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滋（1927年6月27日－），中国岩石学家。出生于泰兴市。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校地质学报》主编。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南京大学地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岩浆岩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理事。《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主编，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男儿立志出乡关

1927年6月27日，王德滋生于泰兴市，父亲王心楼毕业于南通师范，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童年的王德滋是不幸的，8岁那年母亲去世，二年后父亲又离开人世，当时年仅仅18岁的姐姐王蔼如带着小德滋艰辛度日。

1946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由重庆市迁回南京，由于八年抗战，江、浙、沪地区积压了大量学生未能及时升入大学，当时共有3万余人报考“中大”，但“中大”仅录取500人，平均60人当中才录取1人，难度相当大。已在泰兴担任小学教师的王德滋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央大学地质系，从此走上了从事地质科学的道路。

王德滋当初报考地质专业，主要受两位前辈的影响，一位是丁文江先生，也是泰兴市人，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在调查煤矿中不幸因中毒去世，年仅49岁。少年时期的王德滋，对于家乡出了这样一位名人感到非常自豪，在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老人向记者背诵了丁文江先当年去英国留学时写的诗句。另一位是地质学家谢家荣，他写了一本名为《地质学》的书。

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抉择

19岁的王德滋离开了家乡—苏北泰兴，进了中央大学地质系。当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满腔热血、意气风发的青年王德滋做出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重大抉择，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参加了著名的“五·二О”爱国学生运动和“四·一”爱国学生运动。先后加入了革命进步组织自然科学社、青年社，并在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具体负责“中大”地下党组织主办的《南京学联》编印工作。王德滋说：“最危险处最安全，当年我们就是在国民党老虎桥监狱旁的民居里编写、刻印《南京学联》。”

逆境中坚守信念和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王德滋毕业留校担任教师，并担任地质系党支部书记，当时地质系只有8名党员，王德滋坚定地认为共产党员应该又红又专，积极主张在品学兼优的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1957年成立了南京大学地质系党总支，王德滋担任总支书记、地质系主任助理、副主任等职务。除了党政工作外，还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对宁镇山脉的煌斑岩进行调查研究，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

1957年的“鸣放”高潮中，南大地质系一位叫高文华的女学生，到地质队进行野外实习。在实习期间，向地质队的党支部书记汇报思想时说：“十二个副总理全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选一个非党人士。”这件事被地质队认定为是“反党言论”，高文华被打成了“右派”。材料送到学校后，时任地质系党总支书记的王德滋立即主持召开总支会议，提出高文华同学表现一直很好，几年来，没有任何反党的言论和行为，是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为数不多的学生党员之一，怎么到了地质队才二个月就成了“右派”？一名党员向组织汇报自己的真实想法又怎么能定为“反党言论”？在总支会议上取得共识后，王德滋向校党委做了汇报，认为高文华同学目前还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应该由南大来处理，学校要帮助、保护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王德滋的努力下，高文华同学免遭“右派”恶运。1959年庐山会议后，王德滋被带上“包庇右派”、“白专典型”二顶“帽子”，受到了批判，当时主持批判的人讲，“我们一定要批判你，一直要批到你放弃当教授的念头为止。”对于这种无休止的批判，王德滋没有表态，沉默以对，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他坚持科学教育、党务两手抓，努力做到教学科研与党政工作两不误。1964年暑假期间，王德滋和两位教师到江西弋阳慈竹进行花岗石研究，发现了华南第一个深成流化花岗岩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匡亚明校长被打倒后，王德滋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被关进牛棚写检查。后来下放到阳农场参加劳动，体会到了农业劳动的辛苦。王德滋诙谐地说：“我在农场不仅学会了烧老虎灶，还搞了一点小小的发明。我发现水牛的粪便晒干之后是封火最好的材料。每天晚上老虎灶熄火之前，我用晒干的水牛粪便盖上，然后第二天清晨把它通一通，加上新的煤球，火就生起来了。这样做既节省了煤，也省却了每天清晨起来生火的麻烦。”

在农场的艰苦环境下，王德滋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不能公开看业务书，他就把英文的地质专业书籍一页页地拆散，夹在《红旗》杂志里面，悄悄地看……

