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托研究所(英文名：Cato Institute，又名：加图研究所)，是一个位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自由意志主义智库，是美国五大保守派智库之一。卡托研究所的使命是推动对以“有限政府”“自由市场”“个人自由”以及“和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公共政策的认识。

卡托研究所的前身是查尔斯·科赫基金会。1976年7月，该基金会改名为卡托研究所。1981年，卡托研究所搬到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93年，卡托研究所又搬到了位于马萨诸塞州大街的地址。卡托研究所有员工168人，包括1名名誉主席。研究所设立了7个分中心、6个项目及研究部、总经理、自由主义者网站、行政管理部、联络部等分支机构。其研究员大多毕业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许多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卡托研究所的研究范围涉及16个研究领域，包括宪法、法律和法院，刑法与公民自由，教育和儿童政策，能源与环境，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等。

2002年11月，卡托研究所被ALEXA INTERNET的排名系统列为“点击率最高的智囊”。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关于教育政策领域的顶级智库排名中，卡托研究所名列第二。根据《2017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项目），卡托研究所在“全球顶级智库”中排名第15位，在“美国顶级智库”中排名第10位。

卡托的名称来源于“卡托通信”，指的是18世纪初英国人约翰·特伦査德和托马斯·戈登为阐述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见而撰写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以古罗马共和制度的捍卫者小卡托名字命名，它们为18世纪美国独立革命奠定了哲学基础。

卡托研究所的前身是1974年由埃德·克兰(Edward H.Crane)、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和查尔斯·科恩(Charles Koch)创立的查尔斯·科赫基金会(Charles Koch Foundation)。1976年7月，该基金会改名为卡托研究所。1977年，卡托研究所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1981年，卡托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默里·罗斯巴德因一连串与其他成员的争议而脱离研究所。同年，卡托研究所搬到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并将总部设在美国国会旁的一栋公寓里。1993年，卡托研究所又搬到了位于马萨诸塞州大街的地址。

2002年9月，卡托研究所的网站共有188901名访客浏览。同年11月，卡托研究所被ALEXA INTERNET的排名系统列为“点击率最高的智囊”，其网站也成为“在过去三个月人气最高的智囊网站”。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关于教育政策领域的顶级智库排名中，卡托研究所名列第二。根据《2017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项目），卡托研究所在“全球顶级智库”中排名第15位，在“美国顶级智库”中排名第10位。

卡托研究所有员工168人，包括1名名誉主席。研究所设立了7个分中心、6个项目及研究部、总经理、自由主义者网站、行政管理部、联络部、会务部、发展部、对外事务部、信息技术部、出版社和学生项目部，具体架构如下。

分中心和项目及研究部是卡托研究所的常设部门，是卡托研究所进行研究的主要力量和组织机构。通过设立这两类部门，卡托研究所可以更好的汇聚专业人才，有针对性的进行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各类研究报告的撰写。

由于卡托研究所的研究涉及到了国内和国际各类主题，包括医疗保障、教育、环境和能源、外交政策和国际人权等等，为提高研究效率和组织各类研究资源，卡托研究所在美国国内设立了多个分中心和子项目部。分中心及子项目的学者致力于反对政府继续扩张进而超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限制，同时还力图应对不断升级的对于个人权利的各种攻击问题。

卡托研究所倡导推进“个人自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场和和平”的政策。他们的政策立场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主张减少政府对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干预，同时减少全球的军事和政治干预。

多卡托研究所学者主张支持公民自由、自由移民政策、药物自由化等观点。卡托研究所的理念是受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意志主义传统影响的。因此，在自由意志主义的影响下，卡托的学者从许多不同的哲学和宗教的角度来探讨各种题。

在卡托研究所的发展进程中，许多学者对卡托研究所的研究理念产生影响。其中包括三名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詹姆斯·布坎南。米尔顿·佛利民首先提出了学校自由选择制度(schoolchoice)的概念，这也是卡托研究所教育自由中心一直提倡的政策。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所提出的自愿秩序概念以及强调价格机制的重要性也对卡托研究所的许多学者有深刻影响。詹姆斯·布坎南在公共选择学派上的理论也影响了卡托研究所对政府的各种计划和政策提出深刻批判。

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对卡托研究所也有极大影响，客观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共同主张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有限政府的理念。1997年，卡托研究所副所长大卫·伯阿兹(DavidBoaz)写道，所有的客观主义者都必然是自由意志主义者。

