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6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
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名称由来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 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
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特点
新生代民工的消费特点：
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不同于父辈的显著特点。
据
广东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09年第二季度，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挣钱873元，只交回老家232元，即将近八成的工资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着了。他们把超过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娱乐和电话费上。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出现了“娇子农民工”、“月光族”等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城市打工，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吃苦耐劳的能力和精神，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调查显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70%的人拥有手机或
小灵通。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费观念让收入较低的农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前沿挑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部分人的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
3．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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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中央一号文件关注新生代
在中国1.5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中，1980年后出生的青年农民大约有1亿人，占60%之多。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给予了重点关注，明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本报获悉，进一步的政策完善将会出现在“十二五”规划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中。据权威人士向本报透露，政策的核心是着力推进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政策的落实。五中全会最关键的文件将把它专门作为一节，进一步明确政策落实的措施。
而此背后的两个最主要原因，一是“通过政策调整拉动内需”，二是“实现农民工权益公平”。
新生代集中在东部
经济观察报：日前农民工出现从东部向中西部的流动转移，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向和就业地域分布情况有什么变化？
盛来运：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返乡。2009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在流动格局上，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比重开始下降。
在我国主要的农民工务工区域，2009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务工数量比上年减少954万人，
长江三角洲比上年减少238万人。在返乡的农民工中，其中绝大部分是年龄大的农民工，他们对家乡的、土地的感情比较深，而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率很低。新生代农民工即使暂时返乡也很快又回到了城市，继续追寻他们的城市梦。
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平均工资比东部低5%左右，但东部生活消费支出大，差别超过10%。具体到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从事制造业和
建筑业的数量较大，比重分别为47.6%和9%。
崔传义：从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数量是增加了，但转移至中西部的主要是上一代农民工，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倾向于向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
新生代农民工返回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沿海地区更繁荣；再有就是沿海发达地区对农民工的供需依然旺盛。以珠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这两个地区为例来说，原来是密集型
加工业为主，金融危机风暴过后，开始实行产业升级，加快了继续改造和升级的步伐，吸引了很大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又有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返回到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
经济观察报：农民工从东部向中西部的流动是否会成为一种趋势？
盛来运：未来农民工流动的趋势很难判定，主要取决于东中西部产业发展的速度。从目前产业发展的趋势来看，一方面，东部地区产业升级速度比较快，随着企业技术含量的提高，肯定会减少用工量，而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也会带动部分农民工相应转移到中西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比较快，就业效应也在增大。
要看未来哪种就业发展情况如何，很难说是一种趋势。关键在于国家未来出台的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措施及针对农民工的各种就业措施，以及地方政策的配套情况。
五中全会助推政策落实
经济观察报：这些变化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哪些影响？政府相应的配套管理能否跟上？
盛来运：农民工的频繁流动乃至新的变化，肯定会不利于社会管理；最主要的是，目前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等发达地区出现的严重的“用工荒”，非常不利于当地经济生产的稳定，不利于当地产业的稳定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快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市民化，使他们相对就业稳定。
崔传义：应该说，不是农民工的流动影响了我们的服务管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管理能否适应农民工向城镇和非农业流动的转移。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民工并没对城市管理造成多大的压力，而是城市的企业需要他们。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达到98%以上，并非是无业情况，他们主要在干城市人不愿意干的“剩余工作”，基本都在“脏、苦、累、险”的岗位上。
党国英：和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农民工流动是有就业的流动。流动后的农民工并不存在就业难问题，而且他们也在城市住下来了。
农民工的流动对服务管理带来的难度也不大。农民工的人口登记是城市服务管理的最基础工作，户口又是管理的前提。现在最关键是要把农民工纳入养老
社会保障。
经济观察报：今年将会颁布哪些新的农民工政策？未来我国制定新生代农民工政策将会是什么样的走向？
盛来运：1.5亿外出农民工中将近60%是1980年后出生的，大约9000万人；1990年后出生的大约占6%，约是900万。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主力。
中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动城镇化方略，农民工城市化将是下一阶段我国城镇化的重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身份问题就成为越来越紧迫的任务。
