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1875年1月10日-1931年9月17日），原名承，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湖南省湘潭县姜石塘村人。杨度是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清末立宪运动的骨干人物，中国近代政治活动家。

杨度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中举人，随后参加会试落第，于是还乡拜师名儒王闿运，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自费赴日本留学。次年，杨度回国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却以涉嫌革命党被通缉，再赴日留学。杨度留学日本期间，创办刊物，社交广泛，成为留日中国学生领袖。1907年，杨度回国在清廷供职，成为宪政专家。辛亥革命爆发后，杨度奉清廷之命参与南北和谈，并私下为袁世凯出谋划策从而受其器重。1915年，杨度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积极效力。洪宪帝制失败后，杨度被列入帝制祸首名单，于是一度归隐研究佛学。杨度认识到“君宪”难以救中国，跟随孙中山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于1923年加入国民党。在此期间，杨度结识李大钊等人，思想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李大钊等人被捕后，杨度设法营救并救济革命烈士家属。1928年初，杨度迁居上海市并受聘为“青帮”头目杜月笙的顾问，借此身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秘密提供情报。1929年秋，经周恩来批准，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9月17日，杨度在上海病逝，享年56岁。

杨度富有才学，代表著作有《湖南少年歌》和《黄河》歌词，政治著述《金铁主义说》《君宪救国论》等，佛学著述《虎禅师论佛杂文》等，生平著作收入《杨度集》。杨度是清末“法理派”主要代表之一，在“礼法之争”中，他的思想推动了中国近代法律进步。杨度提出的"五族合一""五族一家"论，是辛亥革命后提出的"五族共和"主张的重要思想渊源，对"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杨度深受传统帝王之学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双重影响，鼓吹君主立宪作为救国的政治目标，推动了清末民主思想传播和立宪运动；他进而寄希望于袁世凯并为其复辟帝制积极效命，但最终失败。杨度是近现代“新佛教论”的代表之一，其佛学思想为近代佛教改革提供了一种理论方案。杨度是中国近代活跃的政治人物，但生平社会主义变化较大，因而也是具有较大争议性的人物。

杨度出身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农家，祖父杨礼堂和大伯杨瑞生曾是湘军将领李续宾麾下的战将，立有军功；杨度的生父杨懿则一直在家务农，兼做吹鼓手。杨度十岁时，父亲病逝，就被过继给伯父养育，随往归德镇总兵府读书。杨度勤奋好学，精通诗书棋画，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中举人，次年参加科举会试却落第，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公车上书”。随即，杨度被湘学名儒王闿运招为门生，深受看重，逐渐成为其得意弟子。杨度在谭嗣同等人创办的时务学堂读新学，与蔡锷为同窗。

1902年，杨度不顾王运的劝阻，自费留学日本，与黄兴同学于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和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

1903年，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但一等第一名梁士诒是“梁头康尾”（梁士诒与梁启超同姓，康有为的字为康有为），有新党嫌疑，因而被慈禧下令除名，杨度受此牵连，且是“湖南省师范生”，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以涉嫌康、梁余党而被除名、通缉。

于是杨度避居家乡成婚，不久再赴东京求学。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与留学日本的蔡锷关系亲密。杨度在东京创办《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在刊物上宣传“不谈革命，只言宪政”。他在《中国新报》连续发表了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说》等系列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在此期间，杨度与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交往，还与保皇派梁启超等联系，不论政见异同皆热情接待，以致于他的寓所有“湖南会馆”“留日学生俱乐部”之称，不久他被举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1904年，在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运动中，杨度撰写《粤汉铁路议》，力陈废约自办，受到称赞，被留日学生组织“鄂湘粤三省铁路联合会”推为总代表，回国参加护路运动；杨度抵达上海市后，因万福华谋刺王之春事发，黄兴等被捕入狱，于是又逃回日本。1905年夏，孙中山由欧洲到达日本，劝杨度加入革命行列；但杨度以民主革命破坏性太大，实行君主立宪可以事半功倍为由，而予以拒绝。