卡托研究所和美国保守派的矛盾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出现的。在美国共和党1994年的国会选举大胜之后，卡托研究所经常被视为美国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的重镇之一。在20世纪后半段，重塑并重振了共和党以及保守主义运动的贝利·高华德与隆纳•威尔森•雷根也都曾受到自由意志主义理念的深刻影响。不过，卡托研究所却一直拒绝被称为“保守主义智库”，因为“保守派代表了一种对改变的反抗、以及一种企图保持现状的心态”。

随着卡托研究所对美国共和党主流的尖锐批评，这样的矛盾关系也开始越来越明显。逐渐扩大的冲突可以归咎于美国共和党官方逐渐支持的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的政策、对于政府开支的扩张、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卡托研究所在诸如同性恋和毒品等问题上，与坚持权威的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存在较大的分歧。卡托研究所主张维护同性恋者的结婚权利，赞成毒品合法化，甚至反对政府对色情文学的管控。其在这些问题上毫不妥协的立场，是卡托研究所坚持自由意志主义基本理念的突出表现。尤其在毒品问题上，卡托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是美国“毒品战争”的坚定反对者。卡托研究所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联邦政府的禁毒政策是对美国个人自由传统的侵害。卡托研究所的学者们还以美国历史上“公务员禁酒令”的失败为依据，认为权威的管控并不能解决此类问题，相反更容易激发人们的反抗意识，助长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增加人们对乙醇和毒品的渴望。同时，在卡托研究所的学者们看来，不论是禁酒令还是禁毒令，本质上都是违宪行为，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对美国市民社会的损害。

卡托研究所代表的自由意志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并不是绝对的对立，两者在政治议题上基本处于完全相同的立场，但两者的各种机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安·兰德在世时一直藐视当时发展中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兰德的精神继承人列奥那多·培可夫(LeonardPeikoff)也坚持了艾茵·兰德的立场，拒绝与任何自由意志主义组织来往，包括卡托研究所在内。

但其他客观主义的机构，尤其是阿特拉斯学会（Atlas Society）则对卡托研究所表现出比较友善的态度。虽然客观主义者与其他自由意志主义者都是自然的战友，且客观主义者与主流的自由意志主义还存在着合作和交流，因此，卡托研究所的领导人长年来也一直在尝试化解客观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加图研究所的基本主张是：个人自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场与和平。加图研究所从本质上说是现代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不断发展的产物，它代表了许多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者将理念转变为现实的美好愿景。但同时，加图研究所也是70年代以来美国第三代智库的典型代表，这一代智库的突出特点是偏重政策鼓吹。为了适应 70年代后美国政治多元化的发展，它们不再埋头于理论与政策研究，而是更注重向政治决策者推销和宣传自己的政策观点，由此在美国社会主义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市场。这其中不仅包括智库，还有利益集团、游说组织、独立学者和咨询公司等各种形式的参与者，它们都在其中相互竞争，积极向决策者推销自己的思想。因此，基于加图研究所理念卫道士和思想经纪人的双重属性，其在坚持自由意志主义基本立场的同时，也不得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做出妥协，以便更适应政治决策者的实际需要。

基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观念和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自由精神。卡托研究所的成员普遍认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每个美国公民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卡托研究所反对政府对学校教育的干涉。卡托研究所的学者们经常批评美国的公立学校教育体系，认为其越来越官僚、腐败和低效，不符合美国自由平等的传统精神。他们认为教育对于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因此应当教给孩子们什么不能完全由官僚机构来决定，而应该由个体家庭所控制。所以卡托研究所反对由联邦政府制定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科书，更不赞同联邦政府用拨款和教育税等方式推行强制和义务教育，并主张发展私立学校教育，将选择学校和教育方式的权利交给家长。在卡托研究所的学者们看来，教育选择权也是个人自由的一个重要内容，政府同样无权干涉。但为了使其主张能够切实可行，卡托研究所在具体的教育政策主张上也有所妥协。如卡托研究所主张将用于发展公立学校教育的税收以教育券或者奖学金等形式返还给家庭，使其能够自由为孩子选择公立或者私立学校。同时将给予穷人家庭的教育补助也用教育券的形式代替，这样既能减少税收，也能为穷人家庭提供更多教育选择的自由。

