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宪救国论》是由
杨度在1915年3月撰写的一部作品，旨在探讨在中国实施君主立宪制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杨度通过同学
夏寿田将该著作秘密呈递给
袁世凯，因为杨度已经察觉到了
袁世凯复辟的意图。袁世凯阅读后表示赞同，并将其作为参考书籍印刷发行。书中主要论述了非立宪不足以拯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的观点，并分析了民国以来政局混乱的原因，认为这都是共和体制的弊端所致。
1915年3月，杨度撰写了《君宪救国论》，并通过同学夏寿田（时任袁世凯
师爷）秘密呈送给袁世凯。
杨度此举是因为他已经通过夏寿田看到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因此希望通过迎合他的想法来获得支持。
袁世凯在阅读完这部作品后，对其内容表示认可，并指示将它交给湖北
段芝贵印刷数千册，以便更多的人能够参考。他还亲自书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并制作了一块
匾额颁发给杨度。
《君宪救国论》分为上、中、下三篇，采用了对话的形式，阐述了“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的观点。杨度在这本书中将民国以来的政治混乱归咎于共和体制的缺陷，并认为中国的
国情不适合实行共和制。他认为，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较低，无法理解共和的概念，也不了解法律、自由、平等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从专制转向共和，只会导致国家更加动荡不安。书中还提到了政治继承权的问题，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防止为了争夺元首位置而发生的内战。同时，
杨度还列举了
清代假立宪导致灭亡的例子，强调必须真正实行立宪，才能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君宪救国论》上篇中，杨度通过虚构的对话，讨论了民国成立以来的情况。他指出，尽管大总统的努力使得国内局势相对平稳，但如果不想办法改变现有的政治体系，那么想要实现国家的强大和富裕将是不可能的。杨度认为，这是因为共和体制本身存在着许多问题。他提到，
法国和
美国虽然是富裕的国家，但它们的繁荣并不是因为共和制，而是因为长期没有外部侵略和内部冲突的影响。相比之下，
俄罗斯和
日本这两个
君主制国家则是强大的，而这正是因为他们拥有稳定的领导层。
杨度还认为，中国的共和制难以实现真正的立宪，因为人民并不具备相应的道德和知识水平。他们不了解共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法律、自由、平等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从专制转向共和，会导致人们产生一种没有人能够约束自己的
错觉，从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此外，杨度还批评了当时的官员们缺乏长远的眼光，只追求短期的利益，而不是致力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他认为，这种心态不利于国家的进步。最后，杨度总结道，要想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稳定，就必须首先废除
共和制，转而实行
君主立宪制。
在《君宪救国论》的中篇中，
杨度针对读者提出的疑问进行了详细的回答。他指出，未来中国可能会出现争夺大总统职位的战争，这种情况的发生时间是不确定的。他描述了一个可能的情景，即大总统去世或者暂时无法履行职责时，整个国家会陷入一片混乱。金融市场将会受到冲击，商业活动也会受到影响，民众会感到恐惧，军队会出现动摇。国外势力也会在这个时候介入，试图影响中国的局势。杨度认为，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有必要采取措施确保国家有一个明确的继承人。他指出，目前的《约法》规定了三种候选人，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人具有足够的权威和影响力，能够在国家面临危机时稳定局面。因此，他认为未来的继承人之争不可避免。
杨度还反驳了一些人的看法，即认为可以通过修改《约法》来解决问题。他指出，《约法》的规定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他预测，未来的大总统选举将会是一场混乱的局面，各种势力都会参与其中，包括海外的革命党人和清朝的皇室成员。杨度认为，这些人可能会利用不同的旗号来争取支持，最终导致国家分裂。他警告说，如果其他国家插手干预，那么中国就有可能被瓜分。即便不是这样，也可能出现类似朝鲜国王那样的傀儡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主权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
杨度认为，无论是哪种情况，对中国来说都是一种灾难性的结局。他强调，中国的共和制注定会被抛弃，要么是中国自行放弃，要么是其他国家迫使中国放弃。他表示，中国人似乎已经放弃了对国家的命运的关注，只等着成为其他大国的奴隶。杨度认为，为了避免这种悲惨的结局，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政体，实行
君主立宪制。他指出，君主立宪制的优势在于，它可以避免像
共和制那样出现继承人之争。因为君主的地位是固定的，不会引起人们的竞争。杨度还引用了左宗棠的例子，说明即使是那些最有资格的人，也不会挑战君主的权威。他认为，只要君主能够保持开放的态度，愿意接受新的观念，那么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杨度相信，如果君主能够成功地建立起宪政制度，那么他就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君主。他指出，世界上所有的趋势都在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中国也不可能例外。因此，他认为，如果君主能够顺应这一趋势，那么就能够赢得民心，巩固国家的基础。
在《君宪救国论》的下篇中，杨度回应了读者关于立宪问题的质疑。他指出，
清代末年的
立宪运动实际上是假立宪，目的是为了欺骗人民，招致革命。他认为，清朝的皇室不愿意放弃权力，因此他们的立宪举措只是为了应付形势，而不是真的想要实行宪政。
杨度还批评了民国初期的立宪实践，认为当时的《约法》赋予了国会过多的权利，而削弱了政府的权力。他认为，这是民党的策略，是为了削弱政府的控制能力，为未来的革命做准备。杨度认为，民国的立宪也是假立宪，因为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他指出，民国的《约法》是在模仿其他国家的宪政模式，但是却忽略了
中原地区自身的实际情况。杨度认为，中国的宪政应该结合普鲁士和
日本的经验，既要考虑到中国的特殊
国情，又要遵循宪政的基本原则。他建议，未来的
君主立宪制应该采取适当的程序，由君主提出宪法草案，交由国会审议和批准。
杨度认为，这样做既能体现君主的权威，又能反映民意。他还强调，宪政的关键在于诚实，政府不应该欺骗人民。他认为，政府应该尊重国会的决定，认真执行法律规定。杨度认为，如果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就能建立起真正的宪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