1905年12月，清政府派爱新觉罗·载泽、托忒克·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列国宪政，为了交差，他们请杨度和梁启超代笔撰写考察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由此清廷于次年七月十三日下诏预备“仿行宪政”。1907年1月，杨度创办《中国新报》（月刊），连载所撰的《金铁主义》长文，宣传君主立宪；并且与方表（叔章）等组织“政俗调查会”，不久改名为“宪政讲习会”，杨度担任会长。

1907年秋，因伯父杨瑞生病逝，杨度回国奔丧，随即与湘绅谭延闿等在长沙市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随后，杨度将日本的宪政讲习会改名为“宪政公会”，于是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也改名为湖南宪政公会支部。而且，杨度还参加梁焕奎所创办的华昌炼锑公司，成为该公司主要股东。

1908年2月，杨度被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名奏保“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以四品京堂候补，在负责全国宪政事宜的机关宪政编查馆行走，兼任颐和园外务部公所讲习，为清朝权贵讲解宪政知识；不久被任命为宪政编查馆参议，兼充本馆考核专科会办；杨度还与恒钧等在北京设立宪政公会本部，杨度担任常务员长。1911年4月，清廷皇族内阁成立，杨度被任命为内阁统计局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杨度奉清廷皇族内阁总理大臣爱新觉罗·奕劻之命，赴河南彰德，说服韬光养晦的袁世凯出山，并私下为袁世凯出谋划策，从而被袁世凯器重。11月，杨度与汪精卫发起“国事共济会”，宣布该会宗旨是消除民主立宪党(即革命党及附议革命的立宪派)与君主立宪党(赞同维持君主制的立宪派)之党争，主张停战和召开临时国民会议协议政体。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后，委任杨度为内阁学部副大臣，加派为议和代表，和唐绍仪南下赴上海市斡旋南北议和。民国元年（1912年），杨度联络薛大可等在北京成立“共和促进会”，次年被袁世凯授予二等嘉禾勋章 ，并特任为政治会议议员。

1914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解散国会另组参政院，杨度任参政院参政；次年任国史馆副馆长，受爵少卿。杨度积极鼓吹复辟帝制，向袁世凯呈送《君宪救国论》，宣称中原地区应当废除共和制而恢复君主制；8月，杨度拉拢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人发起组成“筹安会”，自任会长，策划复辟帝制。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袁世凯复辟”。随即全国兴起“护国运动”，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杨度也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攻击；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总统，发布惩办帝制祸首通缉令，杨度名列第一。于是杨度离京避难，隐退天津市、青岛外国租界，参禅论道，研究佛学，自号“虎禅师”，并著有《虎禅师论佛杂文》三集。1917年，张勋借府院之争而发动兵变，与康有为筹划复辟，邀请杨度入京参加，但是杨度通电表示拒绝。1918年3月，北洋政府发布特赦令，将杨度等“均准免于缉究”，杨度从而恢复自由，得以返京。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杨度结识了孙中山，随后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杨度坚持君主立宪，不赞成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因而婉拒加入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但与黄兴、孙中山的私交良好。经过 一系列挫折尤其是袁世凯复辟失败后，杨度认识到“君宪”难以救中国，于是在1918年9月通电放弃君主救国主张，开始改持革命救国论，跟随孙中山开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

1922年，陈炯明发动兵变，杨度受邀作为孙中山特使，通过同门夏寿田游说直系军阀老大曹锟，制止吴佩孚支援陈炯明，从而帮助孙中山渡过危机。1923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为此特意电告全党。1924年，杨度为配合北伐战争，根据孙中山嘱托，奔走各地，与曹、吴佩孚、姜登选、张宗昌和北京政府周旋，分化瓦解北洋军阀势力。1926年，杨度被山东军阀张宗昌聘为总参议，策应过国民革命军北伐。

为寻求救国真理，杨度成为《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的读者，并结识了李大钊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加深了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靠拢。1927年，军阀张作霖捕获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人，杨度则四处活动，设法营救而未能成功。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杨度悲愤、感动之下，卖掉北京家里的值钱首饰，变卖了在青岛市的房产，将所得金钱全部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这便是杨度“毁家难”之美谈。

1928年初，杨度从北京迁居上海市，以卖字和为人撰写碑文及墓志铭为生，并且继续从事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和各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革命互济会”，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或筹款救济他们的亲属，并在上海开办了大同幼稚园，专门抚养中共烈士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于是，杨度除了日常生活花销外，将多余的钱捐献给慈善团体“中国革命互济会”。

