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洛夫寓言》（Krylov's fables）是俄罗斯作家伊·安·克雷洛夫（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Крылов）所创作的203篇寓言的合集。

克雷洛夫的寓言来自俄罗斯的谚语和口语俗话，其语言和风格也带有民间性质和民间色彩。克雷洛夫寓言的取材范围广泛，讽刺的对象也是多方面的，作者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融合俄国独特的民间语言，极富戏剧性的故事情节与对白，构建了幽默与讽刺色彩的寓言故事。克雷洛夫寓言中的主人公多是动植物，但是这些动植物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被赋予了特色鲜明的性格特征。克雷洛夫的寓言通过鲜明生动的动物形象，展现社会中各类复杂的人物及其性格，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思想、精神生活的重要表现。 《克雷洛夫寓言》最早的版本出版于1809年，在之后长达35年中（1809—1843年）多次再版，而且逐渐增加了新的作品，最后《克雷洛夫寓言全集》收集了克雷洛夫一生创作的203篇寓言。

克雷洛夫寓言开创了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先声，既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聪明智慧，也揭露了社会的弊端与人性的缺陷，成为俄罗斯乃至世界世代流传的经典名著。

这些寓言有着极强的人民性和现实性，蕴含着他自己的以及从父辈们那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全部生活智慧和实际经验。他的寓言都以诗体写成，语言优美、寓意深刻，常借动物和植物的形象，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刻画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复杂性格，抒发自己的民主思想，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

克雷洛夫生活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俄罗斯，这一时期俄国社会经历了诸多重大事件，如反对农奴制的普加乔夫起义、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走向反动和没落、亚历山大一世反动统治、俄法战争以及十二月党人起义等。这些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为克雷洛夫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社会背景。

1804年，克雷洛夫见到了俄国寓言作家德米特里耶夫，后者曾翻译过法国著名寓言作家让·德·拉·封丹的寓言。克雷洛夫在翻译拉·封丹寓言的过程中受到了启发，并决定尝试创作寓言。他希望通过寓言这种言简意赅的体裁来达到文学和文化启蒙的作用，从而揭示社会的黑暗面，批判统治阶级的专横和无知，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和赞美。

伊·安·克雷洛夫（1769－1844）是俄罗斯最杰出的寓言作家。他写过诗、喜剧、讽刺性散文，当过进步刊物的编辑，只是在晚年才开始写寓言。他认为寓言这种文学体裁通俗易懂，人人喜爱，寓言的隐喻性语言使作者便于说出统治者不允许说出的观点和信念。克雷洛夫一生共写寓言二百零三篇，均以诗体写成。他在寓言中运用和提炼了大量反映俄罗斯人民智慧的童话和谚语，而他的一些警句又反过来变成了新的谚语在人民中间传诵。克雷洛夫的作品丰富了俄罗斯的文学语言，亚历山大·普希金称他是当时“最富有人民性的诗人”。

讽刺嘲笑统治阶级的专横、寄生、无知等。

许多寓言描写了强权者的专横无理，揭露了在强者面前弱者永远有罪的强盗逻辑，像《狼和小羊》《狮子分猎物》《狼与鹤》。

而《大象当官》《狗熊照看蜂房》《狐狸建筑师》《村社大会》等则揭露了统治者欺压百姓的狡诈伎俩。沙皇专制制度下法律维护统治者的虚伪本质在《狗鱼》《农夫和绵羊》《农夫与河》《乌鸦》等篇中得到了揭示。

而《狐狸和旱獭》《蜜蜂和苍蝇》《猴子和眼镜》《鹅》《老鼠会议》等则抨击了统治者的种种丑行，如贪污受贿罪，寄生，无知，无能，崇洋，任人唯亲等。

有些寓言更是把矛头直指沙皇本人，如《杂色羊》等。

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对人民优秀品质的赞美，对人民力量的信心。

亚历山大·普希金说，克雷洛夫是“最有人民性的诗人”。克雷洛夫选择寓言作为自己的创作体裁也正是因为这种通俗的体裁能到达最广大人民群众那里。他的寓言的人民性最鲜明的体现便是表达了人民的爱憎。如果说上面这一类寓言中克雷洛夫表达的正是人民对统治者的憎恶，那么在第二类寓言中表达的是对人民的同情、爱和信心。人民虽然无权并受欺压，但是他们勤劳朴实，他们才是生活真正的主人。

《蜜蜂和苍蝇》嘲笑了无益于人类的苍蝇，而勤劳的蜜蜂“在自己的国度里生活得非常惬意”。

《鹰和蜜蜂》通过蜜蜂赞美了默默无闻从事低贱劳动的人们，颂扬他们“为共同利益而工作”，不想突出个人的劳动的崇高精神。劳动者虽然默默无闻，生活在底层，可是他们有着无穷的生命力、创造力，是他们供养着整个社会和统治者。

《树叶和树根》深刻揭示的就是这样的辩证关系。不仅如此，弱者甚至也能对强者进行报复。

而反映俄法战争的著名寓言《狼落狗舍》不仅揭露了侵略者的面目，更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奋起打击侵略者的坚定决心和伟大力量。

得出人生哲理，富含道德训诫意义。

这一类寓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具有双重意义的。一方面是批判揭露统治者或表达对人民的爱，另一方面这些寓言已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时代而具有普遍的意义，如《四重奏》是针对当年政府改组而写的，但是其要注重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形式的思想却有普遍意义。

