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全（？-1905年3月1日），字茀堂，满洲镶黄旗人，荆州驻防，清代时期朝中大臣。以举人身份通过捐官成为知县。

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清政府赏凤全副都统衔，委任驻藏帮办大臣。当时英军已占领拉萨市，清廷令凤全移住察木多（今昌都），全权负责川滇藏区的边务。后因英军侵入西藏自治区，清政府为防其侵扰川边，开垦实边，练兵，用来抵御侵犯。令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由拉萨移驻察木多，管理川边。凤全为政粗鲁残暴，引发藏族上层喇嘛与土司的叛乱。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3月1日，凤全带领50人从巴塘县鹦哥嘴路过，被事先埋伏的叛军堵住山沟两头，凤全及随从全被杀害。

清政府于成都市北郊建“昭忠祠”以祀凤全，并赐谥“威愍”。

凤全，字弗堂，噶勒达苏氏，荆州市驻防满洲镶黄旗人。最初是以举人身份通过捐官成为知县，铨寄在四川省（即挂名不赴任）。

光绪二年，凤全任开州区（今重庆开州区）县令。一到任就下令抓捕仇开正，开正是当地无赖，凤全用重法惩治他，令其改善。李姓是开县豪族，族人横行霸道，凤全公正执法，即使是豪族也不放过，因此民风整肃，人人惴恐。后调任成都、绵竹、蒲江县等县和崇庆州长官，执法严明，一如治理开县。在吏部被定为行治第一等，升任邛州直隶州长官。光绪二十三年调任资州，境内有农民起义，凤全“治城防，设间谍，练乡勇，联客军，谋定寇至，亟遣军间道袭击。战太平场，捕斩略尽。复越境搜治馀党，不两月而事宁。”再调署泸州市及嘉定府、成都府，又迁成绵龙茂道，特加副都统。

清光绪三十年（1904），英军侵入西藏自治区，清政府为防其侵扰川边，开垦实边，练兵，用来抵御侵犯。光绪三十年(1904)，令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由拉萨市移驻察木多，管理川边。凤全为政粗鲁残暴，引发藏族上层喇嘛与土司的叛乱。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3月1日，凤全带领50人从巴塘县鹦哥嘴路过，被事先埋伏的叛军堵住山沟两头，凤全及随从全被杀害。

巴塘是康巴藏区南部重镇，地处四川省西部川、滇、藏三省区交界地，为川藏大道咽喉。元以来为土司统治地方。明代一度为丽江木土府所辖。明末青海蒙古和硕特汗国图鲁拜呼入据康区，派第巴（又称营官）驻巴、里塘，征收赋税。康熙帝五十八年(1719)，清廷派三路大军入藏，驱逐祸乱西藏自治区之准噶尔汗国部，四川永宁协副将岳钟琪率兵二千为先行，擒斩里塘第巴达哇兰占巴等，巴塘第巴喀木布投降，和硕特蒙古势力退出康区。清政府在巴塘县设立粮台（又称军粮府），以县级官员充粮务委员（简称粮员或粮务），负责输藏的两江总督转运，兼理地方土司、政务。又设驻防都司、专汛千总各一员，专司台站文报。外委一员，负责稽查金沙江渡口。以流官例，任命当地土头为宣抚使司一员，副宣抚使司司一员，（即所谓“巴塘正副土司”）管理地方，其下辖六品土百户7员。 雍正四年(1726)，勘定川、滇、藏边界，巴塘正式归属四川省。至改流前，巴塘地方包括现今巴塘县全境和西藏芒康县的盐井县地区以及今得荣县北部、白玉县南部的部分地区。巴塘县地处金沙江河谷，海拔较低，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康巴藏区主要产粮区，素有“高原江南”之称。因此，清政府在川边兴办垦务时，首先选中巴塘作为试办垦务之地。

