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如星，男，1929年出生在晋西北的兴县，作曲家。代表作有《柳堡的故事》《江山多娇》《回民支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

1944年，抗日战争正在山西省大地激烈进行，14岁的高如星参加了一二○师“战斗剧社”。刚到剧社主要任务是学习，学习文化，学拉提琴，他的乐感节奏感都很强，随后正式参加了乐队演奏。1950年“战斗剧社”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要组织一个慰问团代表贺龙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去慰问在大风雪中艰苦奋战在康藏的筑路大军。我和孟贵彬带领一个演出小队，随慰问团，一路走，一路慰问演出。高如星是主要演员，他一会儿拉提琴，一会儿敲大鼓，还会跳踢踏舞。过了二郎山、大渡河，来到西康省康定城，康定是座名城，《康定情歌》享誉世界。再往前走，大雪封山，我们只好在康定待命，他把我们同住一座小楼的人召集起来，说：“我和孟贵彬合写了一首歌，名叫《藏胞歌唱解放军》，你们听听行不行。”唱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都说是首好歌。有的说“咱们有了《歌唱二郎山》，现在又有了《藏胞歌唱解放军》太棒了”。有的说“男女声二重唱这种形式很少，咱们是头一家。”《藏胞歌唱解放军》在筑路部队演出之后，很快在全国传开，接着在1951年全军文艺会演中获奖。这是高如星的处女作，这大大激发了21岁年轻作者的创作热情。

195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工作部歌舞团以解放军歌舞团名义出访苏联的东欧各国，全团170多人。为了在国外展显车容，我让高如星负责整理全团队伍。他热情细致，把大小车和各车人数，安排得井井有条。为了和苏联十几位司机搞好关系，他又开始学习俄语。莫斯科到处是高楼大厦，地铁站富丽堂皇，特别是听了许多歌唱家演唱的民俗音乐和抒情歌曲，如《喀秋莎》、《山楂树》、《遥远……遥远》、《伏尔加船夫曲》等，又听了彼得·柴可夫斯基、贝德里赫·斯美塔那、德伏夏克等大师的交响乐演奏会之后，从山西民歌的小天地，一下子来到如此博大的音乐世界，他震惊了，痴迷其中。他羡慕和崇拜苏联当时的音乐、歌曲，把发的一些零用费，全部买了苏联唱片。回国后他全身心地学习俄文，反复听唱片，连穿衣服也学苏联人的样子，还经常和一些苏联留学生聚会。1961年后，中苏关系恶化，不少战友提醒他不要和苏联学生多接近，他不听，说：“我们和苏联人民还是友好的嘛。”后来有位朋友偷偷告诉他“你被怀疑了，”他说：“真是莫名其妙，我脑子里全是音符，怀疑我什么。”在那个年代，他全装着音符的脑子就是没装“阶级斗争”这根弦。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厄运，不久他被留党察看，调离北京，离开八一电影制片厂，到武汉军区文工团搞创作。

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次聚会上，高如星相识了电影演员王云霞。王云霞曾演过《洞箫横吹》、《粮食》、《红河激浪》等多部电影。他了解到王云霞是党员，可是她却不能参加党的会议，问其原因，王云霞说：“我参演了一部描写陕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影片《红河激浪》，受北京电影学院领导的指派，把《红河激浪》的剧本送给习仲勋副总理审查，从此以后就不让我参加任何活动了。后来才知道，是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大案的牵连，习副总理被送进了监狱，我也失去了自由，变成‘内控’人员。”

燧石相撞时，会发出剧烈的声响和耀眼的火花。而心灵的相撞，却只有火花，没有声响。高如星出生在晋西北，是个放羊娃，14岁参加八路军。1951年，他写了处女作《藏胞歌唱解放军》，在全军文艺会演中获奖。1953年，他随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工作部歌舞团出访苏联。听了抒情歌曲《喀秋莎》、《山楂树》、《伏尔加船夫曲》等，又听了彼得·柴可夫斯基、贝德里赫·斯美塔那、德伏夏克等大师的交响乐演奏会之后，他震惊了。回国后，他全身心地学习俄文，反复听苏联歌曲唱片。1961年中苏关系恶化，不少战友提醒他，他不听。不久，他被留党察看，调离北京。高如星专注而深情地望着王云霞，轻声地对她耳语：“别怕，我也是被留党察看的‘内控’人员。”

