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是哈罗德·布鲁姆于1994年所著的文学评论作品，由江宁康翻译，译林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该书以莎士比亚为西方经典的中心，考察了从但丁·阿利吉耶里、杰弗雷·乔叟、塞万提斯·萨维德拉一直到詹姆斯·乔伊斯、弗兰兹·卡夫卡、博尔赫斯、贝克特等二十多位西方一流作家，揭示出文学经典的奥秘即源于传统与原创的巧妙融合。布鲁姆在书中阐述了对西方文学经典之作的独特见解，为解读西方伟大作家和重要作品提供了引导，是美国主要大学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的必读教科书或参考书。莱昂·布鲁姆通过讨论26位他认为对正典至关重要的作家，捍卫了西方正典的概念。

江晓原：《西方正典》对文学很悲观

好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评论《西方正典》（The Western 佳能）的文章，那时我读的是台湾繁体字版，高志仁的中译本。此后，我不止一次对媒体和出版界的朋友感叹，这么一本不错的书，大陆出版社怎么就不出呢？如今此书的简体字版终于问世了———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是另外一个中译本。

以莎士比亚为标尺选择正典

所谓“正典”（canon），在西方有“宗教法规”、“传世之作”、“经典”等意。本书选择西方历史上26位被作者认定的大师的作品，谓之“西方正典”，进行串讲、赏析和评论。这26位大师是：但丁·阿利吉耶里、杰弗雷·乔叟、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米歇尔·德·蒙田、莫里哀、约翰·弥尔顿、约翰逊、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威廉·华兹华斯、奥斯汀、惠特曼、艾米丽·迪金森、查尔斯·狄更斯、托马斯·艾略特、列夫·托尔斯泰、亨利克·易卜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伍尔夫、弗兰兹·卡夫卡、博尔赫斯（阿根廷）、巴勃罗·聂鲁达（智利）、费尔南多·佩索阿（葡萄牙）和贝克特（爱尔兰）。

本书作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任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纽约大学，是美国著名文学教授、批评家、美国学术院院士。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有关学说已经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就是他那本著名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莱昂·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构成了一切正典的标尺。本书所选26人中的杰弗雷·乔叟和但丁·阿利吉耶里在莎士比亚之前，但此两人的地位是根据他们对莎士比亚的影响而确立的。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后人们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呢？换句话说，他们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也得以进入“正典”之列呢？答案是某种“陌生性”（strangeness，其实还是台湾译本的译法“疏异性”更准确）。陌生性是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指标之一。在莎士比亚的巨大阴影之下，不竭力抗争，不强行疏远和变异，就将无以自立。

本书从头到尾贯穿着对文学的悲观情绪

本书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莱昂·布鲁姆的“正典”和“疏异性”理论，而是布鲁姆对文学极度悲观的态度。本书从头到尾贯穿着悲观情绪，这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第一章的标题是“经典悲歌”，末章标题则是“哀伤的结语”。布鲁姆认为现今的状况是“低劣”的，是“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今日的学术界“已经变得走火入魔了”，他抱怨周围“全是些哗众取宠的教授，法德理论的克隆，各种有关性倾向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以及无休止的文化多元主义”，这使他感到文学研究的分崩离析已经不可避免。而时尚的MTV、饶舌乐、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注意本书初版于1994年，那时这些空间形态还很初级）等“声像文化”，当然也让布鲁姆十分厌恶，只有当想象到约翰逊博士或乔治·艾略特如果见到这些玩意儿时必会“加以嘲笑和拒绝”，才能给他一点安慰。

前些天我参加了一个由知名教授接受媒体提问的聚会，主题是书籍与阅读。我发现弥漫在那个聚会上的气氛，倒是与莱昂·布鲁姆的悲观情绪十分合拍。教授们纷纷哀叹如今的年轻人不肯读书了，至少是不肯读经典了，他们只读那些“拜金和媚俗”的垃圾书籍，只肯“读图”，要他们用“兰”字组词都不会，等等。看来这种对世风日下的哀叹，本身就是相当时尚的，而且是“与国际接轨”的。

不过，悲观与否，取决于个人的性情和立场，并非完全听从理性。乔治·艾略特若生活在今日，面对流行艺术与网络世界，未必真的会像布鲁姆所希望的那样“加以嘲笑和拒绝”，说不定还会乐此不疲呢。

莱昂·布鲁姆只能告诉读者：我读了些什么，以及哪些书籍值得去重读

学者固不能媚俗，但也不能反过来“媚雅”。雅俗之间，学者的立场，不妨借用孟子所说的“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即学者根据自己的性情和操守治学，是雅是俗，时尚与否，皆非我所虑也。有一天时尚忽与所治之学合拍，不妨听之；又一天时尚忽与所治之学远离，依然听之。也就是类似于庄子所言“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境界。因此，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一书结束时说，“要告诉你们的，既不是读什么也不是怎样读，我只能告诉你们我读了些什么，并且哪些书籍值得去重读”，也还算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莱昂·布鲁姆告诫说“经由阅读而面对伟大，是一种私密而费时的过程，也无法融入批评的时尚。现在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过时”，虽然抱怨“过时”还是有些意气用事，但也不无道理。在如今这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时代，要静下心来进行真正的“面对伟大”的阅读，有几人能做到？

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反对他所称的“怨恨学派”，这个术语由他创造并在他的著作中阐述，用来描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学术界日益盛行的一些文学批评学派，包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拉康派、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和符号学家。莱昂·布鲁姆认为这些学派过分关注政治和社会活动，而忽视了审美价值。他认为，怨恨学派威胁着正典本身的性质，并可能导致其最终消亡。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同意布鲁姆在描述“怨恨学派”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准确的，他写道，布鲁姆所指出的人确实经常使用“颠覆性、反对性的话语”来攻击正典和西方文化。然而，“这个学派值得被认真对待——比布鲁姆将其轻视为单纯的怨恨更值得被认真对待。”

阅读指南丛书 (共6册), 这套丛书还有 《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如何读，为什么读》《一生的读书计划》《阅读的至乐》《为什么读经典》。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年7月11日生于纽约，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耶鲁学派”批评家、文学理论家。曾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

哈罗德·布鲁姆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起在耶鲁大学任教。早期研究浪漫主义诗歌，曾出版过论布莱克、珀西·雪莱、威廉·叶芝、斯蒂文斯等英美诗人的专著。六十年代巴尔塔萨尔·布鲁姆通过对英国浪漫派诗人的深入研究，动摇了对托马斯·艾略特的保守形式主义批评在美国学界的支配地位。七十年代前期转向一般文学理论研究，与德·曼、哈特曼和米勒并称耶鲁四大批评家，以诗歌误解和影响的焦虑理论更新了对文学传统的认识。九十年代以后又转向《圣经》和宗教研究。

1973年推出《影响的焦虑》，“用一本小书敲了一下所有人的神经”，在美国批评界引起巨大反响。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三大方面。他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