，人们还记忆犹新，并影响着他的一些朋友和学生；他的音容笑貌，平易近人的形象，还历历在目，跃然眼前。笔者与纳教长之交往，始于抗日战争初期，在纳家营国民小学读书之时，我俩便同班并肩就座于一张桌登，继而在该地清真寺里，同时学习阿拉伯语和经典；他年长笔者两岁，又聪敏好学，高于笔者一个班级，但是，彼此已义结金兰，作为小弟，不时需要兄长之指教，所以住宿相近，礼拜、上课，生活起居，朝夕相处，如影随形，真是“损友敬相远，益友宜相亲”。这种长期的同窗共砚，志同道合，甘苦相与的生涯，铸造了彼此之间深厚的挚情友谊基础。在各自离开清真寺经学之后，炯诚兄便一直在家乡始终以教育事业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先在国民小学教书，后期则返回伊斯兰教教育阵地，直到其复命归真，享年68岁；笔者则负那时的蒙化（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兴建中学，在纳润章校长（求安拉慈悯他，并提升其品级）帐下继续求学，但是，我俩之间，通过书信往还，保持着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情怀；这是体现穆圣的教导：“一个人是受其知心朋友的信仰所影响，所以你们不论谁，应该考虑什么人值得自己结为好友。”（艾卜·达吾德所传圣训）炯诚兄阿拉伯语基础扎实，又酷爱文化学术，那时的兴建中学，已有埃及的艾大校刊、《胜利月刊》、《文化周刊》、《穆斯林兄弟》日报和英国《伊斯兰论坛》等阿英语报纸。

笔者不时将其中一些新闻和重要资料、摘抄寄给炯诚兄翻译，还有纳校长倡导中阿并授的办学方法，治学严谨精神，和主张“胡图白”应该译成汉语、及开展宣教活动的作品，都寄给他参考学习，使其受到一定的启发激励，跃跃欲试，渴望去兴中深造，只因他身为独子，且孝敬父母，不敢违双亲之命远游求学。后来时代变化，安拉的考验，炯诚兄与笔者，均因信仰执著，恪守教法而双双先后蒙受冤狱之灾，彼此饱受沧桑之苦，于是二人之交往曾一度中断，但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志趣相投、休戚相关的穆斯林兄弟友谊基础上的情感，并未因此淡忘。正如（唐）贺兰进明《行路难》中说道的：“人生结交在始终，莫为升沉中路分。”何况穆圣还昭示：“一切灵魂，是一支被征召的部队，常常在互相访问；其中彼此认识的，便和睦相处，互有敌意的，便分道扬。”（《布哈里圣训实录》）知感安拉的恩顾与默助，彼此所遭受的冤案，先后得到昭雪平反，各自仍以从事圣教教育为己任，炯诚兄依旧固守桑梓，笔者立足昆明市，因陋就简，试行阿拉伯语教学改革；在国家宗教政策恢复以后，慕名而来炯诚兄处求学的省内外学子，络绎不绝，纳家营清真寺学生宿舍，曾一时大有人满之患；每逢圣诞节，或学生毕业典礼，炯诚兄都要专门给笔者来信，或派人来昆，敦促笔者提前去那里，协助他组织文字宣教工作；每天礼和昏礼后，他都要把全校学生集合起来，要求和命题笔者给他们上大课，或勉励他们勤奋求进，或介绍学习方法，作为教长与先驱，他仍虚怀若谷，无不陪同学生一道仔细听讲与记录，充分表现了古道热肠，功成不居，谦恭与开明的伊斯兰教学者风范，所以我俩之间，志同道合、过从甚密、相互尊重，双方从未发生过口角与恶感，始终维护着莫逆与手足之情；他每次因出席省人大会议，或因公来昆时，无论如何，他都要抽空亲临寒舍，除馈赠家乡特产和进口药物外，更主要的话题，是探讨阿拉伯语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以及需要探讨的教义上的重要问题，比如那里曾一度发生过穆圣是否可替教生说情的争论，这是涉及信仰的大是大非问题，作为教长引导群众，批判谬误，树立正气，责无旁贷，应以身作则且当仁不让，所以，他要利用会后一切休息时间来舍间伏案查阅有关经训及相关资料，那时复印技术还未普及，他凭自己熟练如飞的运笔技能和工整秀丽的阿汉书法，将自己所需要之资料，一一抄录；如一时抄不完，便要求笔者代抄，或提供更多论据，则表明他对教义之阐明十分认真负责。再则，体现了“良友结则辅仁之道弘矣。”之古训在心，在云南省伊协和昆明兰州伊斯兰教经学院先后成立后，我们彼此都是首届领导人之一，也是双方学术活动较为专注的黄金时期，所以思想上之交流，教务、教学方面的协商，更趋频繁；然而炯诚兄长因平时事必亲躬，任劳任怨地为圣教和教胞赤胆忠心服务，恪尽职守，操劳过度，遂于1994年秋的某日，突然发生小脑出血之危症，此时，笔者正应邀在河南圪店阿拉伯学校给该校经学班学生上课，接到昆明舍间电告此一危急消息时，顿时深陷惊骇与忧虑中，只好遵循穆圣的指示：“任何穆斯林在暗地里和背后为自己的教胞祈祷时，记录功过的天神必定会说：‘阿米乃！’你也蒙受同样应答，祈求不被真主所拒绝。”（《穆斯林圣训实录》）在每次拜后虔诚地向安拉祈祷，求安拉给远方的病友优遇有加，使其缓解病痛，早日康复。因为这样一位德才兼备，为伊斯兰教文化教义事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的学者，他的安危不仅事关到他的家乡一隅教育和教门之问题，也正如前面圣训所昭示那样，伊斯兰的真知灼见学者之存亡，恰如明星的照耀与陨落，关系全局；于是立即给师母发出快信宽慰。不久欣悉兄长之病在安拉的恩顾与默助下，经及时抢救已转危为安。但因其年事已高，经此次危疾之突发侵袭，不仅精力锐减，身体也难以自如；但仍坚持参加每天五时的集体礼拜，笔者回滇后去看望他，每站在他旁边礼拜，感觉他很吃力地站立，笔者想建议伊玛目将晨礼中诵读的经文尽可能选短的篇章，然而炯诚兄不同意此想法，也拒绝教胞们提出的请他坐礼或骑凳而礼的善意，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他仍要力争依法敬拜安拉，一丝不苟，足见其虔诚之至。至于舌耕之重任，也力不从心。于是他建议当时清真寺管委会负责人及其三师兄等教胞代表多人，亲临昆明市舍间，希望笔者去代劳。那时笔者刚从昆明伊斯兰经学院固求退休，意在专心致志从事译述，难以应命，然而代表们真是三顾茅庐来央求，特别是炯诚兄派一学生特送来其手之专函，字里行间引经据典，阐述大义，情思殷切，若有企足而待之势，炯诚兄对自己如此青睐倚重，特别是信中所援引之“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古兰经》5：2）之经训，实在令笔者难以谢绝与违抗，只好暂时放下个人之计划，应命而往。

在纳家营伊斯兰文化学院之名称及其相关事宜经会议讨论确定之后，本来应由身为教长和倡导者的纳本慈这位德高望重的兄长当任院长之职最恰如其分，但是雅量高致，气度恢弘的兄长，谦恭下士，坚决不肯领此头衔，非要笔者承担不可，经笔者深夜与其婉辞和央求后，他才提议让他承担名誉院长一职，这种坦荡豁朗，劳不矜功的德行与那种师心自用，唯我独尊，争权夺利的俗气相比，实在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