双肩挑担不歇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王德滋先后担任南京大学副教务长、南京大学第一副校长等职务，工作异常繁重。如何正确处理好工作和业务的矛盾，他做出了“双肩挑担不歇肩”的第三次抉择。一副是南大党政工作的重担，这关系到南京大学整个事业的发展，不能有任何松懈；还有一副是个人科学研究的轻担，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他始终没有放下，做到常流水不断线。1988年，61岁的王德滋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卸下了副校长这副重担，有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科学研究。据了解，他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在任南京大学第一副校长期间，他提出“我们的任期是有限的，而南大的工作是永恒的。我们要在有限的任期内努力工作，对南大的历史和未来负责。”这句话已成为南京大学历届领导班子的共识。

做好“伯乐、教练、参谋”

“1997年，古稀之年的王德滋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德滋告诉记者：“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旺盛期是在25岁至45岁间，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将不断趋于衰退。而当时我已经过了古稀之年，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经过思考他作出人生道路上的第四次抉择，从学术的第一线向学术的第二线转移。确定了六字方针：伯乐，教练，参谋。”

做“伯乐”就是要发现年轻人才，发现千里马，推荐、评选学科带头人，据王德滋介绍。目前，地球科学系已有一批优秀的四十岁左右的学科带头人，他们挑起教学科研的大梁，科研实力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

他说：“我从事地质科学几十年，对国内外的科研动态比较了解，可以为年轻人开展科研工作做一些方向指引，这就是我的‘教练’工作。”

从2004年11月开始，王德滋先后在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等地先后作了是六场题为《自然、资源与人》科普讲座。2005年盛夏高温季节，他组织了一个调研小组三次赴浦口区，对浦口的交通状况、城镇建设、旅游资源和科技教育进行调研，最后亲自动手写出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新浦口”的调研报告。

王德滋说：“今后只要我的脑子不糊涂，行动还方便的话，我会继续为学校和社会的发展献计献策，当好‘参谋’，一直到我失去工作能力为止。”

王德滋院士长期从事火山岩与花岗石研究，他做出的贡献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和重视。60年代，进行华南加里东期与燕山期花岗岩对比研究，确认加里东期花岗岩在华南有广泛分布，与燕山期花岗岩有明显区别；在华南首次发现幔源型花岗岩，证实其为蛇绿岩套的浅色成员，是玄武岩浆结晶分异的产物；研究中国东南沿海的A型花岗岩，论证其为后造山型花岗岩，无例外地与拉张背景有关；将中国东部中生代火山岩系划分为橄榄安粗岩系与高钾钙碱性岩系，研究了二者的差别与成因；提出次火山花岗石的概念，并以时、空、源一致性作为火山-侵入杂岩的判别标志；与合作者在华南发现S型火山岩并研究了它们与锡、的成矿关系。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德滋在我国首次提出了次火山花岗岩这一概念，结束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将火山岩和花岗岩人为割裂的倾向。他率先发现了S型火山岩，破除了国外同行认为不存在S型火山岩的观点。1978年和1982年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系统研究中国东部中生代火山岩及其成矿关系，取得了重要成果，1990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东南部晚中生代花岗质火山-侵入杂岩成因与地壳演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出版专著、教材（含译著）13部，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了《南京大学百年史》和《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史》，另写有《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往事杂忆（王德滋自述）》等。

王德滋的祖父王云龙饱读经书，做过泰兴县司库。他的父亲王心楼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毕业于张謇创办并亲任校长的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他的童年很不幸，在他7岁和9岁时，母亲和父亲相继病逝，两个姐姐合力挑起了将他抚养成人的重担。

1948年，王德滋和洪奉青因朋友介绍而相识。1953年，二人在南京登记结婚，没有举行仪式。婚后二人育有两女。他其中的一个女儿叫王卫平。2013年，他的夫人洪奉青病逝。

王德滋在中国首次提出了“次火山花岗石”理念，并结束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将火山岩和花岗岩人为割裂的倾向。此外，他还率先发现了S型火山岩，破除了国外同行认为不存在S型火山岩的观点。（《经济日报》评）

王德滋曾主管南京大学的科研工作，并提出了加强应用，注重基础，发展边缘，促进联合的十六字科研方针，为南京大学的科研工作和长远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他还创办了《高校地质学报》，并担任主编达十八年之久，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学习强国江苏省学习平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