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英国远征军在荣赫鹏率领下，侵入拉萨市，逼迫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订立城下之盟的“拉萨条约”。达赖逃到乌兰巴托（乌兰巴托），欲求俄援。面对英帝国主义加紧在西藏自治区进行的侵略活动，清政府一方面坚不承认“拉萨条约”，派唐绍仪为专使赴印交涉。一方面也感到 “经营川边”以“固川保藏”的必要，遂采纳“经营四川省各土司，并及时将三瞻收回内属，以为藏援”的意见，决定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于察木多（昌都），并命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于入藏沿途“就近妥筹经边各事”。由于川边地方系川属之地，为了凤全能便利处理，光绪三十年八月清廷又颁布了一条指令。按照这一指令，清政府明确赋予凤全“经理”川滇边的职责。所谓的“经理”，即推行屯垦、练兵与招商、开矿等新政。因此，一些关于巴塘县事变论著中认为凤全贪图巴塘气候温和，而滞留不入藏，其实是一种误解。凤全在巴塘练兵、开垦等，原本是履行清廷给予的职责。其二是，将章谷改土为屯。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根据锡良奏请，清政府仿照懋功五屯成案，废除章谷土司，设立炉霍屯，以州县官充任屯务委员，兼管朱窝、麻书，孔撒、白利及东谷等土司，隶于打箭炉厅。“将土司原领铜印、号纸并即同缴销”。形成“改土归流”和“以流制土”的管理体制。此举虽由锡良奏准，但实系出自凤全之意。凤全认为“筹办川藏事宜，屯练实为急务，而炉霍县适当川藏之冲。欲保前藏来路，当自经营达木、三十九族始；欲保川疆后路，当自经营新设炉霍屯始”。  他还准备将炉霍屯作为“屯练”的主要基地。并“将德尔格特（即德格县）留土职，设汉官，并令沿途土司均受约束，联为一气”。这一举措虽然给后来康北改士归流打下了一定基础，但也使当时川边各土司心怀不安，担心失去固有的权势。光绪三十（1904）年英军侵入拉萨市，达赖外逃后，清廷为经营川边，又再一次提出收瞻问题，命锡良与有泰、凤全会商收瞻归川问题。有泰因惧引起藏中动荡，坚决反对收瞻。凤全为经营川边计，则力主及时收回瞻对。

凤全和锡良想增加边地税收，便督促打箭炉厅准令商人开办，并派官弁前往弹压。由于金厂的开办直接伤害了寺庙、喇嘛的利益，故刚一开办，便遭到泰宁寺喇嘛率当地人民阻拒，双方发生冲突，金厂被毁，金夫数人被杀。泰宁事件虽与巴塘事变无直接联系，但由于此前打箭炉厅的驻军均集中于应付泰宁之乱，忽视了巴塘方面亟待增添军力的问题，以致巴塘兵力不足，凤全被困后待援不至。同时，泰宁县开矿，政府与寺庙争利的情况传到巴塘，对丁林寺等也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它们对巴塘开垦、练兵的反抗。

凤全被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后，清政府令将打箭炉的阜和协的续备新建陆军右营归其统帅，作为行辕本标之兵，并批准他另募土勇1000名训练后带领入察木多驻防。当时，右营管带（营长）张鸿声率部驻防清溪（今汉源县）。 凤全入康时，该营因接防部队迟迟未到，而未能随行。凤全只带着经过警察学堂培训的100名警察兵，于光绪三十年八月由成都市起程。抵打箭炉后，停留约一个多月，一面与刘廷恕策划收瞻之事；一面招募土勇进行训练，准备带入西藏自治区。但到打箭炉后，只募到土勇200名，且素质很低，短期难胜军事。十一月初，在清廷的催促下，凤全只好令随行之警察兵50名留下作教练，自带50名为护卫经雅江、里塘、巴塘一路向察木多赴任。命张鸿声率两哨随后赶来里塘驻防，保障川藏大道安全。凤全行至里塘后，又在当地招募土勇50名。十一月十八日凤全抵巴塘县，见巴塘气候良好，土地广沃，且为川边垦务首创之地。粮员吴锡珍等试办垦务已一年，进展较顺利，巳初见成效。因而不再前行，在巴塘住了下来，经营“勘办屯垦”、“练兵”和“饬收三瞻内属”等事，并向清廷提出“勘办巴塘屯垦，远驻察台，恐难兼顾，变通留驻巴塘半年，炉厅半年，以期办事应手”的申请。 虽然清廷不准所请，命他仍驻察木多。但他却一直在巴塘住了三个多月。驻藏的钦差却滞留在巴塘久久不走，难免引起当地人的猜疑，而凤全在巴塘期间所推行的新政，更影响到寺庙、土司及驻瞻藏官的利益。

