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东》是70后实力作家“弋舟短篇小说集”的中篇小说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入了《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三部中篇小说，这三部中篇小说均以“刘晓东”为主人公，各自成篇却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以三部曲的形式塑造了“刘晓东”这一中年男性知识分子的形象，并藉此探究我们这个时代的诸般困境。

三个中篇，是一个系列来结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男主角——刘晓东。作为三个中篇的叙事者，“刘晓东”的身份一致：中年男性，知识分子。作者力图以这样一个人物，折射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况味。《等深》是沿着寻找孩子去求证这个病态时代的来历；《而黑夜已至》是沿着寻找徐果父母和徐果死亡真相去求证究竟谁是这个时代的罪人；《所有路的尽头》是沿着邢志平半生经历去求证导致其自杀的根本原因。每个人的讲述，都是证词，并置在一起，又可以看成是所有人对自我的放弃、背叛和忏悔、救赎的精神笔录。

弋舟，本名邹弋舟，1972年生，祖籍江苏无锡；中国作协会员，70后实力派小说家；有大量长中短篇小说刊于《人民文学》《作家》《天涯》《花城》《上海文学》《大家》《山花》《中国作家》等文学刊物，部分作品辑入若干选本，并被选刊转载，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春秋误》《战事》，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底牌》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甘肃省文学院为其成立“弋舟工作室”；获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黄河文学奖”中短篇小说一等奖，及敦煌文艺奖、金城文艺奖。

刘晓东

中年男人，知识分子，教授，画家，他是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他失声，他酗酒，他有罪，他以几乎令人心碎的憔悴首先开始自我的审判。这个自我审判的刘晓东，有自己卑下的心思，复杂的爱恨，挣扎于绝望和虚无之间，矛盾重重，犹疑不定，看起来并不像坚毅果决的担当者。他是与莫莉有染的诸多人中的一个，他在母亲去世的当天躺在儿子小提琴老师的床上，他聊以自慰的、未被现时代污染的干净纯粹的“直觉”——赖以与下一代交流的唯一通道，也在跟周翔对话之后发现已肮脏油腻，沾染了现时代的卑污。对他来说，人生差不多是在疑悔之间。

周又坚

周又坚是一个激昂的批判者，起初他站在时代与社会的对立面，对其进行激烈的斥责。他不容忍，亦不宽恕，试图用刺耳的咆哮覆盖住生活中的噪音，咆哮若不足以发泄精神上的愤怒，便会爆发成生理上的疾——癫痫。在时代变迁后，周又坚理所当然没有被社会所接纳，他在物质上无法供给家庭理想的生活，在精神上受到的贬抑与打击亦无法得到治愈，于是彻底沦为一个“格格不入、被世界遗弃的病人”。

宋朗

患有抑郁症的成功商人宋朗，他全程参与了城市的改造，给城市披上了光鲜华美的外袍，但也让城市变得如同一具罹患疾病的身体，在无节制的消耗和挥霍中被缓慢而又悄无声息地腐蚀和损害。他背负着深重却没有具体来路的罪感存在于世，在明显的诈骗陷阱面前，他没有揭穿，而是选择支付代价以减轻心中的重担。

三部中篇小说历时三年完成，陆续发表后引起文坛关注，被选刊广泛转载，并荣获《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著名网络阅读平台“”称其为“我们所能推荐给你的最好的三部曲”。有评论家认为这一系列的中篇小说作品，是国内当下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也是“70后”作家迈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作品堪称一个时代的笔录与证言，在宏阔的时代背景之下，体现出了作家巨大的思想勇气和卓异的艺术表现能力。

《刘晓东》是一部关注当代人与城市的小说集，弋舟在三个故事的精巧布局中“苦心经营了一个‘刘晓东家族’人物画廊”，以有限的篇幅向读者清晰展现了十余个人物的城市生活画卷。在《刘晓东》中出现了多种类型化的人物，如中年失意的知识分子、迷失于爱情与欲望中的女性，等等，但作者的主要意图并非是创造某种具有典型性的人物群像，而是通过人物间的共鸣、共振强化意旨，表现出作品所具有的现实深度。刘晓东是《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三个独立故事共同的男性主人公，在三个故事中，刘晓东的具体形象不尽相同。站在读者的立场上，与其把刘晓东当作一个单一完整的人物形象，倒不如将其视为作者所需要的普遍性的集合体，以及作者创作的内在诉求的体现者。在这个意义上，围绕刘晓东出场的其他人物亦是这一中心主体的分身。正如学者李雪所说，弋舟意在“搭建一个同代人对话的平台，孤独的个体借助沟通、探知、在对方身上认出自己，来建构具有同质性、整体性的‘我们’”。通过不同地位、不同经历的“刘晓东们”最终无一例外溃败于时代的相同结局，小说在人物命运的不断反复中逐渐深化了人与时代之间的矛盾主题，暴露出当代人们所共同面临的存在困境。

亨利·梭罗曾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现代的存在困境的形成是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挣脱的。正如海德格尔将“沉沦”看作此在的一个必然状态，存在困境也成为现代人一种“必要的生命经验”，且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变得愈加艰难。面对这种无可逆转的趋势，弋舟试图以自己的创作给予这个时代的人一种“劝慰性的温暖”，流露出一种悲悯的关怀。《刘晓东》里的三个故事基本都是以两个负罪者的相互救赎贯穿始终的，在同样经历过时代的断裂的同代人之间，没有冷漠的调侃，也没有激烈的指责，有的只是两个破碎灵魂间的惺惺相惜。弋舟“以‘罪’之名写救赎之实”，在黑暗的夜幕之上仍洒落了几点希望之光。

《所有路的尽头》中的刘晓东与邢志平仿佛是镜面反射下的两个相似个体，他们有着相近的生日，有着相近的经历，甚至处于相同的人生境遇。刘晓东竭力去追寻邢志平自杀的根本动力正是为了给自己“提供出一个最终解决的参考”，而他最终并没有选择和邢志平一样的道路，而是将生命作为最后的坚守。在这个时代，“世界越来越不由分说地将人变成一个寄居者”，原本澄澈的空气被“煤烟、粉尘、玩笑与恶作剧”侵占，人要在这世界中生活，就要蒙受一层“油脂般的污垢”。但大多数人仍然选择“保持着他们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样子”，“生活在烟尘之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认识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去解决问题”。尽管弋舟在小说中并没有给人物提供一个救赎的途径，甚至给刘晓东这代人下达了“注定失败”的判决，但他们自救与施救的努力却没有停止。在这个意义上，存在困境中的生命存在本身，就是对困境的一种超越。

作为生命的一种延续，弋舟还将希望放在了下一代身上。在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少年人物身上，读者可以看到在其父辈身上难以看见的优秀品质。《等深》中的周翔就是这样一个少年，在他身上读者甚至可以感受到遗失了几个世纪的“古风”。他“独自怀抱短刃上路”，向社会的强势者发起复仇。他没有选择躲避在“十四岁”这一法律的保护伞背后，而是跨越了它，“光明磊落地谋求着敢作敢为的责任”。在他的比照之下，成年人是如此狡猾与不堪。刘晓东在寻找失踪的周翔时依赖的所谓“直觉”，其实不过是当代社会价值体系下成年人世界约定俗成的“肮脏油腻”的规则，这一规则在周翔身上频繁遭遇否定。在成年人苟延残喘于世的时候，这个孩子却响亮而郑重地向着罪恶要求等深的惩罚。周翔就像是仍没有被社会击倒的周又坚，他坚定乃至倔强地走向自我选择的道路，完成了自我困境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