崔传义：以前推进农民工政策落实的情况很不好。要真正贯彻落实中央的农民工政策，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破除各种障碍。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制定国家“十二五”规划，10月份将召开十七届五中全会，都将会对农民工相关政策落实有深入推进作用；特别是十七届五中全会，将有更明确更得力的农民工政策落实措施，这将对保护农民工权益，起到重要作用。
“新生代”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按照社会上通行的说法，80后、90后农民工被称为“二代农民工”，富人的子女则被称为“富二代”。这种身份标签式的称呼，将两个群体划分开来，既是出于财富上的定义，也涵盖了不同的出身环境。而如今，两个群体都不再认同自己的身份标签了，觉得需要换个说法。
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媒体报道也纷纷将“二代农民工”换成“新生代农民工”。而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展现出不同上代农民工的特点，不少人应聘时就要求企业交纳社会保险，还要有夫妻房，然后再谈工资待遇。还有人说自己不是农民工，是白领。（2月9日中国青年报）
“新生代农民工”其实已经彻底脱离农业，他们基本上没有下田务农的经验，也不再想回归农村，而是梦想融入城市，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虽然他们的户籍出身没有改变，但从现实角度来看，他们确实不能再叫农民工了，应该称为“产业工人”更为贴切。由于教育基础和成长环境的变化，他们更加重视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追求公平和正义，反对社会歧视。
“新生代农民工”与“新一代企业家”虽属两个群体，但从本质上来讲，他们都是“新生代”年轻人中的一部分。他们代表着社会的不同层面，却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新生代”意识上的觉醒，将改变社会的发展方向。
长江后浪推前浪，随着上代劳动者的渐次引退，长期所依赖的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低成本人工将消失，低水平、低效率的发展模式面临淘汰与升级。“新生代”追求更高福利、高工资、高水准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健全
社会保障体系、调整产业结构、放开户籍限制、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已是箭在弦上。关注“新生代”的变化，顺应时代变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将决定国家的未来。江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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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富士康悲剧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针对富士康不断发生的跳楼事件，昨天，
卢晖临与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紧急发出了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
以下为联名信全文：
自今年一月份以来，富士康集团已经发生员工跳楼事件9起，造成7死2伤的惨剧。这些20岁左右的年青人，为什么在人生最美好的时期选择离开这个世界？逝去的生命让我们痛心不已，更让我们在个体心理层面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厂”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问题。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我们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
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我们呼吁国家立即终结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当我国的一些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占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之时，我们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如果说，以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改革初期
中原地区在资本匮乏等历史条件制约下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的话，走到今天，这种发展战略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劳动所得的低下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长期不振，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发生在富士康的悲剧，更说明了这种发展模式在劳动者这一方的难以为继。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母辈那样想过再回家做农民，就此而言，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
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
我们认为，以“低人权优势”维持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今天的中国资本充足、国力强盛，已经具备了转变发展模式的条件和能力，依靠国家、企业与劳动者共同的努力，切实解决新生代
农民工问题，一定能够有效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我们呼吁所有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做出切实努力，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富士康集团自1988在中国深圳建厂以来，迅速发展壮大，工厂已遍及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以及中西部地区，拥有60余万员工。富士康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强的第109位，连续7年雄踞中国大陆出口企业榜首。富士康的今天，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心血汗水。作为一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行业领袖，富士康理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
我们呼吁地方政府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
农民工的待遇和尊严不限于一个企业，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问题。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问题。我们呼吁国家和地方政府拿出切实的举措，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的成果。作为改革的实验区，
深圳市的崛起离不开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的艰苦付出。深圳市2008年底实际人口超过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只有228万，正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的贡献，才创造了深圳市今天的繁荣富强。作为改革的受惠者，
深圳市人民政府理应改善农民工的生存处境，拿出解决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方案，继80年代作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之后，再次争当新世纪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垂范者。
最后，我们呼吁新生代农民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彼此的生命，用积极的方式来回应劳动者今天的困境，争取基本的劳动权益，保护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权利。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互助，提高自我救助、自我保护与
自我管理的能力。并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起参与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宏业中，共建一个让每个劳动者都活出尊严的和谐社会。
签名：
谭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任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2010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