从此，两人成为患难之交，彼此都认为对方是好人。高如星看到王云霞的母亲卧病在床，生活困难，就把《汾水长流》的全部稿酬送给王母娘娘。经过多方努力，他们的结婚被批准了。

那年春节，高如星已回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王云霞要去武汉完婚，可是北京电影学院只批准她三天假。那时，从北京到武汉往返就需要三天。王云霞到达武汉和高如星相见，二人抱头痛哭。王云霞抑止不住内心的委屈和愤怒，大声呼叫：“我送剧本给习仲勋副总理审查，犯了什么罪？”

高如星安慰她说：“总会弄清我们是无辜的。”然后他说：“我刚写完一部歌剧叫《枪之歌》，其中有一段是我专为你写的，我唱给你听听：跟着我，跟着我！咱们夫妻双双过黄河。就像一对惊弓鸟，南山上再去搭新窝。……”

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同志连看三遍《枪之歌》。看第二、三遍时，他闭眼专听音乐。他对《枪之歌》剧组负责人说：“你们回武汉不要拍电影了，我出钱买胶片，让珠影拍舞台艺术片，把全部歌曲都保留下来。”《枪之歌》被调到北京演出，同样受到热烈欢迎。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看了演出大声说：“好！歌好，又健康，又好听，是哪个作的曲？”告诉他是高如星。罗总长又问：“他来了没有？让我看看”。高如星赶紧从后排跑过来。罗总长握着高如星的手说：“你很年轻嘛，谢谢你写了这么好听的歌。”罗总长很喜欢这部歌剧，破例请剧组吃了一顿饭，以示祝贺。

不久，“文革”风暴骤起，罗总长和陶铸同志都被打倒，他们对《枪之歌》的称赞，又增加了高如星一条新罪状。造反派昼夜车轮大战，严刑逼供，要高如星交待写《九九艳阳天》这首靡靡之音的罪恶目的。高如星拒不认罪。《九九艳阳天》是超越一般电影的插曲，成为纯朴、真挚、缠绵爱情的象征。而且歌曲结构简单，通俗上口，电影放映过程犹如起了教唱作用，观众看完电影差不多就可以背唱下来。著名作家白桦说：“高如星小学文化，没进过音乐学院，也没有师从过任何名家，可是他懂合声，会配器，他写的歌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精神。有些作曲家一生一世也没写出什么动听的旋律，还有些作曲家只会生吞活剥地使用民俗音乐，毫无发展和创新。高如星却不同，他的旋律随时都能从他的心中流淌出来。”

1972年，42岁的高如星在弥留之际，让妻子给他唱《跟着我吧》。妻子哽咽着唱不下去。临去时，他说：“云霞，帮我穿上军装，钉上帽徽、领章，将来让咱们的孩子看看，他的父亲不是坏人，是一位曾经南征北战、堂堂正正的解放军战士！”

1971年被迫害致死。

汾水长流(1963)....作曲

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作曲

船厂追踪(1959)....作曲

回民支队(1959)....作曲

三年早知道(1958)....作曲

英雄虎胆(1958)....作曲

这决不是小事情(1956)....作曲

柳堡的故事(1957)....作曲

一日千里(1958)....作曲

江山多娇(1959)....作曲

说到音乐，在武汉和高如星同时受到批判的著名作家白桦说：“中国有些作曲家一生一世也没写出什么动听的旋律，高如星的旋律随时都能从他的铅笔中流淌出来。还有些作曲家只会生吞活剥地使用民俗音乐，毫无发展和创新，高如星却不同。”人常说旋律是歌曲的灵魂，歌曲没有旋律就没有了灵魂，就不好听，就没人唱，好听的旋律是首要的，是无法用任何作曲技巧所替代的。