卡托研究所几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但不同于那些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卡托研究所的学者们并不主张彻底的无政府主义。依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独立宣言》中的精神，他们认为政府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等自然权利而存在的，是必要的。但在卡托研究所的学者们看来，现代美国联邦政府的职权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宪法对政府职能的限定。而事实证明，联邦政府对于美国社会的种种干预政策是失败的。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成果之一。因此自卡托研究所成立以来，废除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就是卡托研究所的核心政策主张。卡托研究所的学者们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就像是一场传销骗局，它给首先加入的人高额回报，但是后来的加入者只会受到损失。而为了维持这一制度的运转，联邦政府必须实施高额的赤字财政政策和高税收的政策，这也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并且这一福利帝国总有一天会因入不敷出而破产。为此，卡托研究所的学者们主张将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包括建立个人退休账户，引入私人企业参与私人退休金投资与管理，改变美国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支付模式等。在卡托研究所的学者们看来，只有瓦解社会保障这项美国联邦政府最大的公共服务项目，才能真正解决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问题。

总之，卡托研究所的学者认为联邦政府的干预才是造成美国在经济、环境、能源、医疗等各方面问题的真正原因，他们相信只有私有化，保障私人产权，强调个人责任，才能解决好各类社会问题。尽管卡托研究所反对美国联邦政府超出宪法规定范围，损害个人自由的任何政策，但是卡托研究所在提出政策建议时同样做出了一些理念上的妥协。如在尝试与克林顿政府及小布什政府合作，帮助其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卡托研究所与其他一些保守派智库一样，也主张社会保障制度的部分私有化。尽管其在80年代曾强烈指责里根政府的类似主张，但当其自身真正进入到政治议程的核心时，也不得不对其所秉持的自由意志主义理念做出一定程度的背离，这是由卡托研究所的智库性质所决定的。

现代自由意志主义在经济学方面，主要采用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点。因此卡托研究所在成立后，同样也与哈耶克和穆瑞·罗斯巴德等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者保持着十分紧密的合作关系。奥地利经济学派通常被认为是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现代继承者，它的基本主张包括：支持私有权不可侵犯，支持自由贸易、自由移民和全球化，支持开放资本、劳动和货币市场，反对政府经济管制，反对赤字财政政策，反对约翰·凯恩斯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者所支持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不同，奥地利经济学派始终坚持其自由放任政策，反对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涉。而芝加哥经济学派则主张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以打破大公司垄断。这也是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经济观上的主要分歧。卡托研究所秉持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点，主张美国联邦政府应当维护自由市场的运行秩序，保护产权与自由贸易，反对其进行价格管制和就业保护。而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卡托研究所主张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取消童工禁令、反对针对大企业的反垄断调查。

卡托研究所的学者们坚信，维护自由市场秩序、鼓励自由竞争是解决美国经济发展中各类问题的最理想途径，私有产权的存留更是社会创新与进步的基石，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涉只会破坏市场机制的协调统一性。在国际贸易方面，卡托研究所同样赞成资本、人口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反对人为干涉和贸易保护主义。因此，卡托研究所一贯就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对世界金融秩序的管制，及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并呼吁美国联邦政府应当终止对这两个组织资金支持。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卡托研究所基于自由意志主义有限政府的理念，认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应当紧密遵循宪法和《独立宣言》的限定，其作用仅限于保护美国公民的基本自然权利。

因此，联邦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维护美国的国内安全与稳定。所以卡托研究所反对美国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事务的干预和战争行动。其政策观点近似于美国建国初期的孤立主义立场。在具体政策措施方面，卡托研究所主张美国应当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减少海外驻军，让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在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同时，应主要以外交谈判等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在打击中东恐怖主义问题上，应当将进行直接军事打击的主导权交给当地各国政府，而美国应该将结束中东各国内部的战乱与冲突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卡托研究所一直以来都主张对美国医疗保障体系进行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以解决该体系所存在的费用过高、覆盖面不足和效率底下等问题。因而其反对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卡托研究所的学者们主要从经济效益和自由权利两个方面，对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主张进行了批驳。他们认为随着美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医疗成本的上升，建立政府主导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将会进一步扩大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担。同时，从自由权利的角度来看，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做法也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对于联邦政府职权范围的限定，这一体系与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一样，都是联邦政府滥用权力，侵害公民个人自由的集中表现。

