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逊（生年不详-565年），字孝谦，出生于河东北猗氏（今临猗县）。他是北齐时期的文学家，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其父亲和祖父都没有担任过官职。樊逊的哥哥从事制毡行业，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经常资助他读书。尽管樊逊勤奋好学，但他对长期依赖兄弟的生活感到不安，一度考虑放弃学业，转而与哥哥共同经营制毡生意。在他的母亲鼓励下，他最终决定专注于儒家经典的研习，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樊逊以孔子的格言“见贤思齐”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不断激励自己追求卓越。

樊逊在年轻时就表现出对学问的浓厚兴趣，他的才华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他二十二岁时，被举荐为秀才。在北齐天保五年（554年）正月，高洋计划举行封禅泰山的仪式，樊逊上奏指出道教和神仙信仰都是虚幻的。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下令樊逊与其他学者合作，利用邢邵、魏收等人的私人藏书，对《五经》和其他历史著作进行了修订。樊逊的职业生涯经历了多次起伏，最终晋升为员外散骑侍郎。北齐天统元年（565年），樊逊去世。

东、西魏分立期间，樊逊的家乡遭受西魏军队的攻击，他随东魏官员向东撤离，定居在邺城遗址。北齐成立后，樊逊成为临漳县的小吏。临漳县令裴鉴因其节俭朴素而受到当地人的尊敬，樊逊借此机会创作了十多首诗歌赞扬裴鉴的美德。裴鉴欣赏樊逊的才华，任命他为主簿，负责管理文书工作。后来，通过裴鉴的推荐，樊逊成为了右仆射崔暹的太子宾客，并与李广、封孝惔等文人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樊逊相貌平凡，常常因为门第背景而感到受限，他独自生活，以东方朔的言论“陆沉世俗，避世金马”来自我宽慰。他还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撰写了一篇文章《答客诲》，表达了个人的心声。在一次崔暹举办的宴会上，崔暹向大司马、襄城县王元旭推荐樊逊，称他学识渊博，适合担任军事顾问。元旭对此表示怀疑，樊逊则礼貌而又尖锐地回应：“我家没有显赫的门第，不敢担当此职。”

樊逊的政治生涯始于东魏武定七年（549年），当时高欢去世，崔暹因打击世家大族而遭到反对，被迫流放到边境地区。随之，崔暹的门客们也分散各处。樊逊来到陈留郡居住，那里的汉中市刺史聘用了他，并推荐他为秀才。由于梁州属于下等州，按规定每三年只能推荐一位秀才，而在武定五年（517年）梁州已经推荐过一位秀才，因此樊逊虽然经过一番争论，但他的秀才资格并未获得官方承认。回到梁州后，樊逊又被提升为长史，随梁州刺史南征，后来又随梁州刺史到达颍州。北齐天保元年（550年），颍州区再次推荐樊逊为秀才，但由于他在朝堂上的对策未能迎合高洋的期望，被禁止在三年内参加选拔。直到天保五年（555年），梁州第三次推荐樊逊为秀才，这次他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终于获得了秀才的称号，从而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同年十二月，樊逊作为清河王高岳的随从参加了南伐。第二年，他作为高岳的行台郎中，出使南方，促使南梁与北齐签订了和平条约，考核成绩被评为清平勤干。

樊逊在北齐朝廷的精简过程中表现突出，他在策问选举中脱颖而出，被选入官。时任尚书左仆射的杨愔称赞他说：“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并将三人都任命为员外参军。尽管樊逊以门第贫寒为由拒绝接受这一职位，但杨愔坚持留下他，并让他参与制定诏令和策略。樊逊在齐武成帝高湛河清初期被任命为主书，参与制定诏令和策略。天统元年（565年），他被授予官员外郎的职务，不久后逝世。

樊逊在《北齐书》中留存的对策显示了他的思想倾向，他主张尊崇儒教，贬斥佛教和道教。他认为，如果佛教和道教盛行，那么儒家思想就会受到损害。因此，他建议高洋应该关注文化和教育领域，而不是迷信宗教。这种观点顺应了北朝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有助于巩固他们的统治基础。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个历程中，樊逊可能并不占据显著的地位。但在北齐乃至北朝的历史背景下，他以其文学成就而闻名。《北史》记载，当时著名作家魏收非常受人推崇，他曾撰写的《库狄干碑序》委托樊逊撰写碑铭，完成后人们误以为序和铭都出自魏收之手。高洋去世后，杨愔请樊逊起草了一份告知太原市朝臣的文件，完成后再交由魏收润色，魏收竟然无法改动其中的一个字。这些例子都证明了樊逊的文学才华。可惜的是，樊逊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并不多，这不免让人感到惋惜。

天保七年（557年），高洋下令校勘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以便皇太子阅读。樊逊与高乾和、马敬德等十一位秀才一同接受了这项任务。在战乱频发、国家分裂的时代，高洋能够重视文化的传承实属不易。樊逊承担起这份责任，他依照汉代刘向校书的方法，搜集了北齐境内的所有公私藏书，仔细核对，除了官方收藏的书籍之外，还找到了三千多卷其他版本的书籍，使得《五经》和其他历史著作几乎没有遗漏之处。他对保护中原地区古代典籍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