《大车队》本来也是批判当年对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指挥苏德战争不满的统治者上层，但是今天用来劝戒不要瞎指挥，不要看人挑担不吃力，也是很适用的。另一种是纯粹进行道德训诫的。克雷洛夫运用幽默讽刺，批判嘲笑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缺陷，总结人生经验，进而告诫人们应该如何完善自己。作者涉及的生活现象是很广泛的，诸如告诫人们不要听信别人谄媚吹捧（《狐狸和乌鸦》），不要过于挑剔而丧失时机（《挑剔的待嫁姑娘》），不要不分青红皂白怪罪别人（《主人和老鼠》），要谨慎对待友谊（《小树林与火》、《狗的友谊》），要谦虚好学（《狗鱼和猫》），要善于看到别人优点（《鹰和鸡》），要适可而止（《杰米扬的鱼露》），要协作一致才能办好事（《天鹅、狗鱼和大虾》），要有柔韧不屈的品格（《橡树和芦苇》）等等。

总之，克雷洛夫用寓言这种短小的形式表达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深刻的现实性。

克雷洛夫在写作上非常认真，在发表之前先朗诵给朋友们听，然后听取他们的意见，经常不止一次地修改，重写五到七次之多。克雷洛夫在专门创作寓言之前曾经是个剧作家，戏剧创作的一些特点在寓言中表现得也很明显，如结构紧凑，情节进展迅速。

他的寓言篇幅不长，有的只几行就成篇，有的几行就刻画了形象的性格特征。

对白，在寓言中也得到充分运用，有的寓言几乎通篇都是对话，而且对话又都符合形象的个性，如《橡树下的猪》《猴子和眼镜》等。对比也是戏剧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克雷洛夫寓言中常常可以见到这种形象的对照，如自由与不自由（《风筝》），贫与富（《承包商和鞋匠》），有权和无权（《狼和小羊》），劳动与游手好闲（《蜻蜓和蚂蚁》）等等。

克雷洛夫办讽刺杂志时，许多讽刺文章、小品都是他写的，幽默讽刺也就成为他寓言的另一特色，这种幽默讽刺常常表现在对性格的刻画，情境的设置，事件的结果等方面，如《狗的友谊》采取先扬后抑的手法达到强烈的讽刺，《狐狸和旱獭》用了一句“我只看到你嘴上常粘着鸡毛”，幽默地点明了狐狸的本质，《撒谎者》则采用以牙还牙、以撒谎对付撒谎来揭穿撒谎者。

克雷洛夫寓言的语言朴实无华，把过去文学中不用的民间普通用语、习语引入创作。克雷洛夫寓言里的形象确切生动，用具有鲜明特点的动物形象来表现相应的各种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复杂性格，因此其形象的内涵就格外深刻，如《乌鸦与狐狸》中的狐狸，《狼和小羊》中的狼等。

就寓言创作本身而言，在克雷洛夫之前或同时期，寓言或只是作为愉悦人们的读物，沙龙朗读的作品，或只是醉心于自然主义的细节，作一些粗俗的描写，即使是伊索、让·德·拉·封丹的寓言，基本上也是限于一般的道德训诫。而克雷洛夫的寓言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表达民主主义思想，把寓言变成现实主义的讽刺文学，正如亚历山大·普希金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的，“德米特里耶夫算什么！他的全部寓言抵不上克雷洛夫的一篇好寓言”，“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敢把谁置于拉封丹之上，但我们好像能认为克雷洛夫比他好”，“克雷洛夫的寓言高于拉封丹”。

克雷洛夫紧密结合现实生活的寓言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显著路标，无疑使俄罗斯现实主义迈出了重要一步，他的创作为以后的格里鲍耶多夫、普希金、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确立和发展现实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克雷洛夫的寓言反映了现实生活，刻画了各种性格，表达了先进思想，因此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成为十九世纪上半叶读者最爱阅读的作品之一，他每发表新的寓言也成为文学和社会生活中令人瞩目的对象，他的寓言对于形成俄罗斯人民的社会意识起着积极作用。

克雷洛夫寓言在世界上也有广泛声誉，在作家生前就被译成十余种文字，有的被收入教材，因此他的影响是深远的。

克雷洛夫寓言在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独特之处在于不仅超越了传统寓言作为娱乐或道德训诫的界限，更深刻地融入了现实主义讽刺与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反映社会现实、批判沙皇专制制度的锐利武器。在克雷洛夫的时代及其前后，寓言作品往往局限于轻松阅读或自然主义的简单描绘，而克雷洛夫则以其寓言为平台，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刻画了多样化的性格特征，传递了深刻的时代精神。

克雷洛夫寓言的革新之处在于其紧密结合现实生活的创作手法，将寓言提升为现实主义讽刺文学的新高度。这一转变不仅为俄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格里鲍耶多夫、亚历山大·普希金、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克雷洛夫的寓言不仅仅是故事的讲述，更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深刻剖析和批判，体现了作家对自由、平等、正义的向往和追求。

克雷洛夫寓言在俄罗斯文化中具有普遍性和深远影响。从童年时期起，许多俄罗斯人就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种渠道接触和学习克雷洛夫寓言，这些故事成为了他们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克雷洛夫寓言不仅承载着俄罗斯民族的传统智慧和价值观，还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性格特点和民族精神。

克雷洛夫寓言的语言艺术同样令人称道。他善于从民间语言中汲取营养，将谚语、俗语、成语等融入寓言创作中，使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同时，克雷洛夫还运用诗化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使每一个动物角色都栩栩如生、个性鲜明。这种语言风格不仅增强了寓言的感染力和表现力，也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克雷洛夫寓言的影响还体现在俄罗斯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克雷洛夫名字命名的街道、建筑等文化现象，不仅是对这位伟大寓言家的致敬和纪念，也反映了克雷洛夫寓言在俄罗斯人民心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这些文化现象的存在，进一步巩固了克雷洛夫寓言在俄罗斯文化史上的地位，使其成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