因此，卡托研究所的学者们一直主张减少联邦政府对美国医疗保险市场的监管，大力发展私营医疗保险，利用市场竞争机制来降低医疗保险的成本，并通过建立与其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方案中的个人退休账户相类似的医疗储蓄账户，来解决美国医疗保障体系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卡托研究所将其医疗保障体系改革方案称之为“患者力量”计划，即把医疗保障的控制权还给患者，由每个消费者自己决定该为医疗保险花多少钱。其主张在“患者力量”计划下，人们可以每年在自己的医疗储蓄账户中免税存入一笔钱，专门用来支付医疗费用，并能够自由地选择他们自己的医疗保险方案。而通过掌握医疗事务上的选择权和控制权，患者能够更好地对其医疗成本进行控制，也会更加努力地按照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所以，在《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正式出台之后，卡托研究所的学者们立即对该法案进行了猛烈地批评。他们认为，暂且不论这一法案是否明智，是否能够解决美国医疗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其本身实际上就是违反宪法的。特别是法案中的“个人强制”条款，以及强制要求各州扩大州医疗辅助计划覆盖面的条款，更是对美国公民自由权利和美国联邦制度的极大侵害。因而卡托研究所积极地支持美国反对奥巴马医改计划的各类行动，更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在由美国多个州、组织和个人提起的一系列“医改违宪”诉讼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为了保持独立性，卡托研究所不接受政府资助，其经费主要来自个人赞助者、基金会、企业以及销售出版物的所得。资助卡托研究所的基金会主要有：大西洋慈善基金会(Atlantic Philanthropies)、查尔斯·科赫慈善基金(Charles G. KochCharitable Foundation)、埃尔哈特基金会(Earhart Foundation)、JM基金会、约翰·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Inc.)、克洛德·兰姆慈善基金(Claude R.Lammbe Charitable Foundation)、林德与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Lynde and HarryBradley Foundation)、城岩基金会(Castle Rock Foundation)、Scaife 基金会(ScaifeFoundations)、福特基金会、Ploughshares基金会(Ploughshares Fund)、大麻政策项目(Marijuana Policy Project)等。

资助卡托研究所的企业主要有：阿尔特里亚服务公司(Altria Corporate Services Inc.，前身为菲利普莫里斯)、美国石油研究所康佳公司(Comcast Corporation)、联邦快递公司、微软、雷诺烟草公司、美国维萨公司(Visa USA INC.)、沃尔玛公司超市等。

2013年至2017年这5年的卡托研究所经营收入情况显示，其重要的资助者为个人资助，5年平均占比81.60%；其次是基金会资助，5年平均占比11.48%；最后是企业资助，5年平均占比2.70%。卡托研究所对于资助者的分类也非常详细，对于不同资助金的会员，所享受到的会员福利也有所不同。这些福利包括访问最新的卡托研究所的出版物、报告、新闻简报和参加卡托研究所的活动等方面。

1980年至2018年10月，卡托研究所共计完成了1789项报告的撰写。报告包括白皮书、简报、发展公报、研究报告、政策分析和文件等多种形式。研究内容更是包含了社会、经济、法律、政策、国防、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

卡托研究所主办或出版的杂志、期刊和图书共计253种，涉及到的研究内容同样包含了社会、经济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卡托最高法院评论》《世界经济自由》《卡托的信函》《监管》和《卡托政策手册》是卡托研究所的主要出版物。

在《卡托最高法院评论》中，法律学者主要分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1年内的最重要案件。该评论每年在美国的宪法日发布，同时每年举行一次重要的研讨会。这是唯一一个以国家的第一原则、自由和有限政府为基础的批评法院的学术评论。在《世界经济自由》报告中，研究者旨在衡量各国机构的政策与其自由交换和经济自由等观点的一致性。该报告由卡托研究所、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和全球70多个智库共同发布。报告强调了经济自由的基础是个人选择、自由交换和开放市场。正如亚当·斯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强调的那样，自由交换和市场协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如果没有通过市场协调的交流和创业活动，现代生活的标准将不复存在。而潜在有利的交换并不总是发生。它们的实现取决于健全货币、法治和财产权保障等诸多因素。

《卡托的信函》刊登重要思想家的散文和演讲。《卡托的信函》是卡托研究所的季刊，其主题是以美国传统的观念个人自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场与和平为基础的，且是最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监管》提供有关美国政府在监管政策方面的指导和见解，研究从农业到健康到交通等几乎所有政府干预的各个市场。它为政府的监管政策的整体影响提供强有力的信息保障。杂志中的文章都是由国家顶级经济学家、政策分析师和法律专家撰写的，这也充分保证了在监管和经济政策制定中所需的客观、深入的分析。《卡托政策手册》为美国政府削减联邦支出、税收和权力制定了详细标准。它提供了一套以减少联邦政府的限制为目的的解决方案。《卡托政策手册》提供了深人的分析和具体的建议，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任何对通过有限政府确保自由而感兴趣的人来说，《卡托政策手册》都是宝贵的资源。