杨度寓居上海期间，受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看重，便成为其门下“清客”。于是，杨度借着这层身份掩护，周旋于前清遗老、军阀、官僚和上层反动人物中间，获取情报，为保卫上海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惩治叛徒作出了重要贡献。蔡和森在北方策划暴动时，杨度予以资助。中共中央在上海出版党的地下报纸《红旗日报》（日报）时，潘汉年特请擅长书法的杨度题写了报头。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54岁的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陈赓引见、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

1930年2月12日，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人在上海创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革命群众团体，宗旨是号召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并出版有机关刊物《自由运动》，在多地设立了分会，吸收许多学校、文艺团体和工人组织参加。杨度则坚持不间断地向“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济难会”捐款，进行慈善义举，参加进步活动。1930年5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主要任务是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中国革命，参加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等，杨度便于1929年6月积极加入。根据孙中山生前的建议，杨度打算撰写《中国通史》，并且做了许多准备，还写好了大纲，但终未完成。

1931年9月17日，杨度在上海病逝，享年56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列强环伺的世界格局中，也处于大变革的动荡时期，传统的“天下”观开始瓦解，如何挽救民族危机、自强保种，如何构造新的国家形式、国家政治秩序并设计配套制度，以自立于国际社会，成为当时最重要、最迫切的时代任务。杨度学习了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与理论学说，对国内外的政治进行观察之后，认识到西方文明论所具有的对内和对外的不同面貌，揭示出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乃是一种“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的复杂关系，从而认为中国要从实际出发，建立起新的民族和国家观念。杨度认为，面对文明与野蛮相互交织的世界格局，晚清中国的历史转型必须采取一种“兼及内外”的双重因应之道，即“世界的国家主义”：一方面，他鼓励中国仿效日本、德国的历史经验，以强化经济、贸易和军事战备能力为轴心，进而走向全面促进国家政治结构和运作能力的变革；另一方面，杨度心目当中现代国家政治愿景与全球正义的最终实现，仍有赖于国民能力的文明展示，而非简单诉诸“去道德”的经济与军事力量。进而，杨度结合中国本土国情与民情，形成了一套以“富民强国为目标、责任政府与法治为依托”的三位一体的具有个人思想特色的“国家主义”思想。

清末，随着中西方交涉的增多，为收回领事裁判权等治外法权，以及采择中西之长，变法自强，清廷以“预备立宪”为契机，开启了系统化的法律改革运动。当时，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以及伴随的社会变动，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和家族制度开始崩解，个人主义对家族主义、家族制度进行了批判，国家主义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重要话语。杨度将新刑律的根本原则概括为国家主义，将旧刑律的根本原则概括为家族主义，将新旧刑律之争概括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争。杨度接触了大量西方理论，其中的日本“世界秩序”与“国家构成”理论、社会进化论及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学说，促成了杨度的“国家主义”法学思想。杨度的国家主义法学思想内容主要包括四部分：他利用一套民权理论，为国家共同体的存在赋予了正当性；其二，他倡导以一种国家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否定并代替旧有的家族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其三，在选择国体类型方面，他明确支持君主制；其四，在顶层设计方面，他主张责任政府、政党政治与代议国会三项具体制度。杨度认为，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根本就在于“宪法”，在宪法的修订方面，他主张以一种国家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代替中国传统旧有的家族主义宗法思想，以国家主义之法代替家族之法，将个人从家族中解放出来，个人直接于国家，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权利义务主体，国民、君主和政府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行动。

杨度早年接受中原地区儒家传统教育，在清末科举中考中秀才、举人，被湘学名儒王闿运招为弟子，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启蒙影响。尤其是王闿运有着自视为不轻易传授的“秘学”-帝王之学，就是有关如何成为帝王、如何做帝王、如何辅佐帝王、如何适应帝王的学问。杨度被王闿运视为自己“经史之学”的继承者、“帝王之学”的最佳传人，深受熏陶，继而对杨度此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907年，杨度留学日本期间，在自办的《中国新报》上发表了14万字《金铁主义说》长文，系统地阐述了立宪法、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的君主立宪思想。杨度认为，建立责任政府是巩固国权、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责任政府应当采用君主立宪政体，以“实行个人本位，破坏家族本位，完成法权，以监督行政”。

