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卓，三国时孙吴人，吴国太史令，天文学家。

陈卓善于星占，精通天文星象，曾与吴国另一位天文学家王蕃著有《浑天论》。《浑天论》这部著作是对天文星象的系统表述。由于东汉天下大乱，张衡制作的星图《灵宪图》散轶不存，陈卓便综合甘、石、巫咸三家源于战国或奉汉的天文学派所定的星官，将其构成了一个有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三十四颗恒星的相对完整的全天星官系统，绘制出一幅完整的恒星和星象图，并附加详细的说明，创造性地把全部天空分作三十一个大区，即后世流传的三垣二十八宿分区法。这一分区法一直到近代都是中国观测星象的基础。陈卓的全天星官系统由此沿用了一千多年。

陈卓（约公元3世纪30年代生，公元4世纪20年代前后卒），青壮年时任吴国太史令。陈卓曾收集汉代天文学家的著作，将其合并成一个整体体系。他的星表列出了1464颗星，分布在283个星座中。尽管他的著作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失传，但关于他星座体系的信息在唐朝记录中得以保留，尤其是由屈筹西达所著。

他善于星占，精通天文星象，曾与吴国天文学家王蕃同时或稍后作《浑天论》，并于这一时期开始收集当时流行的甘夫人、石氏、巫咸氏三家星官，进行汇总的工作。公元280年晋灭吴之战后，陈卓自吴都建邺(今南京)入洛阳市，任晋国太史令。这期间他绘成了总括三家星官的全天星图，并写了占和赞两部分文字，还撰写了《天文集占》10卷，《四方宿占》和《五星占》各1卷，《万氏星经》7卷，《天官星占》10卷等占星学方面的著作。

4世纪初，陈卓已从太史令职位上离任，但仍参与皇室天文星占事宜。

公元 316年，晋朝亡，陈卓重返江东，于317年在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参与了司马睿司马睿的立国，复为太史令。此后史籍中再未见到有关他活动的记载。

陈卓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综合甘、石、巫咸三家源于战国或秦汉的天文学派所定的星官，将其构成了一个有283官、1464颗恒星的相对完整的全天星官系统。由于原著已佚，现在推求陈卓的工作情况依据的都是后代的作品，主要有《敦煌写本》中的“三家星经”和《玄象诗》中的“玄象诗”，唐朝所编的《晋书》和《隋书》中的天文志及《开元占经》等。据这些材料分析，陈卓所定的全天星官系统中，石氏中外官共有93官，627星，甘氏118官，511星，巫咸氏44 官，144星，加上二十八宿的182星，共283官，1464颗恒星。(由于依据的原始材料不同，各研究者所列星数小有差异。)研究表明，陈卓总三家星著于图录的大体步骤是，先以二十八宿为基础，再将石、甘、巫三家星去其重复，存其不同补入其中，对石、甘、巫三家星的重复者基本上采取先石氏、次氏、再巫咸氏的原则。

陈卓所总结的全天星官名数一直是后世制作星图、浑象的标准。据记载，刘宋钱乐之在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和十七年(公元 440年)两次铸造浑象，都采用陈卓所定的数字，并用三种不同的颜色来区别三家星。隋朝庾季才等人即以这种浑象为基础，参照各家星图，绘为盖图。7世纪末 —8世纪初，又有唐朝学者王希明作《丹元子步天歌》，以七字一句的诗句介绍了陈卓所总结的283官，1464颗星，并创造性地把全部天空分作三十一个大区，即后世流传的三垣二十八宿分区法。这一分区法一直到近代都是我国观测星象星象的基础。陈卓的全天星官系统由此沿用了1000多年。

三国时期的天文学家陈卓(活动年代约公元270年前后)，综合了历代各派占星家对天象的观测记录，编就了包括283(星)官1464个恒星的星表，被《晋书．天文志》采用，成为我国一千多年来天文历法研制和星象占验的天文图基础。

在公元四世纪的三国时期，天文学家陈卓（310年），把这三派的星表汇编在一起，加了注释，并根据这些数据，绘制了一幅恒星和星官图，所包含的恒星已有1464颗，星官（古代的星座）283个，不过，今天大多数的天文史家相信，古代中国最早的星图绘制，应可追溯到汉代，张衡（78一139）所绘的《灵宪图），只可惜也是失传了。

南北朝间（424–453年），钱乐之根据陈卓的名单，绘成一种经过改良的星图，并用铜铸造了一个浑仪（即天球仪），以红、黑和白三色来标认三派天文学的观测记录。日后的一段长时间，更成为各家绘制星图时的参照基础。一幅现藏於伦敦博物馆，相信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和星数最多的星图––著名的敦煌市星图（公元940年前后），就是属於这种著色星图的手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