自2002年起，卡托研究所每两年向“为推进人类自由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颁发米尔顿·弗里德曼奖，奖励50万美元现金。

卡托研究所的研究员大多毕业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斯坦福、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许多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基本都有在知名学府、政府部门、世界500强企业、知名非政府组织工作的经验，参与过一些重大政策的讨论和制定。

曾经担任过卡托研究所总裁的威廉·尼斯卡能，还担任过福特汽车公司经济学家部部长、美国联邦预算管理局副局长；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克·迈克尔是环境问题专家，曾担任全美气候学家学会主席，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报告的撰稿人之一，该小组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窦，曾经在里根政府中担任总统的特别助理，还担任过美国知名政治杂志《探寻》的编辑，经常在《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财富》杂志上发表文章，并且是ABC、CBS、NBC、CNN等美国知名媒体的权威评论员；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普尔，曾担任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三个分行的行政办公室主任，是联邦储备银行金融政策制定小组成员，也是该行在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中指定的代表，还担任过美联储州长理事会的高级经济学家。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夫·汉克曾在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担任高级经济学家，并且先后担任过立陶宛和门的内哥罗的国务顾问，在上述两国以及保加利亚、波黑、厄瓜多尔、阿根廷等国建立新的货币制度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税收政策研究项目主任克里斯·爱德华兹曾经担任过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负责审查税收、预算等事务。

由于卡托研究所以超越党派的利益自我定位，其专家学者的见解经常与美国两大主要政党的意见不一致。卡托研究所学者曾对小布什政府（2001~2009年）的各种政策严厉批评，包括发动伊拉克战争、过高的政府开支、公民自由、教育、农业、能源等领域的政策。不过在另一些问题上，他们又赞扬布什的政策，如健康医疗、社会保障、全球气候变暖、税收和移民等问题。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卡托研究所学者对约翰·麦凯恩和奥巴马这两个主要政党候选人都进行过批评。

2002年，卡托研究所主席克莱恩和塞拉俱乐部常务理事波普尔共同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摈弃共和党人提出的能源法案，指责它不过是为华盛顿的院外活动者捞油水的工具。2004年，卡托研究所出版的一份报告激怒了美国制药业，因为它为药物再进口讲话。2005年，卡托研究所学者杰瑞·泰勒与塞拉俱乐部的丹尼尔·贝克共同批评共和党的节能法案是向企业让利的做法。2006年，卡托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攻击了数字千年版权法。卡托研究所还出版了很多研究报告对所谓的“公司福利”加以批评，指责这是官员通过特定的预算开支，让纳税人的钱流入企业的腰包，从而形成政商勾结。

2024年，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及他新任命的“边境沙皇”汤姆·霍曼可能考虑派遣美国军队世界十大特种部队消灭墨西哥贩毒集团。针对这一情况，卡托研究所专注于国防问题研究的研究员布兰登·巴克警告称，尽管美军特种兵实力很强，但墨西哥贩毒集团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另外，在发表于卡托研究所官网上的一篇名为《永远不该有的想法：动用美国特种部队打击贩毒集团将是巨大的错误》的文章中，布兰登强调了这一想法的危险性。

卡托研究所作为一个主要接受私人资助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其研究似乎力求独立于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甚至经常在一些具体政策上与美国政府以及资助该研究所的财团相矛盾，但是，由于其宗旨旗帜鲜明地维护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其研究自然主要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由于卡托并不是狭隘地将国家利益理解为美国现任政府的利益，因此，它不可能充当政府政策的忠实诠释者，而往往是政府政策的批评者、监督者，这种角色定位使其研究工作在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时候往往能超越国内特定利益集团的视角，从而能够比较开创性地提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为其赢得了国际声誉，成为美国“软实力”的一种体现。（《国际著名智库研究》作者李轶海 评）

卡托研究所的成功在于其坚持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身份，坚持个人自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场和和平的价值理念。其所有的研究领域的基础都建构在研究所的价值理念之上。卡托研究所的发展还在于其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美国卡托研究所的运营机制及发展态势》作者张国瑞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