由于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两个时期中国内外时局的变化，以及杨度自身政治立场的改变，他先后在《金铁主义说》和《君宪救国论》两篇个人思想论著代表作中，在君主立宪制和当时中国国情的契合性方面，提出了两条不同的逻辑进路。在写于清末的《金铁主义说》中，他主张保留君主，将满清皇室作为维系政治统一的象征，以避免五族分立；而在写于民国初年的《君宪救国论》中，他要求恢复帝制，通过袁世凯复辟确立不可挑战的权威，以消弭军事纷争。

清末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阶段，梁启超是这一观念的最早提出者，杨度在此观念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述，集中反映在其撰写的《金铁主义说》文中。与梁启超相比，杨度更强调文化认同对于"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中汉、满、蒙、回、藏“五族”的交往与融合，更强调文化而非血缘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作用。杨度认为，建立国家是绝对的前提和目的，民族主义只会阻碍统一国家的建立，他意图从根本上去民族化，以公民身份消解民族身份，以均质的国民主体构成新的国家；而章太炎认为，民族是先于国家存在的，是建立国家的根基，主张将历史性存在的汉族重塑为政治民族，既将民族主义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员手段，也将民族视作国家的主体和实质。

清末民初，时局动荡，随着中国社会大变革的逐步深入，为了满足内心的安全感，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研习佛学的思潮，并且借鉴佛学理论和方法消化吸收西学，批判封建制度与文化，构建社会变革理论和方案，杨度则成为其中代表人物之一。

随着“君宪救国”政治梦想的破灭，杨度选择了参禅论佛，自号“虎禅师”，著有《虎禅师论佛杂文》三集，并自创法门，计划建立一套“无我宗”的“新佛教”，著有《新佛教论》。杨度的佛学思想以“新佛教论”为代表，主要涵盖认识论、方法论、宗派观及人生观四方面，以禅宗南派思想为旨归，兼容三论宗、唯识宗等其他佛教宗派。杨度从“无我主义”“四不法门”“无我论及无我法门”这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他以“无我”为核心的佛学体系，希望众生皆入佛道，共建自由平等的人间极乐世界。在这种佛教理论的影响下，杨度认识到在现实苦难社会中要追求绝对自由平等之心，要有“身是凡夫，心超世界”的人生态度。杨度在研究佛学思想的过程中偏向主观唯心，同时也有矛盾与斗争，但世界观却是向着唯物发展，这是他从“帝制祸首”最终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的重要因素。

杨度一生著作丰富，例如湖南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发行了《杨度集》，为杨度著作专集，收录了他的论文、讲演、函电、公、诗词、联语、杂著(课卷、试卷、书序、公启、碑文)、日记等。中南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为主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岳麓书社等8家出版社及湖南高校5家出版社、湖南地图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大型丛书《湖湘文库》，于2009年4月出版了《杨度集》（全二册），有助于对杨度及其生活年代历史的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发行了《杨度日记》，收录了杨度从1896年到1900年的日记，记录了杨度的乡绅心态与日常生活，反映了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杨度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变化，具有研究变法的影响和对杨度个人研究的双重意义。

1905年7月，留学日本的杨度与孙中山在东京会面，多次畅谈、激辩；孙中山向杨度介绍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杨度则以“金铁主义”回应，“金”代表经济，“铁”代表军事，即富国强兵。

1907年，杨度在自己创办的《中国新报》月刊连续发表了共达14万字的《金铁主义说》，宣传君主立宪思想。在《金铁主义说》中，杨度以甄克思《社会通诠》所阐述的理论，将人类历史分作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三个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进化的时期，认为欧美国家所以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是因为它们已进入完全的军国社会；而中国竞争力不够，是因为虽已进入军国社会但尚未发展为完全的军国社会，其表征是政治上尚未建立三权分立之制，社会组织形态上尚保留宗法社会之残余即家族制度。因而他建议，中国若欲增强国家竞争力，必须破除家族制度，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使国家由不完全的军国社会进化到完全的军国社会。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也阐述了他的“大中国观”，提出了“五族合一”思想。