其中一是扩大巴塘垦务的面积，招工开垦。凤全到巴后见巴塘土地膏腴，即欲广开垦地。看中巴楚河谷七村沟茨梨陇一带地方广阔，于是招汉族开垦。丁零寺感到利益被侵，指其地为“神山不可动”，煽惑七村沟民众请求凤全停止开垦。但凤全不听，强行将该处划作垦场。二是在当地招募兵勇，实施训练，作长久驻扎的形势。凤全到巴塘后，又招募了100名兵勇 ，命所带警察兵带领训练，并准备半年后与打箭炉所练新兵合练。巴塘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对这么多兵丁驻扎在此，不能不心存疑虑，担心威胁到自己对地方统治能力。三是限制喇嘛寺的僧人数目，令丁林寺将超编喇嘛清理出寺。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凤全以关外寺庙喇嘛太多，寺庙阴庇“夹坝”，肇乱地方，排斥洋教为由，奏请 “申明旧制：凡土司地方，大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为期，暂停剃度。嗣后限以披单定额，不准私度一僧。其年在十三岁以内喇嘛，饬家属领回还俗”。在清廷尚在“妥议”之时，他便迫不及待的“严饬土司、堪布，将大寺喇嘛令其各归部落，另建小寺散住梵修”。声言要限定巴塘丁林寺喇嘛人数 ，直接打压宗教势力。从而激起寺庙喇嘛的强烈反对。

其实凤全要求的清廷申明的“旧制”，是指雍正二年(1724)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条奏青海省善后事宜十条中提出的“请嗣后定例，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二百人，少者十数人，仍每年稽察二次，令首领喇嘛出具甘结存档”等措施。该措施是因为雍正元年(1723) 青海蒙古罗布藏丹津叛乱时，青海、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地喇嘛多有参与叛乱，“西宁市各庙喇嘛多者二、三千，少者五、六百，遂成藏垢纳污之地”，年羹尧为稳固平叛成果，防止寺庙势力发展，因而提出限制寺庙喇嘛人数之议。清廷当时虽曾批准此事。但实际上藏区各寺庙并未严格执行。不久，年羹尧被处死，此事更成流案。其实藏区黄教大寺实际人数多在千人以上，大大超过此规定。其实凤全要求的清廷申明的“旧制”，是指雍正二年(1724)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条奏青海省善后事宜十条中提出的“请嗣后定例，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二百人，少者十数人，仍每年稽察二次，令首领喇嘛出具甘结存档”等措施。该措施是因为雍正元年(1723) 青海蒙古罗布藏丹津叛乱时，青海、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地喇嘛多有参与叛乱，“西宁市各庙喇嘛多者二、三千，少者五、六百，遂成藏垢纳污之地”，年羹尧为稳固平叛成果，防止寺庙势力发展，因而提出限制寺庙喇嘛人数之议。清廷当时虽曾批准此事。但实际上藏区各寺庙并未严格执行。不久，年羹尧被处死，此事更成流案。其实藏区黄教大寺实际人数多在千人以上，大大超过此规定。丁林寺位于巴塘城中，是黄教大寺，在宗教上为拉萨三大寺的“子寺”，时有喇喇1500余人，辖有四乡小寺16座，在巴塘拥有很大影响力。早在凤全到巴之前，该寺就因反对开办垦务与巴塘官员冲突。凤全到巴后，发现丁林寺气焰嚣张，当地政令常因其寺阻挠而难行。因而想采取压抑其寺气焰，削弱其寺势力的办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为推行垦务等新政扫清障碍。恰好当时正发生了一起巴塘法国传教士蒲德元被劫案。虽然劫案发生在里塘地界。但凤全风闻劫匪与丁林寺有关，遂责令“巴塘文武悬赏购线协拿，期于获盗，究出（丁林）喇嘛寺勾通情罪，一并重惩。” 此事虽未究出结果，但却引起丁林寺对凤全的怨愤。此时，凤全又提出限制该寺喇嘛人数的主张，使丁林寺对凤全更加仇恨，而凤全由于不了解民众的宗教感情和当地信仰习惯，在清政府尚未批准其限制寺庙人数奏议，也没有充分地实施准备的情况下，却“时常当堂对众言道，每寺只许住喇嘛三百名，余则一千二百余名即行还俗，如不遵允，定行诛戮。” 这就更加速激化了矛盾。丁林寺喇嘛便利用凤全的卫兵均着新建陆军短装，戴大盖帽，佩带洋枪，与以往清军着装迥异的情况。造谣说凤全“非大皇帝所派钦差，是洋人所派，将收我土地畜牧财产，傀送洋人。于是夷众大哗，群情鼎沸” 。都司吴以忠带弁兵数人在行辕弹压时，被众人指为勾结洋人的汉奸，当场打死。凤全这时才感到惊恐失措。凤全的钦差行辕原来设在巴塘粮台衙门，其地名喇嘛城 。凤全感到其地不安全，于二十九日凌晨将钦差行辕转移到正土司罗进宝的官寨中。此时凤全所募土勇大都逃散，只有警察兵保卫。不过，土司官寨墙高壁厚，又有卫兵持新式快枪把守，正副土司也同住寨中。外面的喇嘛、群众虽然围住，放枪示威，并未进攻。从凤全当天发给刘廷恕的求援函来看，他只是要求“即刻选派熟练夷务能事哨弁，将全留炉卫队勇丁50人率领，驰赴巴塘，以壮声威而资镇慑”。 说明凤全当时对事态的严重性并没有足够认识，只准备调50名卫队来“威慑”。