我很奇怪，高如星14岁参加八路军，小学文化，他没进过音乐学院，也没有师从过任何名家，可是他懂合声，会配器，他写的歌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精神。他还曾说：“我脑子里有取之不尽的优美的旋律。”他自学俄文，不久就能流利地对话。

为了进一步了解高如星，我最近访问了他的夫人王云霞。

王云霞同志是北京电影厂演员，曾演过《洞箫横吹》《粮食》《红河激浪》等多部电影。1964年高如星借到北京电影学院写《汾水长流》的音乐，在一次聚会上二人相识，高如星了解到王云霞是党员，可是不能参加党的会议。高如星问其中的原因，王云霞说：“我参加了一部描写陕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影片《红河激浪》，受北京电影制片厂领导的指派，把《红河激浪》的剧本送给习仲勋副总理审查，从此以后就不让我参加任何活动，当时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是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大案的牵连，习副总理被送进了监狱，我也失去自由，变成‘内控’人员。”高如星说：“别怕，我也是被留党查看的‘内控’人员。”从此两人成为患难之交，彼此都认为对方是好人，不是坏人，高如星看到王云霞的母亲卧病在床，生活困难，就把《汾水长流》的全部稿酬送给王母娘娘。两人相知越来越深，经过多方努力，他们的结婚被批准了。那年春节，高如星已回武汉，王云霞要去武汉完婚，可是只批准她三天假，从北京到武汉路上往返就需要三天，那时竟有这种毫无人性的荒唐事。王云霞到达武汉和高如星相见，二人抱头痛哭，王云霞抑制不住内心的委屈和愤怒，她大声呼叫：“我们犯了什么罪。”高如星安慰她说：“总会弄清我们是无辜的。”然后他说：“我刚写完一部歌剧叫《枪之歌》，其中有一段是我专门为你写的，我唱给你听听：

跟着我，跟着我！咱们夫妻双双过黄河。

就像一对惊弓鸟，南山上再去搭新窝。

听不见枪，听不见炮，开块荒地也能过生活。”

春节刚过，高如星就被突击审讯。造反派疯狂逼高如星交待“苏修特务”罪行，交待写《九九艳阳天》这首靡靡之音的罪恶目的。高如星拒不认罪，他们就昼夜车轮大战，严刑逼供。高如星的肋骨被打断插进肺里面，他忍住剧烈疼痛，愤怒反驳，说“这是诬陷”。不久，肺部感染化浓，创伤部位发生癌变，发现时已是肺癌晚期。这时允许高如星去医院看病，但是必须戴着脚镣手铐去。他忍受不了对他人格的屈辱，大声说：“我不去，我宁愿死。”在高如星临终前三天，他让王云霞搀扶着去附近一家小照相馆，照了一张夫妻合影。临去时他说：“云霞，帮我穿上军装，钉上帽徽、领章，将来让咱们的孩子看看，他的父亲不是坏人，是一位曾经南征北战、堂堂正正的解放军战士。”高如星在弥留之际让妻子给他唱唱《跟着我吧》，那首歌，妻子哽咽着唱不下去。刚从家乡来照顾他的小侄女，眼泪汪汪地看着叔叔，轻声说：“叔叔，我给你唱个歌吧。”她看见叔叔的头微微动了一下，他轻轻地唱起“九九那个艳阳天啦哎嗨哟，十八岁的哥哥来到小河边……”

42岁的高如星踏着他那优美的旋律，静静地……永远走了……

“文革”结束以后，高如星追悼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代表郑重宣布高如星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为他平反昭雪，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

我亲爱的小战友，这颗明亮的小星，很快就从天空消逝了，但是他优美动听的旋律，将长久要飘扬在人们的生活之中，飘扬在祖国的艳阳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