1915年，杨度写下《君宪救国论》，呈献给袁世凯，宣称中国应当废除共和制而恢复君主制；随后杨度牵头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大造舆论。这篇长文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阐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揭示总统制的缺陷，下篇则是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民主立宪，其中称“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由于清末和民初两个时期中国内外时局的变化，以及杨度自身政治立场的改变，杨度因而在《君宪救国论》中采用了明显不同于自己之前所撰的《金铁主义说》中的宪政思想逻辑进路。《君宪救国论》一出，袁世凯大为激赏，除让段祺瑞将此文秘密付印、广为传播，为复辟帝制鸣锣开道外，并亲题“旷世逸才”四个字，制成匾额，赠予杨度。

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晚清诗坛出现了以湖南省名儒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又称为“湖湘诗派”，诗歌风格以复古为旗帜，追求形式美，既激愤现实，更留恋山水；杨度和妹妹杨庄、弟弟杨钧同为王闿运的得意门生，被称为“湘潭三杨”，在诗歌方面的建树继承了王闿运的湖湘诗派正统，是湖湘派诗人中的杰出代表。2020年2月，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湘潭三杨诗文词笺注》。以下为杨度的部分诗歌作品：

我是苍生托命人，空空了了入红尘。

救他世界无边苦，总是随缘自在身。

茶铛药臼伴吟身，世事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霄汉，眼底干接塞尘。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1904年，杨度流亡日本期间创作《黄河》歌词：“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脉。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平原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歌吹，观我凯旋。”歌词写黄河流经蒙古地区及长城，说明中国北疆与内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不容侵犯；接着写对“古来圣贤”的渴慕，对“长驱西北”“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的古代守边将士的钦羡，表达出中华民族的自豪与反侵略的英雄气概。沈心工作曲、杨度作词的《黄河》，曲调沉雄慷慨，歌词洋溢着民族的自豪感与反侵略的英雄气概，成为清末学堂传唱的爱国歌曲，在中国大地广为传唱，是近现代中国音乐的开山之作；1992年，有关机构组织开展了“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评选活动，海内外音乐家推荐了五百余首作品，提名138首入选，结果歌曲《黄河》排名第一。

1903年，杨度被清廷疑为革命党而通缉，流亡日本，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于是呼应梁启超所作的《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湖南少年歌》从湖南新少年的视角出发，梳理了湖南历史文化，再将湖南与时局安危的关系之重揭示出来。其中“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省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国，湖南当作普鲁士王国”“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表达了湖南人民的爱国情怀及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湖南少年歌》语言通俗流畅，慷慨激昂，一时广为流传。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从湖南新少年的视角出发，梳理了湖南的历史文化，构建出他心目中的湘学知识谱系，从而为湖南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应有的角色找到了学理依据；杨度的湘学观是近代乡邦意识与民族主义结合、政治关怀与学术自觉交融的产物，他依据现实政治的需要，通过《湖南少年歌》改塑湘学形象，被视为近代湖湘文化精神的注脚。

杨度富有文才，他撰写的楹联是作品体现之一，其鲜明特色是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能准确地表征其现实际遇，恰切地传达其内心世界，而且用典贴切精妙，风格以健朗畅达为主，丰富多姿，意境开阔，是中国楹联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题岳阳楼：

风物正凄然，望渺渺潇湘，万水千山皆赴我；

江湖常独立，念悠悠天地，先忧后乐更何人。

题济南珍珠泉：

随地涌泉源，对澄澈一泓，莫使纤尘滓渊鉴；

隔城看山色，祈庄严千佛，广施法雨惠苍生。

题伯父杨瑞生挽联：

平生恩义，未忍追思，从兹落落一身，怅望出门谁念我；

国事栖皇，曾何所补，徒使悠悠千载，羁迟游子恨终天。

题梁启超挽联：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题黄兴挽联1：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题黄兴挽联2：

居恒抵掌论英雄，成功不喜，事败不忧，静览九州，公真健者；

乡国惊心数人物，王闿运先亡，松坡后死，抚怀千古，备有生平。

题袁世凯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题孙中山挽联：

英雄作事无它，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题名儒、恩师王闿运挽联：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杨度曾临习历代书法名帖，特别钻研和取法了金文、汉隶、魏碑、颜真卿及其他行草法帖，擅长汉隶、北朝摩崖碑版与颜真卿等各体，笔酣墨饱。