凤全惊惧之中，无奈只得听从两土司意见，决定三月一日动身返回打箭炉。粮员吴锡珍此时住在头人阿登之家，闻讯急忙赶来劝阻，请求凤全留下来坚守，以待援兵。但凤不听，执意要走。当风全一行50余人行至离巴塘2里的鹦哥嘴红亭子地方时，被早巳埋伏在此的喇嘛和民众冲出袭击，凤全及其随行人员全部被杀。此前，匿于副土司官寨的法司铎牧守仁等二人，见土司不可信，乘夜翻墙逃走，途中被杀。

巴塘事变发生后，清政府立即令提督马维骐率提标兵5营进剿，又命建昌道赵尔丰为善后督办率两营续进。同时命驻藏大臣有泰见机行事，安抚好各部，马维骐于四月平定泰宁县后，当即率部向巴塘进发。抵巴境后，侦知“前数日有巴塘派来喇嘛头人于此调聚百姓，垒卡防守，暨见大兵前来，皆不愿应战，于前夜自行解散。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马军顺利的进入巴塘城，“擒两土司而诛之”。以八阁堪布为首的倡乱喇嘛据守丁林寺，马军攻不进，以炮轰击，大殿中弹起火，全寺焚毁。八阁喇嘛等被擒，余众逃往七村沟。马派军“分剿七村，斩馘亦不少”。赵尔丰于八月初到达巴塘时，马维骐“己火焚丁林，马踏七村” 。赵驻巴后，“麻多哇等七村以愚悍听番僧驱使” ，继续顽抗。赵派兵三路进剿，血洗七村沟。巴塘事变始平。之后，赵开始清户口，查地亩，规定粮税，废除土司，委吴锡珍代理地方一切事宜；委候补知县王会同为盐井镇委员，前往招安兼征盐税。巴塘事变使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经营川边，“改土归流”，建立行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于光绪三十二年秋，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将土司地方一并改流，兴办屯垦、教育、开矿、招商、练兵等新政，筹建西康省。自此，赵尔丰以巴塘县为基础，开始了在康巴藏区全面“改土归流”、筹备建省的行动。

凤全在巴塘逐处履勘，落实可耕而易成土地五六千亩，随即加派差遣委员四川省已革候补知县秦宗藩、贵州省试用巡检陈式钰，拨勇加工，会同核实开办，计划一年间约可成田1000余亩。打箭炉厅同知刘廷恕在炉霍试办垦务。

凤全裁汰关内防军两营，归并一营，合前募之军，共1000人，分扎打箭炉、理塘县、巴塘、察木多，七防三垦，饷章营制悉仿湘军。

凤全认为，瞻对本川省藩篱，应与驻藏大臣有泰磋商后收归川省。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月)，凤全奏请限制喇嘛寺人数。凤全在奏疏中写道:理塘地方“僧多民少，大寺喇嘛多者四五千人，借以压制土司，刻削番民，积习多年”。凤全提出凡土司地方，大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为限，暂缓度嗣后限以披单定额，不准私度一僧。其年在十三岁以内喇嘛，责令家属领回还俗。

川西巴塘县城东郊三公里处的鹦哥嘴岩壁上，镌刻着六个篮球般大的字：“凤都护殉节处”。六字石刻，铭记着康巴藏区凤全的清代钦差大臣，在鹦哥嘴被当地藏民设伏诛杀。

清政府以凤全“死事惨烈，深堪悯恻”，仿傅清、拉卜敦之例，于成都市北郊建“昭忠祠”以祀，并赐谥“威愍”。

《清史稿》：“凤全清操峻特，号刚直，然性忭急，少权变，不能与番众委蛇，故终及难云。”

四川省社科院任新建《康藏近代民族关系史》：凤全在晚清称为“干员”。在川为官二十年，以“治盗能，驭下猛”而闻名。为人执傲，刚愎自用，不善听取他人意见，即使同僚、上司亦常顶撞，动辄便称“你把凤老子怎样！” 。凤全经边虽然以悲剧告终，然而，从当时川藏全局的角度来看，凤全不惧艰难，勤于任事，“筹划经营，不遗余力”。 在晚清时代官员中是很难得的。他所极力推行的开垦、收瞻、练兵及改土归流，限制寺庙势力等举措，是立足于“固川保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是贯彻清政府“经营川边，以为西藏自治区后援”这一正确战略决策的必然。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层面上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