杨度从由颜字入手，字体疏朗开阔，厚垂而不凝重；法宗《郙阁颂》《衡方碑》《张迁碑》，深得汉碑神韵，古拙厚朴，气象磅礴，质朴之中不失温润；其行草则参以颜真卿笔意，稳健茂密，蕴醇雅逸，不落时俗。

清朝末年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国家主义对于家族主义的批判，是清末修订法律过程中，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争发生的思想土壤，随之发生的“礼法之争”，并由朝廷内部的争论迅速变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实是中国思想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杨度从宪政的高度看待大清新刑律，使得晚清刑法典论争，从法理与礼教的问题之争转向国家与家族的主义之争。用个人本位的国家主义法律，改造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法律，是杨度的国家主义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清末“礼法之争”中，这也成为杨度作为法理派重要代表回击礼教派的有力武器，这种思想在冲击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斗争中起了进步的作用，推动“礼法之争”总体上以法理派的胜利告终。杨度的国家主义法学思想内容中，铺陈了一系列符合法治精神的政治秩序理论，在中国法学理论发展谱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启迪了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国家理性。而且，杨度的国家主义思想中的责任政府理论，对于当前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清末“礼法之争”并不仅仅只是关于一部法律的争论，而是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路径问题，这场论争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例如“中西之争”“古今之争”等问题。

杨度以进化论、工具主义、权威主义体认解读西方宪政文化，进而构建起其宪政理论的基本框架，参与了近代中国宪政文化品质的塑造。在"清末新政"时期，杨度积极鼓吹君主立宪制度，从而在反对君主专制的立宪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杨度起初将君主立宪、变法革新的政治构想寄托予清廷统治者，但随着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他进而把当“帝王师”和实现立宪的希望转投于袁世凯身上。杨度给袁世凯进呈《君宪救国论》，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积极效命。但是随着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失败，杨度追求的"帝师""君宪"政治构想也彻底破灭。

杨度作为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文人政客，曾于不同时期提出不同的宪政主张，一生中的社会主义变化较大。他每一次的政治转向，都与他对中国局势的担忧和他肩负的救亡的使命有着很大关系；这种多变，既鲜明地昭示出个人因经历和际遇不同而产生的特例，可归结为中西学教育经历、国内外形势需要、古今变革际大势和中国宪政路阵痛等因素影响下的结果；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法治、宪政等概念及其精神的理解，是那个时代宪政学人的共象，是当时众多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断追求真理的真实写照。

对于未来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方面，当时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改良派，围绕民族、国家体制以及文明观念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于文化还是血缘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比重，杨度和章太炎有差异的的论点，是与革命派和立宪派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杨度提倡的开国会的策略和多民族融合的民族观念，深刻影响了当时及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也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前论争的重要主题。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把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把中华阐释成文化一统，把华族归之为文化族名，提出所有生长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经过交流融合，已经不可分割地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这就把中华民族的含义赋予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意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感召力和深远的影响力，得到广泛认同。他提出的"五族合一""五族一家"论，是武昌起义后提出的"五族共和"主张的重要思想渊源，而"五族共和"的提出并发展成为中华民国的建国方针，对"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产生过重要的促进作用。杨度的建立在中华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华族观念，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完善，至今仍显示着历史生命力。

由于受到其师王闿运以及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杨度的佛学理论表现出革新与矛盾交织的双重性：一方面，他提出了对佛教理论进行改革的新方法，他以禅宗南宗为指导的佛学理论强调的是当下，注重世俗事物，主张改革违反人类生理常识的清规戒律，这些观念为现代佛学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了借鉴；另一方面，他以西方自然科学来理解佛学教义，反对迷信，提倡科学，不相信轮回转世等观点。杨度的佛学思想含有入世性、激进性、兼容性、批判和创新性四方面特征，其中大胆革新传统佛教的理论，为推动近代佛教改革事业提供一种理论方案；而且他的佛学思想要求废除“我见”，以求社会的自由平等，具有一定的社会积极意义。

1914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解散国会，杨度鼓吹袁世凯复辟称帝，于1915年4月呈送《君宪救国论》，袁世凯大为赞许，称杨度“真是一个旷世逸才”，并挥笔题写“旷代逸才”四字，命人制成匾额颁予杨度。然而袁世凯称帝之举很快失败，引发全国公愤，口诛笔伐，据说袁世凯在1916年6月临死前大呼“公度误我！”

1897年，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在湖南读书的杨度得以认识梁启超。杨度第二次留学日本，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开始密切交往，杨度写的《湖南少年歌》《黄河歌》等文章都是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而名声鹊起。杨度投靠袁世凯、鼓吹帝制，引荐了梁启超，但梁启超并不赞成袁世凯复辟，于是俩人因政见不同，多年的友谊开始破裂，分道扬。杨度帮助袁世凯复辟称帝失败后，被骂为“帝制祸首”，被梁启斥责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人”。

杨度留学日本期间，与孙中山结识，常彻夜辩论时世国事，杨度主张君主立宪，孙中山倡导国民革命，各持政见，于是杨度与孙中山订君子盟约：“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君助我；君倡国民革命，君业成，度当尽弃所持以助君。”回国后，杨度辅佐袁世凯的“君主立宪”政治梦想失败，就不计前嫌，于1922年8月到上海市拜会孙中山，主动助力其革命事业，孙中山称赞道：“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民国十五年（1926年）2月，吴佩孚委任张宗昌为讨贼鲁军总司令，张宗昌就聘任杨度为总参议。张宗昌自比为汉高祖刘邦，戏称杨度为刘邦的谋士张良，而杨度认为自己与张良无法比，张宗昌也不是刘邦；张宗昌被人称为“狗肉将军”，就故意把“杨度参议”依谐音戏称为“羊肚参议”，以与“狗肉将军”相配。

民国十七年（1928年），杨度寓居上海，被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聘为门下“清客”，为其写了《杜氏家祠记》等文章。他评价杜月笙是亦侠亦儒的人物，是个谦逊和善、有胸怀德量的君子：“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其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蔡与杨度同为湖南省名儒王闿运的门生，而且俩人一直交好，后来蔡锷临终时，在遗嘱中为杨度曾经帮助袁世凯复辟帝制而遭世人谴责之事开脱、说情，希望民国政府惜才并宽免杨度：“湘人杨度，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1931年9月17日，杨度在上海因病去世，据说他临终前数日，在病中自撰挽联，感慨生平，并且以明心迹：“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在清末新政改革、修订法律的过程中，清廷老臣张之洞、劳乃宣等人，力主维护中国封建纲常、传统礼教观念，形成“礼教派”；被清廷视为“宪政专家”的宪政编查馆特派员杨度，则与法学家、清朝大臣沈家本等人倡导借鉴西方法制思想，成为“法理派”的主要代表。由此，围绕《大清新刑律》的出台，礼教派和法理派展开了持久、激烈的争论，其中最重大、最关键的论题是礼教存废和礼法关系问题，即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传统法与近代法的矛盾，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礼法之争”。这场“礼法之争”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法律现代化之路，推动了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和进步。

杨度鼓吹帝制，公开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袁世凯短暂称帝而失败，杨度连带遭受国人唾骂，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恩师王闿运则发表看法：“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

杨度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孙中山，俩人社会主义主张不同，经过数度激辩，最后握手言和并约定：谁的政治事业先成功，另一方就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协助对方；杨度的君主立宪实践失败后，便在1922年履行承诺，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为北伐出谋划策，于是孙中山说道：“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与杨度同为王闿运门生的蔡锷，在遗嘱中说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

杨度的长女杨云慧评价父亲：“他的思想仅从爱国出发，认识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既希望国富民强，却又害怕流血革命，而把希望寄托在握有权势的开明统治者身上。”

南华大学衡湘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评价杨度：他的身份经历了无数次转换，他的身上几乎集中了晚近中原地区种种错综尖锐的矛盾；他始终以“国士”自许，有救国之心而所托非人，空怀博学宏识而把握不到时代脉搏，杨度的悲剧也是中国近代艰难崛起之路的一个缩影。 

著名作家、学者，曾任岳麓书社总编辑的唐浩明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杨度》摘要评价：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由国学名师王闿运授与帝王学，又东渡日本研究君主立宪政体。本书以杨度为引线，串起袁世凯、袁克定、曹锟、汪精卫、孙中山、黄兴、蔡锷等诸多人物。杨度参与公车上书，后来又支持袁世凯复辟，洪宪王朝崩溃后，转而帮助孙中山，到他晚年，又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种种错综尖锐的矛盾。

杨度去世后被安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墓碑由挚友夏寿田书写。后来上海市沦陷，日寇要在江湾镇修建机场，勒令迁坟，于是杨度墓地被移至西郊，沿用原墓碑。在十年浩劫中，杨度墓被毁。1978年，杨度墓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重新修复，“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的旧碑石矗立在新墓前；考虑到后人大多不知“杨皙子”，政府有关部门特请书法家赵朴初题写“杨度之墓”，放置在旧碑石之前，并刻上二百多字的杨度生平碑文，供世人观瞻缅怀。

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周恩来，并将杨度最后加入共产党的内情向社会各界公布出来；随后，夏衍、李一氓等遵从周恩来的嘱告，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将杨度晚年入党及为党作出的独特贡献，公之于世。

根据周恩来同志临终前的嘱告，修订后的《辞海》中，“杨度”辞目里写道：“杨度于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2010年4月13日，在湘潭市市区的雨湖公园，杨度雕像落成，后面的一组浮雕背景墙长14米，概括展示了他的人生故事。

2011年9月，湖南大学杨度研究中心成立，杨度长孙杨友龙先生将杨度半身铜像、杨度作品、研究杨度的著作及杨度书法图章等，捐献给湖南大学图书馆。

一直在湘潭老家务农，兼做吹鼓手，在杨度十岁时病逝。

青年时期留学德国，毕业于柏林大学化学系，获得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在黄海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做过几年教学科研；1933年，杨公庶举家迁往重庆市，并在重庆创办大成化学工业公司，1947年移居上海，当选上海市参议员，加入青年党，在上海的全国渔业管理处负责冰库设计和施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公庶任中央计划局轻工业处副处长，后来到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前身)任化学教授，直至退休。

青年时期留学德国，毕业于柏林大学地质系，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在清华大学做秘书长，后来到兰州市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业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公兆也被安置在中央计划局，任重工业处副处长，后来到北京外贸学院(国际经贸大学前身)任德文教师，1962年自杀。

1931年出生，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二十余年，后来任北京市第一机床厂和北京市机电研究院工程师，北京市经济委员会总工程师兼清华大学教授，兼中国模具工业协会理事、副主席等。杨友龙于2010年向湘潭市雨湖公园捐建大型花岗石杨度雕像，2011年向湖南大学捐建“湖南大学杨度研究中心”并任名誉主任。

1935年生，计算机化工应用专家，1957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化工系，后在化工部、石油化工部任职，20世纪70年代末考取教育部公派留学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化工系留学深造，回国后在北京化工大学任教，受化工部委任筹建化工部计算中心并任副主任，曾任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总工程师、化工部经济技术委员会常委、《化学工业信息化丛书》副主编等。

当代关于杨度的文学书籍不少，例如何汉文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发行的小说《杨度传》，田遨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发行的小说《杨度外传》，方可著、团结出版社2011年出版发行的小说《杨度》，蔡礼强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出版发行的专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唐浩明著、多家出版社在不同年份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杨度》等。方可著的小说《杨度》，主要内容包括杨度的早年岁月、接受新知、取缔规则风潮第、宪政领袖、组织国事共济会、洪宪祸首、晚年活动、奔走大江南北、秘密加入共产党等生平描述，以及杨度年谱简编等主要参考资料。蔡礼强著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中，从晚清社会结构转变的时代大背景中，以科举制度的变革为主线，通过再现杨度早期乡绅阶段的生活实录和思想特点，剖析了杨度从传统士绅向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变原因和心路历程。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杨度》中，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之上，以杨度复杂的人生轨迹和思想脉络，串连起梁启超、孙中山、黄兴、袁世凯等众多人物，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有识之士的救国之举；他塑造的主人公杨度共呈现出四副面孔：书生、政客、禅师以及三幅面孔的纠结所造就的悲剧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